1984年,姚遷在南博院長任上自縊身亡,時年58歲。他為何會自盡?紅學家馮其庸先生在口述自傳《風雨平生》中,專門寫了一篇《姚遷事件》,披露了背后的秘密。
1984年11月8日清晨,南京博物院 館長辦公室的門緊閉著。
工作人員覺得不對勁——58歲的院長姚遷從未這么晚還沒開門。當門被撬開時,人們發現他已經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
桌上攤開放著一本泛黃的文物借閱登記冊,上面記錄著一批珍貴字畫的出借情況。這些本該屬于國家的文物,被一些人以“觀賞”為名借走,卻遲遲不見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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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個寒冷的秋日早晨,南京博物院像往常一樣準備開館。工作人員注意到院長辦公室的門依然緊閉,這極不尋常。
姚遷是個極其守時的人,每天總是第一個到館,最后一個離開。當工作人員最終打開那扇門時,呈現在眼前的一幕讓所有人震驚:姚遷已懸梁自盡,身體早已冰冷。
現場沒有打斗痕跡,辦公桌上整齊擺放著幾份文件和那本文物借閱登記冊。登記冊被翻到最近的一頁,上面清晰地記錄著幾件珍貴文物的出借信息:出借時間、借閱人、應歸還日期。而應歸還日期那一欄,早已過去數月甚至數年。
警方后來在調查中發現,姚遷在前一晚整理了所有文件,甚至將辦公室打掃得干干凈凈。他給家人留下簡短字條,上面只寫著:“清白難證,唯有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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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964年,南京博物院首任院長曾昭燏 從靈谷塔一躍而下,震驚了整個文博界。這位曾國藩家族的后人,將一生獻給了中國的考古與文物事業。
姚遷當時擔任副院長僅兩年。曾昭燏的突然離世讓管理南博的重擔完全落在了他的肩上。
時年38歲的姚遷面對的是一個藏品豐富但管理基礎薄弱的博物館。他深知自己肩上的責任——不僅要保護好這些國家瑰寶,還要建立一套科學的管理制度。
姚遷早年從事教育工作,養成了認真細致的工作習慣。進入文博領域后,他將這種習慣帶到了文物管理中。上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完善文物登記制度,確保每一件文物都有完整檔案。
03
姚遷在任期間,南京博物院發生了顯著變化。他主持編纂了《南朝陵墓石刻》 《六朝藝術》等重要著作,提升了南博的學術地位。
1980年是姚遷事業的高峰。在他的倡議下,江蘇省考古學會 、博物館學會 相繼成立,他本人也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博物館協會 會員——當時全中國只有六人獲此殊榮。
姚遷特別重視文物保護的制度建設。在1978年版的《博物館學概論》封面上,他用毛筆工整寫下“制度為先”四個字。這本書一直放在他的辦公桌上,時常翻閱。
在同事眼中,姚遷是個“較真”的人。一次,一位工作人員將文物標簽寫錯了一個字,姚遷發現后要求立即更正,并召集全館人員開會強調:“一字之差,可能就會誤導后世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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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上世紀80年代初,一股不良風氣悄然興起:一些有身份的人以“鑒賞”為名,從博物館借走珍貴文物,卻遲遲不歸還。
姚遷的登記冊上,這樣的記錄越來越多。張大千的山水畫、鄭板橋的竹石圖、文徵明的行書卷...這些國家一級文物,就這樣流散在外。
更讓姚遷焦慮的是,借閱者多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每次催討都會遭遇各種推諉。“再欣賞幾天”、“下次一定歸還”成為最常見的托詞。
一位老同事曾勸姚遷:“有些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就過去了。”姚遷搖頭:“今天閉一只眼,明天就可能丟掉一件國寶。我不能做這個罪人。”
05
姚遷開始系統地整理這些違規借閱記錄。他按照時間順序,將每一件被借文物的詳細信息、借閱人、借出日期、承諾歸還日期一一登記在冊。
隨著記錄越來越厚,姚遷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有人開始傳他的閑話,說他“不識時務”、“小題大做”。更有甚者,指責他利用文物謀取私利。
真正讓姚遷陷入絕境的是1984年《光明日報》 的幾篇報道。這些文章指控姚遷“學術不端”、“剽竊他人成果”,言辭激烈,卻缺乏確鑿證據。
后來證實,這些報道與姚遷多次催討某位領導借走的珍貴字畫有關。紅學家馮其庸在回憶中寫道:“姚遷因頻繁催討領導借走不還的字畫而遭人記恨,先是被誣作風問題,查無實據后又被扣上學術剽竊的帽子。”
06
面對指控,姚遷試圖辯解,但聲音太微弱。他寫給上級的澄清信石沉大海,請求調查的申請無人理會。
那段時間,姚遷明顯消瘦了。但他仍然每天準時上班,繼續整理那些文物借閱記錄。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周,他甚至再次拜訪了幾位借閱者,懇請他們歸還文物。
一位借閱者事后回憶:“那天姚院長來的時候,聲音都是沙啞的。他說‘這些字畫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它們是民族的。我求您了,還回來吧。’”
可惜,這樣的懇求沒有得到回應。
07
在清理姚遷遺物時,工作人員發現了一份特殊的清單。這份清單詳細記錄了37件被違規借出的珍貴文物,每一件都注明了借閱人、借出時間和多次催討的記錄。
清單的最后,姚遷用紅筆寫道:“以上文物,皆為國家珍寶,望后人能繼續追索,務必使其回歸博物院。遷無能,愧對先人,唯有一死以證清白。”
姚遷的死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1985年,經調查核實,媒體終于為姚遷平反,承認對他的指控嚴重失實。那些曾經指責他的人,有的被撤職,有的公開道歉。
但這一切來得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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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2025年12月,南京博物院再次陷入輿論漩渦。這次是關于收藏家龐萊臣 后人捐贈的137幅古畫,其中一幅明代名作竟出現在拍賣會上,起拍價高達8800萬元。
面對質疑,博物院將責任推給了半個世紀前參與鑒定的已故專家。這種回應讓人不禁想起姚遷當年的遭遇——問題出現時,責任總是被推向過去,推給已經無法說話的人。
今天,當游客在南京博物院欣賞那些珍貴文物時,很少有人知道,每一件能完整陳列于此的文物背后,可能都有一位像姚遷這樣的守護者。
博物院新館的現代化設施令人贊嘆,恒溫恒濕系統、電子防盜裝置、數字登記系統...這些姚遷當年夢寐以求的設備如今已成為標配。
但技術的進步真的解決了所有問題嗎?那份記錄著37件失蹤文物的清單,如今又在何處?
如今,只有極少數老員工還記得,曾經有位院長因為一批借出未還的文物,選擇用生命作最后的抗爭。
如今,再也沒有像姚遷這樣的守護者愿意用生命去保護國寶,反而是那些利用職權去“合法掠奪”珍貴文物的文化漢奸。
姚遷,讓人敬仰!那些強占文物者,可恥!讓人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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