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原院長姚遷之死

1984年，姚遷在南博院長任上自縊身亡，時年58歲。他為何會自盡？紅學家馮其庸先生在口述自傳《風雨平生》中，專門寫了一篇《姚遷事件》，披露了背后的秘密。

1984年11月8日清晨，南京博物院 館長辦公室的門緊閉著。

工作人員覺得不對勁——58歲的院長姚遷從未這么晚還沒開門。當門被撬開時，人們發現他已經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

桌上攤開放著一本泛黃的文物借閱登記冊，上面記錄著一批珍貴字畫的出借情況。這些本該屬于國家的文物，被一些人以“觀賞”為名借走，卻遲遲不見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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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寒冷的秋日早晨，南京博物院像往常一樣準備開館。工作人員注意到院長辦公室的門依然緊閉，這極不尋常。

姚遷是個極其守時的人，每天總是第一個到館，最后一個離開。當工作人員最終打開那扇門時，呈現在眼前的一幕讓所有人震驚：姚遷已懸梁自盡，身體早已冰冷。

現場沒有打斗痕跡，辦公桌上整齊擺放著幾份文件和那本文物借閱登記冊。登記冊被翻到最近的一頁，上面清晰地記錄著幾件珍貴文物的出借信息：出借時間、借閱人、應歸還日期。而應歸還日期那一欄，早已過去數月甚至數年。

警方后來在調查中發現，姚遷在前一晚整理了所有文件，甚至將辦公室打掃得干干凈凈。他給家人留下簡短字條，上面只寫著：“清白難證，唯有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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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南京博物院首任院長曾昭燏 從靈谷塔一躍而下，震驚了整個文博界。這位曾國藩家族的后人，將一生獻給了中國的考古與文物事業。

姚遷當時擔任副院長僅兩年。曾昭燏的突然離世讓管理南博的重擔完全落在了他的肩上。

時年38歲的姚遷面對的是一個藏品豐富但管理基礎薄弱的博物館。他深知自己肩上的責任——不僅要保護好這些國家瑰寶，還要建立一套科學的管理制度。

姚遷早年從事教育工作，養成了認真細致的工作習慣。進入文博領域后，他將這種習慣帶到了文物管理中。上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完善文物登記制度，確保每一件文物都有完整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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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遷在任期間，南京博物院發生了顯著變化。他主持編纂了《南朝陵墓石刻》 《六朝藝術》等重要著作，提升了南博的學術地位。

1980年是姚遷事業的高峰。在他的倡議下，江蘇省考古學會 、博物館學會 相繼成立，他本人也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博物館協會 會員——當時全中國只有六人獲此殊榮。

姚遷特別重視文物保護的制度建設。在1978年版的《博物館學概論》封面上，他用毛筆工整寫下“制度為先”四個字。這本書一直放在他的辦公桌上，時常翻閱。

在同事眼中，姚遷是個“較真”的人。一次，一位工作人員將文物標簽寫錯了一個字，姚遷發現后要求立即更正，并召集全館人員開會強調：“一字之差，可能就會誤導后世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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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初，一股不良風氣悄然興起：一些有身份的人以“鑒賞”為名，從博物館借走珍貴文物，卻遲遲不歸還。

姚遷的登記冊上，這樣的記錄越來越多。張大千的山水畫、鄭板橋的竹石圖、文徵明的行書卷...這些國家一級文物，就這樣流散在外。

更讓姚遷焦慮的是，借閱者多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每次催討都會遭遇各種推諉。“再欣賞幾天”、“下次一定歸還”成為最常見的托詞。

一位老同事曾勸姚遷：“有些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就過去了。”姚遷搖頭：“今天閉一只眼，明天就可能丟掉一件國寶。我不能做這個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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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遷開始系統地整理這些違規借閱記錄。他按照時間順序，將每一件被借文物的詳細信息、借閱人、借出日期、承諾歸還日期一一登記在冊。

隨著記錄越來越厚，姚遷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有人開始傳他的閑話，說他“不識時務”、“小題大做”。更有甚者，指責他利用文物謀取私利。

真正讓姚遷陷入絕境的是1984年《光明日報》 的幾篇報道。這些文章指控姚遷“學術不端”、“剽竊他人成果”，言辭激烈，卻缺乏確鑿證據。

后來證實，這些報道與姚遷多次催討某位領導借走的珍貴字畫有關。紅學家馮其庸在回憶中寫道：“姚遷因頻繁催討領導借走不還的字畫而遭人記恨，先是被誣作風問題，查無實據后又被扣上學術剽竊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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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指控，姚遷試圖辯解，但聲音太微弱。他寫給上級的澄清信石沉大海，請求調查的申請無人理會。

那段時間，姚遷明顯消瘦了。但他仍然每天準時上班，繼續整理那些文物借閱記錄。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周，他甚至再次拜訪了幾位借閱者，懇請他們歸還文物。

一位借閱者事后回憶：“那天姚院長來的時候，聲音都是沙啞的。他說‘這些字畫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它們是民族的。我求您了，還回來吧。’”

可惜，這樣的懇求沒有得到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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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理姚遷遺物時，工作人員發現了一份特殊的清單。這份清單詳細記錄了37件被違規借出的珍貴文物，每一件都注明了借閱人、借出時間和多次催討的記錄。

清單的最后，姚遷用紅筆寫道：“以上文物，皆為國家珍寶，望后人能繼續追索，務必使其回歸博物院。遷無能，愧對先人，唯有一死以證清白。”

姚遷的死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1985年，經調查核實，媒體終于為姚遷平反，承認對他的指控嚴重失實。那些曾經指責他的人，有的被撤職，有的公開道歉。

但這一切來得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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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南京博物院再次陷入輿論漩渦。這次是關于收藏家龐萊臣 后人捐贈的137幅古畫，其中一幅明代名作竟出現在拍賣會上，起拍價高達8800萬元。

面對質疑，博物院將責任推給了半個世紀前參與鑒定的已故專家。這種回應讓人不禁想起姚遷當年的遭遇——問題出現時，責任總是被推向過去，推給已經無法說話的人。

今天，當游客在南京博物院欣賞那些珍貴文物時，很少有人知道，每一件能完整陳列于此的文物背后，可能都有一位像姚遷這樣的守護者。

博物院新館的現代化設施令人贊嘆，恒溫恒濕系統、電子防盜裝置、數字登記系統...這些姚遷當年夢寐以求的設備如今已成為標配。

但技術的進步真的解決了所有問題嗎？那份記錄著37件失蹤文物的清單，如今又在何處？

如今，只有極少數老員工還記得，曾經有位院長因為一批借出未還的文物，選擇用生命作最后的抗爭。

如今，再也沒有像姚遷這樣的守護者愿意用生命去保護國寶，反而是那些利用職權去“合法掠奪”珍貴文物的文化漢奸。

姚遷，讓人敬仰！那些強占文物者，可恥！讓人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