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湖平被帶走核查一周后,出現不堪一幕:亞洲周刊賬號遭遇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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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往直前的生活家
82歲的前院長剛被調查組帶走一周,媒體賬號清空、舉報人接到恐嚇電話,事情的緊張程度被現實直接抬高
這起爭議并不是憑空冒出來
2025年5月,一幅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出現在拍賣場,被估價8800萬元
畫作被指源自1959年龐萊臣后人龐增和捐給南京博物院的137件書畫之一,龐家后人龐叔令因此質疑流失,討論迅速從一張畫擴展到整個館藏的管理與處置
國家文物局和江蘇省多部門調查組隨即介入并進駐南京,核查仍在進行
官方與捐贈人記憶之間存在一條難以忽略的縫隙
南京博物院稱,這件《江南春》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被專家鑒定為贗品,1997年調撥至江蘇省文物總店,2001年以6800元售出,買家登記只有“顧客”兩個字
捐贈方不認這幅畫是偽作,亦質疑處置過程中未得到告知
從時間點到價格,再到買家登記的模糊,這一串信息讓人無法不追問程序是否經得起復盤
誰有權認定贗品,認定鏈條包含哪幾步,捐贈人是否應被書面告知,這些問題如果不說清楚,就難以服眾
把事情落到人和動作上,才能看清紋理
文件顯示,時任副院長徐湖平簽字批準調撥,同時他兼任江蘇省文物總店法人;
這組交叉信息是目前最需要解釋的關鍵點
節點接連出現
12月23日,調查組帶走徐湖平夫婦協助調查,相關報道由亞洲周刊與BBC等媒體發出
此前他曾否認經手此事
“以調查結果為準”
是他留下的句子;
這句話看似平穩,卻把話題全部壓回到證據與程序上
同一天的另一個現場很具體
南京市監局將徐湘江名下的南京敏求藝術品有限公司標記為經營異常,給出的理由是住所無法聯系,工作人員上門時門鎖著,屋里空落落,已無人停留
一段冷清的走廊比任何概念更有說服力
工商信息被網友翻查出一個股東名字叫封蕾,與南博某部門負責人同名,這在評論區引發聯想,但事實止步于名字重合,性質與關系需要調查厘清
股東封蕾與南博內部人員同名的細節加重外界的聯想,但尚需核實
舉報人的經歷同樣牽動人心
南博退休職工郭禮典聯合四十多位同事,實名舉報徐湖平多年,材料涉及六個方面,包括將故宮南遷文物等鑒定為贗品并低價流轉、與兒子合作牟利以及生活作風問題
他在接受調查組問詢后回家,隨后接到來自不同地區的恐嚇電話,有顯示為山東,也有顯示為陜西,警告他“不要亂說話”
這不是普通的口角,舉報屬于依法途徑,威脅舉報人則需要被依法追查
舉報人郭禮典接到跨省恐嚇電話,這一行為應依法查清來源并保護舉報人
目前他已報警,手機實名制也為溯源提供了可能
另一條線索走向媒體端
亞洲周刊在這次事件里被不少網友稱為“業內良心”,因為持續公布細節:包括12月23日的帶走消息、郭禮典的問詢情況、杭師大副教授徐鶯冒充龐家后人的查證、以及徐湖平親筆信片段
這份持續,伴隨的是更密集的攻擊
近一段時間,賬號頻繁遭到不明來源的舉報與圍攻,質疑它是香港媒體、背后股東與新加坡明報有關,進而否定報道的權威性,甚至指摘持續披露是“別有用心”
輿論壓力不斷堆疊
12月28日晚,亞洲周刊清空與南博事件有關的微博,只留下三張空圖,原因未披露
在公眾注意力最集中的時刻,信息窗口忽然被關上,人們自然會追問動因
這件事究竟要辨明什么
核心不只是畫是真是假,而是管理與程序是否立得住、責任鏈是否閉合有效、公共機構能否讓捐贈人與公眾看見透明的流程
當問題上升到制度層面,震蕩的范圍便不可能局限于一幅畫
這不是一幅畫的問題,而是管理與程序的完整鏈條是否站得住
流轉流程要能復盤,鑒定意見要有記錄,簽字與審批要準確對應權責,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含糊都可能成為漏洞
整理這幾天的節點,能看到線索如何交匯
徐湖平在副院長任內的簽批,文物總店的法人身份,1997年的調撥,2001年的出售,6800元的價格,買家的模糊登記,兒子公司在12月23日當天被標記異常,這些信息如果被放在同一張桌子上逐項核對,因果關系會更清楚
與此同時,攻擊媒體與恐嚇舉報人這兩條支線,雖然不必夸大,但也不該忽略,因為它們直接影響信息流通與證言安全
如何收尾,是目前最現實的關切
國家文物局工作組已赴南京核查,江蘇省委、省政府牽頭的調查組表示“徹查到底、及時公布”
承諾的分量取決于落實的速度與廣度,尤其是在外界關注度高的狀態下
調查組承諾徹查到底及時公布,這是當前最有效的路徑
與其把討論推向猜測,不如把注意力放到能被核對的材料上
文物的命運要通過紙面與程序被確認,不是靠一地傳聞
還有兩點值得被反復看見
捐贈是信任行為,博物館處理捐贈品的每一步應當有可查的痕跡與可追的責任
其次,無論輿論多喧囂,舉報人保護都必須被放在明確的位置,否則無人敢說話,問題也不會被真正解決
“以調查結果為準”不是推諉,它提醒所有人,結論必須由證據支撐
所有當事人的名字在新聞里反復出現,但決定真相的仍是流程與證據
對公眾來說,等待并不意味無所作為,可以持續關注節點提醒:調查是否覆蓋故宮南遷文物的清點,是否對1997至2001年的處置鏈條進行了全量追溯,是否對關聯企業與人員開展了合規審查,是否對舉報人建立了實質性保護
問題問得準確,答案才可能清楚
現在,需要的不是更多戲劇化的細節,而是把每一步還原到文件與時間上
等一份正式通報,等一個可復核的結論,等一個能讓捐贈人、收藏界與公眾都信服的處理方案
真相需要文件、程序和時間來拼合,答案不會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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