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軍英雄戰利品展出被盜，專案組遍查無果，主犯2年后自己跳出來

1958年11月21日，共青團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第二次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此次大會是為了響應1955年第一次青年大會提出的“為社會主義建設立功”召開的。

參加會議的5000名青年積極分子是從全國400萬名青年積極分子中選出的，為此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周總理、朱老總后來也都出席了大會的開幕式。

圖|1958年周恩來接見全國第二次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

大會期間還舉辦了“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展覽會”，集中展示了全國青年在工業、農業、軍隊等領域的建設成就。

不過也是在大會期間，出了件奇案，雖然公安機關在案發后投入了巨大的精力進行調查，但該案卻毫無線索，一直到數年后，該案的主犯自己露出了蛛絲馬跡，這才被逮捕。

這起案件就是有名的戴維斯手槍失蹤案。

1

喬治·安德魯·戴維斯是美軍王牌飛行員，而戴維斯手槍自然也是他的配槍。

根據資料記載，戴維斯在二戰時期參加美國空軍曾參加戰斗飛行266次，擊落敵機7架，被當時的美國政府稱為“空中英雄”。二戰結束以后，戴維斯接受了噴氣式飛機的訓練，朝鮮戰爭爆發后，戴維斯于1951年10月奉調到朝鮮參戰，僅數月時間就出戰了60次，并擊落了14架飛機，因而成功晉升“王牌飛行員”。

值得一提的是，戴維斯的戰績是被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所承認的。

那么，戴維斯手槍是怎么到的中國，又如何作為展覽品出現在“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展覽會”，這還要從抗美援朝說起。

圖|張積慧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一開始是只有地面部隊，沒有空軍，面對美軍的空中聯合地面部隊的力量顯得有心無力。

與此同時，中國人民空軍也在蘇聯的幫助下，從無到有的建立起來，在毛主席的要求下，新生的中國人民空軍也決心入朝參戰。

后來事實證明，這個決策無比正確。

整個抗美援朝戰爭中，志愿軍空軍取得了輝煌的戰績，還涌現出了特等功臣16名，一等功臣68名，這其中獲得一級戰斗英雄、特等功臣的有王海、劉玉堤、孫生祿、趙寶桐、張積慧、魯珉。

戴維斯手槍是志愿軍戰斗英雄張積慧的戰利品。

1952年2月10日，在靠近鴨綠江的博川地區，作為美國空軍第四戰斗截擊機聯隊第334中隊少校中隊長，戴維斯隨隊參加了當天美軍航空隊對米格走廊的巡航。

根據資料記載，在美軍航空隊巡航期間，志愿軍同時升空作戰，張積慧也駕駛著米格-15戰機升空飛抵作戰區域。雙方在空中發生了交火。

也就是在混戰中，戴維斯的飛機被我軍的飛機擊中墜落，當志愿軍第149師的部隊趕到事發地點的時候，戴維斯已經死在飛機殘骸中，通過他隨身攜帶的狗牌以及其他物品，中國方面斷定擊落的是戴維斯，這在當時引起了轟動。

因為戴維斯自從出現在朝鮮戰場以后，就對志愿軍空軍以及蘇聯空軍（當時秘密參戰）造成了很大的威脅，他被擊落在當時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事后就是誰擊落了戴維斯，中方與蘇方也進行了一些爭執，因為蘇聯方面認為是他們的飛行員擊落了戴維斯，后來被證實不可能，因為蘇聯方面宣稱擊落戴維斯的那名飛行員當天作戰的空域距離擊落戴維斯的地點還很遠。

這么一來，也就只有可能是志愿軍空軍擊落了戴維斯。

盡管事后還有些許爭議，但志愿軍在經過調查后，認定是張積慧擊落了戴維斯。

1952年2月23日，志愿軍方面將此事報告給了毛主席，張積慧也在事后被授予了“一級戰斗英雄”榮譽稱號，后來被定為“全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分子”。

1958年12月，第二次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舉辦的“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展覽會”在北京貢院大街的團校舉行，戴維斯隨身攜帶的一把手槍也被公開展出，成為第六展室的主要展品。

應該指出的是，戴維斯的這把柯爾特左輪手槍，因為飛機爆炸的緣故，其實已經被燒壞了，不能激發，而且也沒有槍柄的，從實用的角度出發，只能算是一把損壞的槍支。

令人萬萬沒想到的就是，同年12月13日上午，戴維斯這把槍就不翼而飛。

2

北京市公安局在接到展覽的報警后，立即派時任治安處副處長朱培鑫、偵查科長王少華及偵查員徐宗正、張敬文趕往案發現場。

不多時，東城公安分局的許建新副分局長、刑警科長及團中央的徐延年同志、解放軍總政部的王瑞堂少校和青年部的秦金鋒上校也到了現場。

各方共同聽取了展覽辦公室負責人的案情介紹。

根據展覽辦公室負責人的描述，展覽是上午8時開的門，負責介紹戴維斯手槍的講解員李榮昌在開門前半小時（即7時30分），用玻璃紙將槍包好放在陳列臺，講解員沈賢琪于10時05分左右接李榮昌的班，第一次講解她還拿起這支手槍讓參觀者看，在第六展室講了約有六分鐘左右就到了第七展室，在第七展室約有六七分鐘的樣子返回第六展室。這時沈賢琪想看一下展品放置是否整齊，結果就發現手槍不見了！此時約在10時40分左右。沈一方面找李榮昌照看展品，一方面向展覽會辦公室匯報。辦公室負責同志立即關閉大門，禁止人員出入，約在10時50分鐘左右向公安機關報案。

從這個描述也不難看出，展覽本身是有很大披露的。

整個展覽會總共分為四個板塊，即農業、工業、解放軍、志愿軍四個館，其中志愿軍展覽館有十個展室，每個展室之間有墻作為隔斷，中間有扇小門通過，在展覽期間，每名講解員負責兩個展室。

這也意味著，當講解員到下一個展室的時候，上一個展室處于無人監管的狀態。

更重要的是，展出的戴維斯手槍并非是封閉在一個展柜里面，而是可以被人拿在手，不僅僅是講解員，進入展館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把這個展品拿在手中仔細看。

根據講解員回憶，戴維斯手槍是第六展室最受歡迎的展品，特別是受青年學生喜愛，有的學生不但好奇地觀看，而且還拿起來評論一番，有的甚至當場繪制該槍的樣式。

案發以后，展覽會雖然迅速封閉了展館，但因為講解員沈賢琪離開第六展室到發現槍支不見，中間隔了差不多有半個小時，足夠小偷逃離現場。

考慮到丟失的戴維斯手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很快以北京市公安局等單位為主的專案組就成立。

在確定槍支被盜的情況下，專案組分析后認為，有兩種可能：

一、不排除是某個學生或者是頑童出于好奇或者是過于興奮，悄悄拿走了戴維斯手槍；
二、也可能是鋌而走險的人或者有政治目的的人竊走的，因為此槍經修理還能用。

如果是第一種情況，那就要簡單得多。

專案組立刻將展覽館12月13日登記的來參觀的人員名單進行篩查。根據資料記載，當天進入展館的有2015人，其中在關門前走掉的有569人，沒走的有1446人。

根據這一情況，專案組立刻對全市發出了協查通報，要求各單位配合調查當天進入過展館的人，這其中特別是要注意一些人，進入過展館的一些中小學生，參觀展覽期間曾脫離過大部隊的人以及轄區內本就有重大政治問題的人。

與此同時，專案組還要求對全市各旅館進行布控，一旦發現槍支或者是可疑人員要及時上報。

專案組對本市東城、西城、宣武、朝陽四個區作為重點地區進行調查，而本市的中央單位及部隊，由團中央和解放軍總政治部布置工作。

不光如此，考慮到可能是外地來京人員作案，專案組還以北京市公安局的名義向全國各地公安機關發出了協查通報。

專案組在調查期間，各種各樣的線索紛至沓來。

講解員李榮昌曾提到在槍丟失前幾天，他在介紹時，曾有人插了一嘴“這槍有什么特別的”，后來有人告訴他“槍不特別，使槍的人特別”。這個人因為和當時參觀的氛圍很不協調，引起了他的注意。然而專案組介入調查后，發現此事純屬烏龍。

后來市保管局的康瑞英向專案組反映，她說丟槍的那天，曾看見兩個兒童手里拿著手槍，可專案組介入調查后，發現仍然不是。

不久之后，東城區皇城根小學負責人向專案組反映，學校里有個學生常某某，據同學反映手里拿著支槍，而且還是把左輪手槍。

專案組興奮異常，立刻趕往調查，后來發現常某某手里拿著的確實是一把真槍，卻不是展館里面丟的戴維斯手槍，而是其舅父在解放不久之后送給他玩兒的。

警方批評了常某某，并依法將他手里的槍沒收。

宣城區公安局在本地排查期間，打掉了本城區一個盤踞多年的流氓集團——“南城八虎”，后來有人舉報說“南城八虎“之一的徐某曾偷過槍。

宣城區公安局聽聞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立刻針對此線索展開調查，但不出意外，又被排除了。

案件調查至此陷入僵局。

1959年1月25日，專案組就案情專門開了會，會議最終決定，調查工作暫時擱置，戴維斯手槍被竊案由公安機關和各單位的保衛組織，結合日常保衛工作尋找發現線索。

3

轉眼就到了1961年。

這年4月21日，北京市東城區建國門附近發生了一起反動傳單案件，在該地區的趙家樓胡同的墻上、大羊宜賓胡同3號門上、大土地廟胡同電線桿子上、寶珠胡同地上及廁所里，發現了署名“反共同盟會”的反動傳單多張。

東城區公安局偵查處立即組織了人手專門調查此案，考慮到反動傳單多數是張貼于這一地區，警方分析此人很可能就住在附近，于是派出了偵查員日夜蹲守。

令警方慶幸的是，在案件調查一開始，就有一住在當地的居民提供線索。

此人名叫金憲英，男，30歲，北京人，舊職員出身，學生成分，家住建國門內大羊宜賓胡同1號，鐵道部專業設計院辦事員。

警方最初對金憲英的行為很是首肯，然而該案投入調查后幾天，偵查員都是跟這個貼反動傳單的人擦身而過。

時間一長，警方就對金憲英產生了懷疑：

“為什么一案發你就知道在哪兒？”

1961年4月26日，偵查員又盯在案發地點，隔了一會兒的功夫，金憲英九慌慌張張跑出來向居委會治保主任報告稱，說是看見了一個人，大背頭，騎著自行車過去了，這個人一過去，滿地撒的都是傳單。

偵查員就盯在案發現場，根本就沒發現什么騎著自行車的大背頭，只有金憲英一個人跑出跑進。

偵查員認定，這個金憲英在說謊。后來調查發現，這個金憲英平素就好吃懶做，從1957年4月以后，就一直在家泡病號，而且根據居委會反映，此人還有盜竊的前科。

東城區公安局據此，以重大嫌疑唯有傳訊金憲英，金憲英架不住警方訊問，承認了自己盜竊前科，警方據此搜查了金憲英的家，發現了盜竊他人的蘇式手表兩塊、“派克”牌鋼筆等物品和署名“反共同盟會”反動傳單底稿。

等于說坐實了金憲英的犯罪證據。

不過很有意思的是，東城區公安局搜查金憲英家時，還意外發現了多年前丟失的戴維斯手槍的零部件。當年戴維斯手槍失竊一案一直未破，是許多北京老公安心頭的一根刺，此次意外收獲，令當年這起無頭案有了解釋，無疑讓許多人激動。

金憲英大概也意識到自己罪行嚴重，除了承認自己偷竊行為外，其余事情一概不認，甚至于后來都承認是他撒反動傳單，都不承認戴維斯手槍是他偷的。他心里很清楚，偷竊這個行為本身不算什么，關鍵是這個戴維斯手槍本身就有重大意義，一旦被坐實，其罪可能不會小。

在審訊期間，金憲英手槍問題始終避重就輕，不老實交代。一會兒說這手槍是解放前一個美國人給他二伯父金月波(已死亡)的，后金月波給了他。一會兒說金月波在1958年展覽會上偷的，后來又全部推翻。

在拘留所里，金憲英大嚷大鬧，說話語無倫次，似有精神病患者之態，但精神病醫院的醫生多次檢查診斷，沒有認定他是精神病患者。

到最后，金憲英承受不住壓力，承認了自己盜竊戴維斯手槍的罪行。

原來金憲英思想本就反動，他這一思想與他二伯父金月波有很深的關。

金月波是滿族豪門出身，他本人還在晚清王朝出任過吏部主事，清王朝垮臺以后，他也被迫流離，民國時期，金月波曾在美國駐華使館擔任華語教員，此后同美國人結下不解之緣，1947年受美國駐北平總領事館聘任，在華語學校任華語教員。

應該指出的是，金月波在美國駐華使館任教員期間，美國人對他很照顧，他在北平任教員期間，受到他的學生、時任美國駐北京總領事館武官處武官包瑞德的照顧，除每個月領取豐厚的薪水外，包瑞德還額外會給他一些錢接濟他。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包瑞德本身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安在中國的間諜，1950年離開中國，之后離岸籌劃了李安東在開國大典炮擊天安門的計劃，但該計劃最終未成功。

回到金月波身上，因受美國人接濟頗多，所以他下意識里把美國當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金月波的這個態度，極大的影響了他的侄子金憲英，他還對金憲英說：

“你出身清朝貴族，本該享受國家的俸祿，一輩子不用去做事，吃美味佳肴，穿綾羅綢緞，享受不完的榮華富貴，但如今不行了。”

這使得金憲英養成了好逸惡勞的習慣，并從此走上了偷竊的道路。

金月波還不止一次的說美國有多么多么好，稱美國的大米白面吃不完都往海里倒，中國哪哪兒也比不了，這令金憲英更加向往美國生活。

從建國開始，金憲英就一直在偷聽“美國之聲”，他上街購買物品也基本上是以美國貨居多，對他來說，美國就是天堂，后來在審問期間，金憲英還不止一次的表示：

“將來美國人來了，我像二伯父那樣去那里教華語，我甘愿當‘洋奴’，那時，我就能飛黃騰達了。”

1958年12月“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展覽會”期間，金憲英在展覽中看待了戴維斯的手槍，他曾聽伯父金月波說過戴維斯，知道他是美國的王牌飛行員，立刻便對此人產生了狂熱的崇拜，于是萌生了把槍偷走的想法：

“如果把這支手槍竊走，送給美國人，定能立奇功一件！美國人會更相信我，會給我更多的好處。”

金憲英就是抱著給美國主子邀功請賞的想法，偷走了這把槍，只不過自始至終，他的美國主子也不可能知道這一點。后來警方上門調查，金憲英就裝出一副進步的摸樣騙過的偵查人員。

案件至此真相大白。

后經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審判，金憲英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