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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謝倩怡
2025年末,由臧連榮、許若谷聯合執導,劉威葳、段奧娟領銜主演的劇情片《歲歲平安》在全國藝聯專線上映。該片以“為子治病”為引展開敘事,母親李玫為給白血病兒子“平安”尋找骨髓配型,回到重慶找到十多年前被送走的女兒歲歲,并以“姑媽”的身份靠近她,最終引發了一場關于血緣、倫理與性別結構的多重對峙。
影片并未止步于個體悲劇的情感渲染,而是通過敘事設置、人物關系與視聽表達的層層推進,將私人抉擇不斷指向更深層的社會結構問題,使得影片的敘事得以從不同層面展開。
敘事的遮蔽:性別偏見的正當化機制
從敘事層面看,《歲歲平安》并非簡單的母親求女救子的故事,而是呈現出一種被制度與傳統反復塑造的必然結果。從父母拋棄女兒時的眼淚與掙扎,到以姐弟名字命名的家族照相館,再到為子治病這一無可指摘的動機,故事的逐步展開看似是一場單純的家庭悲劇,實則是一套被反復合理化的選擇邏輯。正是在這一敘事的鋪陳下,性別偏見才以“不得已”的形式完成自我遮蔽。
但影片的推進本身即構成對這種遮蔽機制的深刻反詰:若是真的愛女兒,為何十余年從未尋找和探望?只有當家庭危機來臨時,歲歲才被重新“召回”,不是作為女兒這一主體身份被重新承認,而是作為一種(血緣)資源被關注。這也使片名中的“平安”具有一種諷刺性,它指向的不是每個孩子的平安,而是父權譜系得以延續的平安。
母職的異化:父權結構中的女性覺醒
當性別偏見的遮蔽結構開始運作,人物便不可避免地被推入彼此對立又相互糾纏的處境之中,正是在這種張力中,影片的人物復雜性得以顯現。
在對李玫與歲歲關系的書寫中,影片摒棄了簡單的道德劃分。李玫既是父權秩序的執行者,又是其受害者。歲歲對母親的抗拒與猶疑,既源于被拋棄的創傷記憶,又包含對再次被剝奪的本能警惕。母女之間反復出現的靠近與撕裂,使“血緣”不再具有天然的正當性,而成為需要被重新審視的關系前提。
作為關鍵矛盾體,李玫的愧疚與求生本能交織。在這一過程中,其母職角色被異化為對女兒施壓的工具,其道德立場也發生了策略性的滑移:從試探性地照料、以“姑媽”身份試圖建立親密關系,到勸說受阻后迅速轉入情感勒索,甚至通過校園張貼標語,將私人債務轉化為公共審判,使母職逐漸異化為施壓工具。
歲歲則承擔著“被拋棄者如何重構主體性”的敘事功能。她對權威的頂撞、對規則的反抗與對“家”的不信任,與其說是性格叛逆,不如說是創傷外化后的生存策略。影片也并未讓她的成長落入廉價的原諒邏輯,而是通過“救與不救”的倫理抉擇,鮮明地體現了歲歲作為現代女性的主體意識。救,是出于善良與拒絕自我懲罰;離開,是對遲來親情的非全盤性接收。
影像的倫理:空間與光影中的情感延宕
敘事與人物所積累的壓迫感,最終被轉譯為可見、可感的空間與光影結構,使情緒在無聲處持續發酵。影片大量運用空間阻隔、光影反差與鏡頭距離,來呈現人物之間“想靠近卻無法真正抵達”的狀態:車窗、走廊、門框與反光面反復出現,使親情始終處于被分隔、被延宕的視覺結構之中。而在少數被柔光包裹的時刻——粉色石膏、棉花糖、哼唱的旋律——情感短暫流動,卻也因此更顯脆弱。這種克制而含蓄的視聽表達,使影片的倫理困境不通過說教完成,而是在觀看過程中緩慢沉積。
影片的兩個情緒高潮刻畫得尤為深刻:其一是大巴車上真相被揭的高潮段落,通過封閉空間與群體凝視,把“身份—羞恥—暴露”的鏈條推向極致,歲歲從抗拒到茫然的表演展現了“被工具化”的二次創傷。其二是隧道摩托車段落,實現了情緒上從沉重壓抑到短暫治愈的轉變,老劉的淚與笑重疊在同一瞬間,像是創傷間隙里的喘息。這種強烈對比使影片情緒曲線更加鮮明,讓觀眾離場后依然能清晰記得那一刻的重量與溫度。
片名《歲歲平安》所指并非對舊秩序屈從下的“平安”,而是劫波渡盡后,每個個體學會放下執念,不再用舊日傷害懲罰自己,方能真正抵達的內心和解與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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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王藝航(見習)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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