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著陸”是什么鳥？孫玉良：在枯枝上棲息的“驚弓之鳥”

文｜孫玉良

“平安著陸”一詞，在特定語境中褪去了航空術語的樸素外衣，被賦予了一種詭譎而沉重的隱喻。它所指的，并非字面意義上平穩降落的飛行器，而是某些曾行差踏錯、甚至觸犯法網之人，竟能僥幸避開追懲，在看似正常的軌跡上捱至生涯終點，最終以“壽終正寢”的表象謝幕。這“著陸”之“平安”，實則是罪惡未曾清算前的片刻茍安，是懸于命運刀鋒之上的虛假平靜。這只“鳥”，羽翼沾滿污漬，鳴叫帶著顫音，它飛越的不是晴空，而是晦暗的倫理峽谷。

“南博案”越挖越深，徐湖平勾連的社會關系，許多人已經被悼文“蓋棺論定”了，還被人挖出來質疑，不由讓人想起來“平安著陸”這個詞。許多為公家干事的，在職時并不干凈，過著“臺上冠冕堂皇，臺下男盜女娼”的表演戲日子。退休后失去了權勢，最大的愿望就是圖個“平安著陸”。他們的這種“理想”根植于一種扭曲的僥幸心理：或自恃手段高明，痕跡抹除得天衣無縫；或依仗盤根錯節的庇護，相信“法網恢恢，疏而有漏”；或將賭注押在時間流逝帶來的證據湮滅與記憶模糊上。他們以精密的算計，試圖將“犯罪”與“后果”之間的因果鏈條強行拆解，幻想打造一艘能渡過忘川、抵彼岸卻不必付出船資的賊船。

從古代巨蠹和珅在乾隆朝權傾一時、富可敵國，到現代一些腐敗分子在退休數年后方才案發，其間無不彌漫著這種“或許能躲過去”的僥幸煙霧。徐湖平已經八十多歲了，耄耋之年，身體狀況又不好，他最大的夢想就是“平安著陸”壽終正寢。然而，這僥幸現在成了沙上筑塔。正義的追索或許因時勢、證據、阻力而遲延，但其內在動能并未消散，反而可能隨時間沉淀得更為冷峻、堅韌。東窗事發與否，常系于一方當事人無法掌控的偶然，一紙舊賬本的浮現，一個共犯的崩潰，一次次不屈不撓的舉報，甚或是一次毫不相干的系統整頓。將個人命運的“平安”寄托于如此脆弱的或然性之上，不啻將靈魂懸于發絲，其下即是萬丈深淵。

可以想，即便司法利劍暫時未曾落下，只要做了那些腌臜事，退休后的歲月也絕非真正的安寧。每一陣敲門聲，都可能幻化為手銬的撞擊；每一次人事變遷，都可能牽動驚恐的神經；每一場風暴式的反腐行動，都會讓其重溫夢魘。唐朝李林甫“偃月堂”中構陷無數，自己亦在“一夕三遷”的恐懼中病死；明代嚴嵩倒臺后寄食墓舍，在舉世唾罵與極度恐慌中凄然離世。所謂“壽終正寢”，往往只是生理機能衰竭的表象，其精神世界可能早已在漫長歲月里被無聲的驚懼啃噬得千瘡百孔。這種“瑟瑟發抖下的壽終正寢”，絕非福祉，而是一種更為緩慢、卻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的刑罰。它剝奪了內心的平和，玷污了為人的尊嚴，扭曲了人生的意義，使余生淪為一座沒有柵欄卻步步荊棘的內心牢獄。清人趙翼喟嘆“多少平生涕淚處，最難消息到來時”，正是這種懸而未決之恐懼的千古回響。

更深層看，“平安著陸”現象若被默許甚至偶有“成功”先例，其對世道人心的腐蝕遠超個體命運。它踐踏了“罪罰相當”這一社會賴以穩定的因果基石，向公眾傳遞出“權力或運氣可凌駕于法則之上”的致命錯誤信號。當作惡者可能“笑到最后”的陰影投射于社會舞臺，便會在無形中削弱制度的公信力，挫傷良善者的守法信念，甚至催生新的效尤者。一個健康的社會，其文明底線在于讓罪惡暴露于陽光之下，接受法律的審判與道德的譴責，而非任由其在陰影中悄然“著陸”，無論這“著陸”看似多么“平安”。北宋蔡京在流放途中百姓拒售飲食饑渴而死，其罪惡在陽光下無所遁形，公義得以彰顯，這本身即是社會自我凈化能力的體現。

平安著陸是什么鳥？它或許是一只羽翼沉滯、目光游移的驚弓之鳥，棲息的并非祥瑞之木，而是即將被正義雷霆劈開的枯枝。它所代表的僥幸，是人類理性與道德之舟在欲望暗流中最危險的傾側。真正的平安，從來無法在掩蓋罪惡的流沙上建立；真正的壽終正寢，其前提是靈魂的坦蕩與一生的清寧。歷史與邏輯的終審法庭總會到來，或早或遲。而對于行走于世間的每個人而言，與其將命運寄托于“平安著陸”的僥幸，不如讓每一步都行走在光明正大之途，那才是唯一可靠、能讓我們內心真正安寧的“著陸場”。畢竟，在心靈的無邊法庭上，所有的罪狀早已陳列，所有的僥幸皆為徒勞，唯一的救贖之路，始終始于對罪愆的直面與懺悔，而非終于東窗未發時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