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萬沒想到，猶太自治州就建在中國門口？已經成立近一個世紀

837個人的省級行政區：被凍在黑龍江對岸的“紅色錫安”

二〇二一年，俄羅斯聯邦搞了一次人口普查，當那組冷冰冰的數據擺在案頭時，全世界的歷史學者都覺的有一絲荒誕的涼意。

你沒聽錯，甚至湊不齊一所像樣的中學。

這個比例，在當地總人口中僅僅占到了0.6%，比那個著名的“猶太自治州”招牌上的金漆還要稀薄。

這不僅是一個關于人口流失的數據，更是一場歷時近百年的巨大地緣政治實驗的最終謝幕。

很多人可能根本沒想到，就在咱們中國黑龍江省的對岸，隔著一條江，曾經有一個被蘇聯寄予厚望的“紅色錫安”。

如果你站在佳木斯或鶴崗的江邊往北眺望，視線所及的那片蒼茫大地，就是這個世界上僅有的兩個官方猶太轄區之一。

但諷刺的是，當以色列在沙漠中建起綠洲時，這個背靠世界第一大石墨礦、擁有黑土平原的“流奶與蜜之地”，卻在歷史的夾縫中把自己活成了一個巨大的空殼。

要把這事兒說明白，咱們得把時鐘撥回到上世紀20年代。

那時候蘇聯剛成立不久，面對國內兩百萬猶太人的安置問題，斯大林和他的決策層下了一步看似高明、實則殘酷的“大棋”。

他們沒有選擇氣候宜人的克里米亞——那里不僅富庶，而且早已有人居住，容易引發民族矛盾；相反，莫斯科的大手在地圖最東端狠狠一指，選中了阿穆爾河（也就是黑龍江）沿岸這片荒蠻之地。

說白了，這就是把一群人當成沒有感情的磚頭，哪里需要填哪里。

于是，1928年，第一批懷揣著理想主義的猶太移民，坐著擁擠不堪的火車，橫穿了整個西伯利亞。

當他們走下站臺，迎接他們的不是《圣經》里許諾的迦南美地，而是攝氏零下二十多度的刺骨寒風，和夏天能把人吞沒的沼澤蚊蟲。

這片土地在清朝時曾是咱們中國的固有領土，生活著滿族和赫哲族同胞，直到1858年的一紙《璦琿條約》和隨后的《北京條約》，才被沙俄強行割走。

如今，這塊被強權奪走的土地，又成了另一群流浪者的“試驗田”。

那時候的猶太人是真的拼。

在整個30年代，盡管生活條件惡劣到極點，缺醫少藥，甚至連像樣的房子都沒有，但他們硬是在這片凍土上開墾出了20多萬公頃的良田。

街道上響起了意第緒語的問候，劇院里上演著肖洛姆·阿萊漢姆的劇作，甚至還有專門的意第緒語報紙《比羅比詹之星報》。

到了1938年，這里的猶太人口一度達到了峰值，占到了當地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如果歷史就在這里定格，這或許會成為人類拓荒史上的一段佳話。

但歷史從不講溫情，只講利益與恐懼。

就在猶太自治州剛剛有點起色的時候，兩場巨大的風暴徹底摧毀了這個脆弱的夢想。

外患是日本關東軍在偽滿洲國的步步緊逼，讓這里從“家園”變成了隨時可能爆發戰爭的最前線；內憂則是蘇聯那場令人聞之色變的大清洗。

那些原本想在這里尋找避風港的人驚恐地發現，他們不過是從一個陷阱跳進了另一個火坑。

真正的致命一擊發生在1948年。

那一年，以色列在中東宣布建國。

對于比羅比詹的猶太人來說，這無異于一聲驚雷：既然真正的祖國已經誕生，為什么還要留再這苦寒的西伯利亞當“人盾”？

人心散了，隊伍就沒法帶了。

盡管蘇聯政府一度嚴密封鎖邊境，甚至在50年代掀起了新一輪的反猶運動，試圖用強權留住人口，但人心背向已成定局。

隨后的幾十年里，這里就像一個緩慢放氣的氣球。

1991年蘇聯解體，國門大開，壓抑已久的移民潮瞬間爆發。

有點門路的去了以色列，有點資產的去了美國，留下的只有搬不走的工廠和那些已經融入當地俄羅斯族血統的混血后裔。

那些曾經輝煌的猶太劇院、圖書館，如今大多成了擺設，或變成了只有游客才會光顧的“民俗博物館”。

如今你再去比羅比詹，會看到一種極其魔幻的景象。

但走在街上的，絕大多數卻是典型的斯拉夫面孔。

這里依然盛產大豆、依然擁有世界級的礦產資源，工業體系甚至還能造出不錯的機械，但那個關于“紅色錫安”的靈魂，早就隨著阿穆爾河的江水流走了。

站在咱們中國這邊看過去，心情其實挺復雜的。

這片土地見證了晚清政府的無能與國土淪喪的屈辱，也見證了20世紀猶太民族在強權政治夾縫中求生存的掙扎與幻滅。

它就像一個巨大的歷史標本，被封存在北緯48度的寒風里。

那個所謂的“猶太自治州”，最終沒能成為猶太人的家，反倒成了一個關于“人定勝天”與“地緣算計”最沉重的注腳。

這837個留守者，守著的不是一個自治州，而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歷史。

參考資料：

美 瑪莎·葛森，《在這里，既然是猶太人》，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