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三大罪人，每一個都讓中國倒退數百年，第一名人人喊打

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不缺的就是歷史罪人，這三個罪人做的事讓中國綜合實力倒退數百年不止，第一個更是人人喊打，那么，這三大罪人究竟是誰呢？

提到安祿山，人們立刻想到的是“安史之亂”四個字，這場始于唐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十一月、歷時八年的叛亂，被視為大唐由極盛跌向衰弱的轉折點，但把一切歸咎于安祿山個人的野心，就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當時的唐朝，表面繁花似錦，內里卻已埋下致命的隱患，唐玄宗為防御周邊各族，在邊境設立了十個節度使，這些節度使不僅手握重兵，還兼管地方的民政和財政，權力大得嚇人。

到了天寶元年，全國總兵力約57萬，其中49萬竟是駐守邊疆的“邊兵”，外重內輕，中央軍備空虛，朝廷對地方軍事強人的控制力，已經變得非常脆弱。

安祿山正是鉆了這個制度性的大空子，他一人身兼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麾下兵強馬壯，幾乎掌握了唐朝小半的邊防精銳。

他起兵的直接借口是“討伐奸相楊國忠”，也確實洞悉了長安朝廷的腐朽與空虛，叛軍一路南下，河北州縣望風瓦解，很快就攻陷了東部重鎮洛陽。

叛亂并非一帆風順，當常山太守顏杲卿、平原太守顏真卿兄弟起兵抵抗，尤其是郭子儀、李光弼率領的朔方軍出師河北后，戰局一度對唐朝極為有利。

安祿山的老巢范陽與前方的聯系被切斷，軍心動搖，他甚至考慮放棄洛陽逃回北方，唐朝當時完全有希望平定叛亂。

關鍵的歷史拐點，往往系于決策者的一念之間，唐玄宗和宰相楊國忠的昏招，親手葬送了大好局面，他們猜忌鎮守潼關的大將哥舒翰，拒絕其據險固守的正確建議，反而強迫他貿然出擊，結果唐軍大敗，潼關失守，長安門戶洞開。

玄宗倉皇西逃，上演了“馬嵬坡兵變”的悲劇，太子李亨北上靈武即位，是為唐肅宗，至此，一場本可控制的邊將叛亂，徹底演變為動搖國本的浩劫。

安史之亂雖在八年后被平定，但唐朝的全盛時代也徹底結束了，藩鎮割據的局面由此形成，中央權威一落千丈，吐蕃等外族侵擾日益頻繁。

安祿山像一把刀子，狠狠刺向了唐朝早已虛胖的軀體，而握刀的手，既有他自己的野心，更是時代賦予他的可乘之機。

如果說安祿山撕裂了一個帝國的內臟，那么石敬瑭所做之事，則是在中華民族的地理版圖與國防心態上，劃下了一道持續數百年的傷口。

后晉天福元年（公元936年），時任后唐河東節度使的石敬瑭，為反擊皇帝李從珂的討伐，向北方強大的契丹求援。

他開出的價碼，堪稱駭人聽聞：不僅以兒國自居，尊稱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為“父皇帝”，更承諾事成之后，將燕云十六州之地割讓給契丹。

“燕云十六州”是個地理與戰略的綜合概念，大致涵蓋今天的北京、天津及河北、山西北部，這片土地的價值，遠非簡單的領土可以衡量。

它的北部橫亙著燕山山脈和太行山脈，是抵御北方騎兵南下的天然地理屏障，歷代中原王朝在此修筑長城，構建起一套完整的國防體系，失去燕云，就等于中原門戶大開，華北平原無險可守，完全暴露在游牧民族的鐵蹄之下。

石敬瑭此舉，首先是為解燃眉之急的個人權謀，在五代十國那個“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的亂世，道德與節操常常讓位于生存與權力。

他用土地換皇位，建立了后晉，如愿以償，但他這筆交易的后遺癥，卻讓后來的中原王朝，尤其是宋朝，苦不堪言。

整個北宋一朝，收復燕云始終是縈繞在心頭卻難以實現的最高戰略夢想，宋太祖曾設“封樁庫”，想攢錢贖買，宋太宗則發動數次北伐，企圖武力奪回，但均在高梁河、岐溝關等地慘敗。

沒有燕云屏障，北宋定都于無險可守的開封，始終處于戰略被動，必須常年維持一支規模空前龐大的禁軍駐守京師，形成了“積弱”的軍事格局。

這道傷口，直到四百多年后的明朝，才由朱元璋的軍隊最終縫合，石敬瑭的抉擇，為了一己之私，將整個民族的國防安全押上了賭桌，其影響之深遠，確實超乎他個人的想象。

晚清的慈禧太后，可能是這三人中最為復雜、也最具爭議的一個，她統治中國近半個世紀，這段時期恰恰是中國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最為艱難和屈辱的歲月，她的名字，常常與保守、昏聵、賣國相連。

客觀地說，慈禧并非從一開始就拒絕任何變革，她最初支持了以“自強”“求富”為目標的洋務運動，也正是在她掌權期間，中國出現了近代意義上的工廠、海軍和外交。

甲午戰爭的慘敗，將洋務運動的紙面成績擊得粉碎，隨后，光緒皇帝和康有為等人推動的戊戌變法，試圖進行更深層次的政治體制改革，卻因觸及權力核心，在103天后被她發動政變殘酷鎮壓。

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很復雜，但維新派激進且不切實際的策略（如密謀圍園劫后），無疑給了慈禧最堅實的口實，讓她相信變法威脅到了她個人的絕對權力。

對她而言，權力的穩固永遠是第一位的，變革只能是鞏固權力的工具，而不能成為權力的挑戰者。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八國聯軍侵華、《辛丑條約》簽訂之后，慈禧在逃亡西安后重返北京，卻親手開啟了比戊戌變法更為激進的“清末新政”。

為何會有如此巨大的轉變？時勢使然，此時的清朝，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緣，不變革，統治就無法維持。

這場改革來得太遲，且充滿了猶豫與算計，改革被設置了漫長的“預備期”，執行過程中更是腐敗叢生。

更重要的是，改革在釋放社會力量的同時，卻無法滿足民眾尤其是新興知識階層對政治參與和民族獨立的迫切期待。

《泰晤士報》當時就觀察到，非官員階層公眾中“醞釀出一種新生的、急躁甚至幾近反叛的情緒”，改革非但沒有挽救清廷，反而加速了其統治合法性的流失，最終為辛亥革命準備了條件。

慈禧的悲劇在于，她有能力也有機會引領這個古老帝國進行更早、更徹底的轉型，但她對個人權力的執著，讓她在大部分時間里選擇了拖延與壓制。

她主導的改革，最終成了一場為時已晚、且無法贏得信任的“表演”，未能扭轉帝國沉沒的命運。

回望這三位歷史人物，我們不難發現，將他們簡單地釘在“罪人”的恥辱柱上，雖然解氣，卻無助于我們理解歷史的復雜性。

安祿山的反叛，是唐朝中央與地方軍事平衡徹底失控的必然爆發，石敬瑭的割讓，是五代武人政治毫無底線、漠視長遠民族利益的極端體現，慈禧的搖擺，則是一個腐朽專制政權在現代化浪潮前進退失據的集中縮影。

他們個人的選擇固然可鄙可嘆，但驅動他們做出這些選擇的，是更為龐大、頑固的制度缺陷與時代慣性。

歷史的教訓不在于尋找幾個替罪羊，而在于看清那些讓“罪人”得以出現、讓錯誤抉擇得以發生的深層土壤。

當我們談論安祿山時，應警惕權力的失衡，談論石敬瑭時，應明白地緣安全與民族大義的至高無上，談論慈禧時，則需思考變革的勇氣與時機何等重要，他們的故事，終究是一面鏡子，照見的不僅是過去，或許還有未來需要避免的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