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紅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那么龐大的軍費究竟是從何而來？

提起工農紅軍，有一條鐵律深入人心 —— 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紅軍戰士穿補丁衣、吃野菜粥，卻始終堅守著對百姓的承諾。

可一支不斷打仗、持續擴編的大軍，要吃要穿、要武器彈藥、要藥品器械，龐大的開支從何而來？

很多人以為這只是一句宣傳口號，卻不知背后藏著一套嚴密且充滿智慧的生存體系。這套體系既區別于舊軍閥的搜刮掠奪，又扎根于民心所向，最終支撐紅軍走過最艱難的歲月，走向勝利。

一、鐵律的誕生：與舊軍隊劃清界限的生死抉擇

1927 年，工農紅軍剛誕生時，中國大地正被軍閥混戰的陰霾籠罩。

當時的北洋軍閥、地方雜牌軍，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百姓家中的糧食被強行征用，財物被肆意搜刮，甚至出現 “兵過如梳，匪過如篦” 的慘狀。

百姓對軍隊的印象，早已是 “兵匪不分”，只要看到穿軍裝的人，就嚇得四處逃竄。

紅軍初創時，兵力薄弱、物資匱乏，若想在夾縫中生存，必須打破百姓對 “軍隊” 的固有認知。

毛澤東在三灣改編時就明確提出：“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個紅薯。”

隨后，“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被寫入紅軍紀律，成為不可逾越的底線。

這條紀律看似 “自斷財路”，實則是最明智的選擇 —— 只有讓百姓相信紅軍是 “自己的軍隊”，才能獲得最根本的生存支撐。

二、初期根基：打土豪分田地，既濟軍需又贏民心

紅軍早期最核心的軍費來源，是 “打土豪、分田地”。

當時的農村，占人口不到 10% 的地主惡霸，霸占著 70% 以上的土地和財富。他們租地給農民，收取高額地租，還放高利貸，讓底層百姓常年掙扎在溫飽線以下。

這些土豪劣紳不僅是封建剝削的代表，更是國民黨地方政權的爪牙，魚肉鄉里、民怨沸騰。

紅軍進入根據地后，首要任務就是發動群眾，沒收土豪的糧食、錢財、土地。

1928 年井岡山根據地時期，紅軍沒收地主的糧食達 10 萬余擔，一部分用于軍隊補給，另一部分全部分給貧苦農民。

1930 年贛南根據地，紅軍一次就從大地主家中繳獲銀元 20 余萬元，解決了全軍三個月的軍餉問題。

這種 “取之于惡，用之于軍、惠之于民” 的方式，既快速充實了紅軍的糧倉和錢袋，又讓農民第一次分到土地，真正實現了 “耕者有其田”。

百姓親眼看到紅軍為自己做主，對軍隊的態度從恐懼變為擁護，為后續的支持埋下了伏筆。

三、戰斗繳獲：從敵人手中 “借” 來的軍需補給

除了打土豪，戰斗繳獲是紅軍武器、彈藥、物資的主要來源。

紅軍初創時，裝備極其簡陋，有的戰士只有大刀、梭鏢，槍支更是 “萬國牌”—— 從清軍舊槍到軍閥雜牌槍，型號雜亂、彈藥短缺。

而每次戰斗的勝利，都能讓紅軍的裝備得到一次 “升級”。

1928 年黃洋界保衛戰，紅軍憑借不足一個營的兵力，擊退國民黨軍兩個團的進攻，繳獲步槍百十余支、子彈數千發，還有兩門迫擊炮。

1931 年第一次反 “圍剿”，紅軍活捉國民黨軍師長張輝瓚，繳獲長短槍 1.1 萬余支、機關槍 100 余挺、火炮 40 余門，徹底改善了紅軍的裝備水平。

長征途中，紅軍在婁山關、四渡赤水等戰役中，多次繳獲敵軍的糧食、藥品、電臺等關鍵物資。

據統計，1931 年至 1934 年中央蘇區時期，紅軍通過戰斗繳獲的武器，占全軍裝備總量的 70% 以上。

這種 “以戰養戰” 的模式，讓紅軍在沒有工業基礎的情況下，依然能保持戰斗力。

四、民心所向：群眾自愿交納的公糧與物資

隨著根據地的穩定，“打土豪” 這種臨時籌措方式，逐漸被更穩定的 “群眾公糧” 取代。

紅軍分田地給農民后，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幅提高。過去租種地主土地時，大部分收成要上交地租，如今自己種地，只需向蘇維埃政府交納少量公糧，剩余的全部歸自己。

1931 年，中央蘇區頒布《暫行稅則》，規定農民交納的公糧比例僅為收獲量的 10% 左右，遠低于地主的地租。

百姓感念紅軍的恩情，交公糧時格外積極。

江西興國縣的農民，甚至主動多交 “擁軍糧”，有的家庭把全年收成的 15% 都交給紅軍。

1933 年，中央蘇區全年征收公糧達 60 萬擔，足夠紅軍全軍一年的口糧。

除了公糧，百姓還自發捐獻物資。閩西的婦女們連夜縫制軍衣、軍鞋，僅 1932 年就送往前線軍鞋 10 萬余雙；贛南的鐵匠們組成 “擁軍鐵匠鋪”，打造大刀、梭鏢支援紅軍。

更有百姓主動報名參加紅軍，有的甚至帶著自家的糧食、衣物入伍，既擴充了兵力，又節省了軍需開支。

這種 “軍民魚水情”，成為紅軍最堅實的后勤保障。

五、財政正規化：蘇維埃政府的 “造血” 體系

1931 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紅軍的軍費籌措開始走向正規化。

在毛澤民的主持下，蘇維埃政府建立了統一的財政制度，形成了一套獨立的 “造血” 體系。

首先是建立軍工企業。1931 年，中央蘇區在江西興國創辦官田兵工廠，這是紅軍第一個正規兵工廠。

工廠能生產步槍、手榴彈、子彈，巔峰時期每月可造手榴彈 4000 余枚、子彈 2 萬余發，基本滿足了紅軍的輕武器彈藥需求。

此外，還建立了被服廠、制藥廠、軍械修理廠，實現了軍裝、藥品、武器維修的自給自足。

其次是戰略物資出口。贛南、閩西盛產鎢砂，這是制造武器的重要原料。

蘇維埃政府成立鎢礦公司，組織群眾開采鎢砂，通過秘密渠道出口到廣東、福建等地，換取銀元、藥品、通訊器材等。

1932 年至 1934 年，鎢砂出口總收入達 400 余萬元銀元，成為蘇維埃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之一。

最后是發行貨幣。1932 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成立，發行蘇維埃紙幣（簡稱 “蘇幣”）。

蘇幣以糧食、鎢砂為儲備，可與銀元兌換，在根據地內流通，用于發放軍餉、采購物資，形成了獨立的經濟循環。

這些措施，讓紅軍的軍費來源從 “臨時籌措” 轉變為 “穩定供給”，為長期作戰提供了保障。

六、自給自足：南泥灣精神的早期實踐

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紅軍還堅持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通過開墾荒地、發展生產彌補物資缺口。

中央蘇區時期，紅軍組織戰士和群眾開墾荒地，僅瑞金一地就開墾出 3 萬余畝良田，種植水稻、紅薯、蔬菜等作物。

紅軍戰士們利用戰斗間隙種地、養豬、織布，基本實現了蔬菜自給，部分部隊甚至能做到糧食自給自足。

長征途中，紅軍在貴州、四川等地休整時，也會幫助當地百姓開墾荒地，同時自己種植糧食，緩解補給壓力。

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新四軍繼承了這一傳統，開展南泥灣大生產運動，將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 “陜北的好江南”。

這種自給自足的精神，不僅解決了部分軍需，更磨練了紅軍的意志，讓部隊在沒有外部補給的情況下，依然能頑強生存。

七、統一戰線與國際援助：雪中送炭的補充來源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紅軍還通過統一戰線和國際援助，獲得了部分軍費補充。

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國民政府每月會提供一定的軍餉和物資。

1937 年至 1940 年，國民政府每月給八路軍發放軍餉 50 萬元法幣，雖不能完全滿足需求，但聊勝于無。

同時，紅軍還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支持。蘇聯曾通過秘密渠道，向紅軍提供過武器、彈藥和藥品援助。

1935 年，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匯來一筆銀元，緩解了長征途中的物資短缺。

此外，海外華僑也積極支援紅軍，捐款捐物。1932 年，海外華僑為中央蘇區捐款達 200 余萬元銀元，還捐贈了大量藥品、醫療器械。

不過，這些外部援助在紅軍軍費中占比不高，更多是 “雪中送炭”，真正的根基還是在國內的民心和根據地的生產。

八、關鍵人物：毛澤民 —— 紅軍的 “紅色管家”

紅軍的財政體系能高效運轉，離不開 “紅色管家” 毛澤民的付出。

毛澤民是毛澤東的弟弟，1896 年出生于湖南韶山。早年他在安源煤礦從事工人運動，積累了豐富的群眾工作經驗。

1931 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民被任命為財政人民委員，負責建立統一的財政制度。

他上任后，首先整頓財政秩序，取消各部隊自行籌款的權力，實現財政統一；然后建立稅收制度，合理征收公糧和商業稅；接著創辦國家銀行，發行蘇幣，穩定金融市場。

為了保障鎢砂出口，他親自到鎢礦視察，改善開采條件，建立運輸通道；為了節省開支，他帶頭艱苦奮斗，規定干部和戰士的待遇一致，不搞特殊化。

在他的治理下，中央蘇區的財政從混亂走向有序，軍費供給得到充分保障。

1943 年，毛澤民被反動軍閥盛世才殺害，用生命踐行了對革命的忠誠。

歷史學家評價：“沒有毛澤民的財政工作，紅軍就難以在根據地站穩腳跟，更不可能堅持長期作戰。”

九、民心是最大的軍費：舊軍隊與紅軍的根本區別

紅軍的軍費來源，看似是糧食、銀元、武器，實則是民心。

舊軍閥靠搜刮百姓維持軍費，短期或許能得逞，但長期來看，失去民心就等于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比如北洋軍閥吳佩孚，鼎盛時期擁兵數十萬，但他的部隊到處搶掠，百姓怨聲載道，最終在北伐戰爭中一敗涂地。

國民黨軍隊雖然有英美援助和國內稅收支持，卻因為腐敗嚴重、欺壓百姓，導致士兵士氣低落，百姓不愿支持。

而紅軍恰恰相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的紀律，讓百姓看到了一支真正為人民服務的軍隊。

農民分到了土地，就愿意交公糧；工人得到了尊重，就愿意到軍工廠做工；百姓感受到了安全，就愿意送子弟參軍、當向導、抬擔架。

正如毛澤東所說：“兵民是勝利之本。”

紅軍的軍費，本質上是民心所向的產物 —— 百姓把紅軍當成自己人，才愿意傾其所有支持革命。

十、歷史回響：紀律與民心鑄就的勝利密碼

如今，再回望紅軍的軍費籌措之路，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勝利的密碼。

“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紅軍區別于一切舊軍隊的本質特征。

它看似限制了紅軍的籌款渠道，實則打開了 “民心” 這一最廣闊的資源庫。

打土豪分田地，是為了讓百姓有地種、有飯吃；建立財政體系，是為了實現軍需的穩定供給；自己動手生產，是為了不依賴他人、自主自強。

這一切的核心，都是 “以人民為中心”。

紅軍的軍費來源告訴我們：一支軍隊，哪怕裝備簡陋、物資匱乏，只要堅守紀律、贏得民心，就能獲得無窮的力量。

相反，一支軍隊即便裝備精良、糧草充足，若失去民心、欺壓百姓，最終也會走向覆滅。

十一、后人評價：跨越時空的精神傳承

多年后，歷史學家對紅軍的軍費體系給予了高度評價。

美國學者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寫道：“紅軍的紀律是我見過最嚴格的，他們與百姓的關系，是任何軍隊都無法比擬的。正是這種魚水情，讓他們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生存了下來。”

中國歷史學家金沖及評價：“紅軍的財政工作，不僅解決了軍費問題，更重要的是建立了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這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根本保障。”

如今，“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的紀律，已經成為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

從紅軍到八路軍、新四軍，再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支軍隊始終堅守著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贏得了一代又一代百姓的支持。

這種精神傳承，跨越時空，至今仍在激勵著我們：無論做什么事，只要堅守初心、依靠人民，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結語：歷史選擇的必然

工農紅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卻能籌措到龐大的軍費，支撐起一場波瀾壯闊的革命。

答案其實很簡單：民心所向，便是財源所在。

舊軍隊靠掠奪，只能得逞一時；紅軍靠民心，卻能贏得長久。

土地革命讓農民獲得了生存的根基，嚴格紀律讓百姓獲得了安全感，為民服務的宗旨讓群眾看到了希望。

正是這一切，讓百姓心甘情愿地支持紅軍，用糧食、物資、人力，甚至生命，為革命注入源源不斷的力量。

歷史最終選擇了紅軍，不是因為紅軍的武器更先進，也不是因為紅軍的物資更充足，而是因為紅軍贏得了民心。

而 “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這條鐵律，正是贏得民心的鑰匙，也是紅軍走向勝利的根本保障。

這種紀律與民心的結合，不僅鑄就了當年的勝利，更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指引著我們在新時代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