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草地密電”有何內情？

來源：轉自360圖書館

1960年10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他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時，對方提問：“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么時候？”

毛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斗爭。當時黨內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而這一切的起因是一封來自張國燾的密電。

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35年9月9日，張國燾從阿壩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并轉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對北進，堅持南下，并稱“左右兩路決不可分開行動”。另背著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并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看到張的電令，趕到中共中央駐地巴西向毛澤東報告。

當天晚上，毛澤東在紅三軍的駐地與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等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率領紅一、三軍（即紅一、三軍團）連夜單獨北上。這封電報，就是通常所講的“草地密電”，很多時候，也叫做“九九密電”。這封電報的收發原件沒能保存下來，正式的公開文獻中也沒有完整的電報內容記錄。

草地分裂是黨史、軍史上的大事件，對那封著名的“草地密電”，爭論很多。

1977年9月19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的徐向前元帥在《人民日報》發表《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一文，很多老紅軍也相繼發表回憶文章，涉及到這封電報，由于時隔久遠、文獻欠缺、角度位置不同，回憶的電報內容存在很大差異，這是“密電之爭”的源頭。最初爭論的主要集中在“密電是否有‘武力解決’的內容”，到后來，爭論變成“有沒有密電？”

正方意見：有此密電

第一個透露“張國燾密電”信息的是張的同鄉，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凱豐。

紅軍到達陜北后，凱豐在《黨中央與張國燾路線分歧在哪里？》一文中寫道：

“因為國燾自己對黨與紅軍的關系，都是這樣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決中央’的話來。在國燾給徐、陳的密令，要徹底對中央開展斗爭。”

凱豐的話透露出兩個重要信息，一是“武力解決”的話出自張國燾“下面的干部”，二是張國燾曾發出密令“要徹底對中央開展斗爭”。

凱豐

1937年3月，在延安的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說：

“（張國燾）一到毛兒蓋就反了，要用槍桿子來審查中央”，他“背著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并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

“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當時如果稍不慎重，那么就會打起來的。”

1979年時任沈陽空軍副司令員呂黎平（當時任右路軍作戰科副科長）在《嚴峻的時刻》披露了“草地密電”內容：

×日電悉。余經長期考慮，目前北進時機不成熟，在川康邊境建立根據地最為適宜，俟革命來潮時再向東北方向發展，望勸毛、周、張放棄毛爾蓋方案，同右路軍回頭南下。如果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執行情況，望及時電告。

在《葉劍英傳》中，葉劍英是這樣回憶的：

9號那天，前敵總指揮部開會，新任總政治部主任陳昌浩講話。他正講得興高采烈的時候，譯電員進來，把一份電報交給了我，是張國燾發來的，語氣很強硬。

我覺得這是大事情．應該馬上報告毛主席。我心里很著急，但表面上仍很沉著，把電報裝進口袋里。過了一段時間，悄悄出去，飛跑去找毛主席。

他看完電報后很緊張，從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鉛筆和一張卷煙紙，迅速把電報內容記了下來。然后對我說，“你趕緊先回去，不要讓他們發現你到這來了。”

葉劍英和毛主席

《葉劍英傳》還記載：

據當時任第四軍軍長的許世友于1982年11月24日回憶，陳昌浩命部隊作戰斗準備，準備去追，竟給第四軍下令要二十八團追擊中央。許世友請示徐向前，徐向前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

許世友這段回憶，表明他并沒有去前敵指揮部參加會議，而是在“前面”，并且是他向前敵指揮部請示。

許世友

張愛萍回憶：

長征到達阿西、巴西，張國燾搞突然襲擊，妄圖武裝挾制毛澤東及黨中央南下。一天夜間，彭總突然來到我們團宿營地，對我們傳達了這一情況，要我們團立即在巴西河岸上布防，掩護中央機關北上。他親自率領一個團護衛中央機關秘密撤走。

張愛萍和李又蘭

反方意見：否認有此密電

否認派認為“草地密電”不存在的根據，主要是來自于時任總司令部第三局局長宋侃夫的回憶：

接到徐、陳這封電報后，張又給他們發去一封電報，大意是：望你們勸說中央南下，如中央執意北上，你們必須把四方面軍的隊伍帶回南下，不要隨同他們一起行動。電文語氣十分堅決，由我親自譯好發出，十分機密。

此電報是否就是后來所說葉帥拿給主席看的那封，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此電文中沒有“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如執迷不悟，堅持北上，則以武力解決之。”等字樣。

宋侃夫

遍查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1935年9月12日）、張國燾的檢討《從現在來看過去》（1937年2月6日）、凱豐的《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里》（1937年2月27日）、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1937年3月31日）、《反對張國燾路線討論大綱》（約在1937年3～4月間）、張國燾的檢討《關于我的錯誤》（1937年4月6日）、中共中央《關于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關于開除張國燾黨籍的黨內報告大綱》（1938年4月19日）等有關歷史文件，均無張國燾電令徐陳“武力解決中央”的內容。

張國燾并未承認自己發出過這封徹底斗爭的密電，他的說法是：“發展到陷害總司令和武力解決革命同志，如果這樣做便是反革命了。”

他并不承認自己下達過要求“武力解決”的命令。

李先念（前）

《李先念傳》記載：

李先念在包座接到指揮部的緊急電話，讓他火速來巴西。他帶上通信營教導員宋承志、警衛員張明喜等，快馬加鞭，匆匆趕來。

李先念回憶說：“我去后，看到大家的臉色很難看，氣氛很陰沉，好像太陽都無光了，人都發呆。陳昌浩對我說，一方面軍連夜走了，我也傻了眼。當時有人打電話請示追不追？陳昌浩接到電話，就問徐帥，徐帥發了脾氣，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誰要追擊就槍斃誰！當時，就是我和徐、陳、李特四個人在指揮室里。”

徐向前在回憶錄中說：

毛主席和黨中央決定，單獨帶一、三軍團北上，速出甘南。他們于十日夜間開拔，第二天凌晨，我們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剛剛起床，底下就來報告，說葉劍英同志不見了，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不見了。我和陳昌浩大吃一驚。

廖蓋隆1993年發表文章《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其中記錄了他在1982年采訪徐向前時談話。

徐向前

徐向前元帥說：

“1935年（左路軍）南下時，張國燾是否發過“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問題。1977年的文章說有這樣的電報，是不對的。我沒有看過這樣的電報。”

“接到張國燾要我們南下的電報后，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張國燾）是否發過要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責地對你們說，我是沒有看到過的。”

如何解讀雙方的意見分歧

中共黨史、軍史中如此重要的一封“密電”，一方說“有”，另一方說“無”。那肯定有一方說了假話，那是誰說了假話？

爭執不僅涉及兩位德高望重的元帥，還涉及到了兩位建黨領袖，其中一位還是開國的國家主席。此事不小。

“九九密電”原件沒能保存下來，有研究者認為，出于保密的目的，當時收發電報原稿均按要求被銷毀，銷毀前會將內容抄錄在電報本上。這就存在著張國燾對內容敏感電報下令直接銷毀不抄錄的可能。

也有另一種說法。一些研究者認為，長征中的電報保存得非常完整，因為在長征中怕遺失發送電報的底稿和接收電報的抄稿，所以當時都是用本子記的，不是一張張的紙。四個本子，左路軍發給右路軍的電報和左路軍接收右路軍的電報——兩個本子，右路軍發給左路軍的電報和右路軍接收左路軍的電報——兩個本子，所有的編號是挨著的，沒有一個缺號。這四個本子的電報中沒有“九九密電”。

按照現在法律界通行的說法，所有證據中，直接證據是最重要的，不管何種原因，缺乏直接證據，只靠“人證”，是不可靠的，很難定罪。

歷史的答案往往在黑白之間：毛、張雙方可能都有責任，雙方都沒有實話實說，都在斗智斗勇。“草地密電”只是政治斗爭的一個工具。非常可能，張沒發過“密電”，但的確動過“武力解決中央”的念頭；毛可能設想了“密電”，但他對張想用武力并吞中央的判斷并不離譜。

川西北水草地

總結起來就是“查無實據，事出有因”。“草地密電”可能子虛烏有，然而當時的情勢，毛所擔心的張國燾下毒手，又確實是有可能發生的。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張那邊八萬多吃飽喝足、裝備完整的軍隊，一旦翻臉，對付毛這邊僅一萬多饑寒交迫的疲兵，那結局就是用腳后跟也能想到。只能三十六計走為上。但這樣走掉總得對全黨全軍交待個說得過去的理由，“草地密電”于是橫空出世，張國燾也冤也不冤。

說明：上述考證分析只是本文作者的一家之言，是歷史研究的一個視角，僅供參考。究竟如何，請以更加權威的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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