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歲月：去云南的火車上偶遇小學同學，相處十年我倆卻有緣無份

知青歲月：當年我倆一起去云南又一起返城，回城后卻被她父母拆散

1969年春天，最忙碌的地方是北京火車站。每天都有好多人人從這兒離開，到廣闊天地去大有作為，我也是在1969年初夏和同學們一起乘坐火車離開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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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離開北京那天，空中下著毛毛細雨，天氣有點涼。來為我送行的有父親和幾個要好的同學還有姑姑姨媽。當時我的朋友和同學好多人都在我之前離開了北京，有人去了北大荒或內蒙古兵團，有人去了陜北農村或者去了山西農村插隊落戶。也有少數(shù)人留在了北京的工廠或礦山，他們是當時的幸運兒。

在春節(jié)前，學校的老師就動員我去北大荒或去陜北插隊落戶，當時我也很糾結，只是希望老師能為我安排一個更好的去處，因為讀初中期間我是班長，學習也好，老師對我很好，他也答應幫我選擇一個更適合我的地方上山下鄉(xiāng)接受再教育。

等過完了春節(jié)，過完了元宵節(jié)，眼看同學們和要好的朋友紛紛離開北京去了廣闊天地，我心里就有一點慌了，知道不能靠學校靠老師了，就和幾個要好的同學商量了一下，我們決定去云南。因為我們的父母也不知道到底去哪更好，也就沒阻止我們報名去云南。

滿載北京知青的列車緩緩啟動的剎那間，站臺上送行的人群開始騷動，隨即哽咽聲和哭泣聲連成一片，我父親跟著列車跑了一陣子，他的腳步已經攆不上列車的車輪，只好絕望地沖我揮揮手，然后蹲在了站臺上，父親的身影慢慢成了模糊的小黑點。

等車廂的哭泣聲漸漸平息下來，我擦點臉上的淚水，環(huán)視了一下車廂內的人，突然間，我看到了一個熟悉的面孔，還沒等我說話，那人先叫出了我的名字：“陳旭東，你也去云南呀？”

這個人不是別人，她是我小學的同學王雨欣，我倆同桌好幾年，還曾經因為越線（課桌中間劃一條線，誰也不能越線）問題鬧過矛盾，也因為我把一條蚯蚓放在她鉛筆盒里被老師批評過。雖然沒少鬧矛盾，小學畢業(yè)的時候，我倆還互送了紀念品。初中沒能分在一個學校，從此我倆再也沒見過面。時隔三年偶遇在遠行的列車上，我倆的心情都格外激動。

三天三夜的火車到達云南昆明后，我們又乘坐大卡車繼續(xù)前行，又是五天的長途顛簸，終于到達了目的地—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境內的景洪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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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洪農場分成了若干個分場和生產隊，只有創(chuàng)建很早的分場才有土坯瓦房，其余都是簡易草棚（草房），分散在幾百平方公里綠色之中的草棚和土坯房子，就是農場的職工宿舍。農場的工人大都是本省農民或外省的移民，原來就都是農民，后來卻成了農場的“老工人”。說是農場，可我們景洪農場卻不種糧食，全部種植橡膠樹。

來到景洪農場后，我和幾名要好的同學還有王雨欣被分配到了農場最偏遠的一個分場小隊。我們所在分場新建不久，北京的來信至少要半個多月才能送達。如果要去趟景洪，除了走路，只有搭乘農場拉貨的拖拉機，一大早出發(fā)，下午甚至傍晚才能到達。所以，要去一趟景洪，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除了每人一套《毛澤東選集》，隊里還發(fā)給我們每人一把鋤頭和一把砍刀，還有一塊油布和一個斗笠。我們當時的任務就是砍壩燒荒修梯田，為栽種橡膠樹做準備。

砍壩燒荒修梯田看似簡單，實則特別辛苦，一天下來，我們的手掌上就磨起了血泡，累的腰酸腿軟，收工回住處的力氣都沒有了。王雨欣和我在一個小組，一個十六七歲的女生干這樣繁重的體力活，真的是一種熬煎。每天收工的路上，我都替她扛著鋤頭，有時她被螞蟥叮咬嚇的嗚嗚哭，我還要去安慰她。她干不完的活，我要叫上男同學一起幫她干。我的幾名好同學都說我把一個小女生帶在身邊，簡直就是沒事找事，自己給自己找了一個累贅。

在我們之后，陸續(xù)又從上海、昆明和重慶來了更多的知識青年，其中大多數(shù)初中都沒畢業(yè)，十五六歲的年齡，也算是知識青年了。每次來了新朋友，分場都要開歡迎會，重復著“建設邊疆、保衛(wèi)邊疆”那幾句冠冕堂皇的口號。除此以外，照例還要贈送《毛選》、鋤頭、砍刀和油布、斗笠。

經過了幾年的艱苦奮戰(zhàn)，我們的戰(zhàn)功逐漸顯現(xiàn)，大片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消失在了我們的視野中，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梯田和一棵棵新栽的橡膠樹苗。未改變的是我們居住的簡易草棚，草棚頂部的茅草換了三次，隊里為我們蓋磚瓦房的承諾還沒兌現(xiàn)。我們繼續(xù)住在夜晚能看到星星的草棚里，天天為祖國的橡膠事業(yè)出力流汗。雖然苦累，但我們也有成就感和自豪感。

經過了幾年的朝夕相處，我和王雨欣的同學關系也悄然發(fā)生著變化，臟活累活我都幫她干，有點什么好吃的我第一個就會想到王雨欣。王雨欣對我也很關愛，幫我洗衣服，給我買日用品，還給我買了一件的確良襯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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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好多青年男女都開始談戀愛了，有的小情侶還偷偷住在了一起，也有領取結婚證登記結婚的。我和王雨欣也經常在小溪邊和林間小路一起散步，但我倆還沒有結婚的打算，有時兩人牽一下手，都害怕被別人看到。1977年冬季回北京探親過春節(jié)，我父母還問我打算什么時間結婚，我只好搪塞：“年齡也不算大，晚一年再說。”

那次回北京探親，王雨欣的母親正在四處托人為王雨欣開病情診斷，想為她辦病退，讓她回北京。王雨欣也有回北京的想法，不過她說要回我倆一起回，我要是不能回北京，她也不回。

一晃又是一年，就在王雨欣的母親為王雨欣辦理好病退手續(xù)的時候，知青返城的大潮已席卷云南大地。一時間，北京、上海、四川的知青都爭先恐后地辦理回城手續(xù)，恐怕日后政策有變。我也在第一時間辦理好了返城手續(xù)，于1979年4月份和王雨欣一起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后，王雨欣接了她母親的班，到郵電局當了一名話務員。我母親沒有工作，我爸還沒到退休年齡，我不能接班頂崗，只能等待相關部門安置工作。我爸是農機鑄造廠的翻砂工人，最終我被安置到我父親的單位，也當了一名翻砂工人。

安頓好了工作，我就去找王雨欣，希望我倆盡快把婚事定下來，因為我父母都急等著抱孫子。當時我也二十八歲了，也算是大齡青年了。

令我萬萬沒想到的是，王雨欣的母親堅決不同意這門婚事，一是嫌我家窮，住房條件太差，嫌我媽沒有工作。二是嫌我的工作不好，干最臟最累的工作，工資待遇還很低，天天灰頭土臉的，就跟煤炭工人似的。王雨欣的父親雖然沒明確反對這門婚事，可他也說結婚得有房子，不能和父母擠在一起。

我受不了王雨欣父母的冷嘲熱諷和挑三揀四，就不再去找王雨欣。王雨欣倒是想婚姻自主不聽父母的安排，可她母親是一個專橫跋扈的人，兩句話說不好就罵人，有一次還動手打了王雨欣。為了不讓王雨欣受委屈，我決定忍痛割愛，和王雨欣斷絕關系。實際上，是王雨欣的父母嫌貧愛富硬是把我倆給拆散的。

不久后，王雨欣在她母親的安排下，她和一名街道干部定了婚，很快就結婚了。當時我心里別提多難受了，就像無數(shù)只蟲子在叮咬。

1980年秋天，我報考了電大，讀電大期間，認識了一名北大荒返城的女知青，我倆很快就墜入了愛河。電大畢業(yè)后，我倆領取了結婚證。當時我學的專業(yè)比較搶手，單位重視人才優(yōu)先解決了我的住房，我終于有了一個溫暖又幸福的家。當時我三十三歲，我愛人三十二歲。

再見到王雨欣時，已經是2001年的秋天了。那天去醫(yī)院體檢，我意外看到了面容憔悴的王雨欣，她因為身體不好提前辦理了退休手續(xù)（病退），和女兒一起生活。她丈夫嫌她是個病秧子，早在1995年就跟她離婚了。王雨欣遭遇這樣的不幸，我很同情她。看到我，她淚流滿面，泣不成聲，還一個勁說對不起，弄的我心里怪難受的。

說句實話，當時雖然是王雨欣的父母把我倆拆散了，可我從沒怨恨過她父母，更沒怨恨過王雨欣。當年王雨欣沒能和我在一起，其實她心里比我還痛苦，要不然的話，她好端端的身體咋成了病秧子。是父母的粗暴干涉，毀了王雨欣一輩子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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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間，得到了王雨欣離世的消息，我心里很難受也很悲痛，雖然我倆沒能走在一起，可畢竟我倆相愛過，她是我的初戀。王雨欣，一路走好，愿你在天堂沒有病痛沒有煩惱，我永遠懷念你。

講述人：陳旭東老師

執(zhí)筆創(chuàng)作：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