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畫作《江南春圖卷》的自述：我的前世今生

文/青峰

圖：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

文章引言：

“南京博物院事件”的持續發酵，引發了整個社會的高度關注，靴子何時落地，估計不會太久了。

此事之所以重要，因為事關整個社會人民百姓對國家文博公共機構的公信力。

如果在此事中，南博不能給我國全民一個可信的交代，讓事件水落石出，客觀透明地呈現于社會大眾，那后果將是地動山搖的。

它對整個社會的傷害將不只限于“南博文物案”一事，其惡劣的影響將會持續幾十年，甚至半個世紀，也是可以預見的。房子一天可以倒塌，但是絕不可能一天建成。

今天筆者青峰就以擬人化寫作手法，以歷史藝術史料及目前已公開的該事件材料，讓仇英《江南春圖卷》作為“第一人”，讓它“自我”敘述自己的前世今生，以期平臺讀者朋友們對《江南春圖卷》的誕生歷史、藝術特色、歷史流轉以及該畫在我國古畫書畫史上的歷地位等有一個比較清晰的了解。

為了行文之暢，本文中《江南春圖卷》直接以第一稱“我”來出現，以方便“自述”。

一、《江南春圖卷》是如何誕生的？該畫的誕生背后有哪些人物往事？

圖：明代仇英《江南春畫卷》完整高清圖片

我是《江南春圖卷》，系明代畫家仇英把我帶到了這個世界。

我的的誕生，是古代文人雅集的一個浪漫故事。

雖然我的誕生主要得益于明代畫家仇英，但也不完全是他一個人的功勞與努力。

1530年前后，正是大明王朝中期，那時正是嘉靖九年左右。

在嘉靖帝主導的無為而治理念下，宋朝理學已漸漸趨于衰微，取而代之的則是王陽明心學的興起，肯定了“人欲”存在的合理性。人性的解放，使得當時整個社會都倡導個性自由，商品經濟也開始繁榮起來，海外貿易規模也日漸擴大。

當時社會人們開始追慕新奇、講究奢華的服飾、住房、飲食等。

正是在這一社會背景下，我的主人仇英將我帶到了這個世上。

我的主人仇英，生于1502年，死于1552年，他一生只活了50歲。而我至今差不多有495歲了，我經歷了明代中后期，又整整跨越了元、清、民國三個時代，才來到新中國的。

這近500年的歲月中，我經歷了磨難與苦難遷徙歲月，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有多么的不易。

本來，當我跨越那漫長的歷史，來到新中國后，我是無比歡欣的。

因為在民國時代收藏我的主人龐萊臣老先生的后人龐增和在1959年，經我找了一個好人家——南京博物院，別提我當時有多高興啊！

圖：龐萊臣(1864~1949)

我知道，自己從此不會再“流浪”了，南京博物院屬國家一級文博院，一定會讓我從此有了一個安穩的家。

誰能料想，那一幫見利忘義、鬼迷心竅、私欲熏天的人，以瞞天過海、乾坤大挪移的手法，讓我在2000年前后又開始了“流浪”歲月。

要不是龐萊臣先生的嫡系后人、曾孫女龐叔令女士在2016年北京嘉得拍賣會拍賣預展會上發現了我，我這些年里的苦難酸楚，還不知等到哪一天才能被世人知曉。

圖：龐萊臣曾孫女龐叔令

我這一下把話題扯遠了，暫且先不說這件糟心的事，還是先說一說我誕生時的浪漫往事。

1530年時，我的主人仇英正值繪畫的當打之年，他時年28歲，處人生壯年。

此時，他在繪畫上的技法已經日趨成熟，深得書藝“六法”，于人物、山水、花卉、走獸、飛禽，無所不能，無一不精。

其繪畫線條之勁、落筆之準、構思之巧、布局之妙、設色之美，不慚古人，直逼宋元。其繪畫作品，就連他與之同時代的畫壇前輩兼師友的文徵明，在觀看其作品后，也時常發出感嘆道：

“見仇畫方是真畫，使吾曹有愧色耳！”

這一年(即1530年)春，吳門文人藝術家、詩人文徵明、仇英、王寵、文彭、文嘉、王穀祥、彭年等人雅集于蘇州曹家巷文徵明府邸，一時之間高朋滿座。

只見室外春光麗波，扶柳搖曳，鳥鳴不斷，一片春天生機勃勃的景象。

眾人十分愜意，彼此相互詩詞唱和，雅趣盎然。

文徵明拿出自己收藏的元代大書法家倪瓚所書《江南春詞》，請大家一同欣賞。

倪瓚，系元末明初詩人、書畫大家，字元鎮，號云林，生于1301年，逝于1374年。他出生于名門世家，先祖倪寬為漢代御史、孔子后裔孔安國的弟子。

倪瓚一生家境優渥，不治他產，唯善書畫，是與元代畫壇黃公望、王蒙、吳鎮齊名的書畫大家，此四人合稱元代畫壇“元四家”。

當王寵等人為倪云林書法《江南春詞》紛紛叫好贊嘆之際，文徵明題議大家各自為該作品附詩詞一首，以襄其盛。

現場賦詩，對于他們這樣的頂級文人，自然是駕輕就熟，信手拈來。

賦詩畢，大家興致未減，于是公推文徵明作畫一幅，以此紀念這次雅集之事。

這一年，文徵明已經60歲。

面對眾人之請，他捋了捋胡須，微微一笑道：“老夫此前已就此題材作過一畫，畫名正是《江南春圖》，今不宜以此為題再作一幅。”

圖：文徵明所繪《江南春》畫作

說完頓了頓，又緩緩地說：“老夫有一提議，建議此畫由仇十洲(注：即仇英)來畫如何？十洲之畫已日臻成熟，其技藝亦不在各位之下，尤其是其繪畫構圖之巧、布局之妙，常有出人意外之表，十洲老弟不妨就此獻技如何？”

眾人聞言，紛紛附和稱是，認為此議甚好。

仇英謙辭一番后，見眾人不就，只好答應，道：“煩請諸位先生給在下一點時間，半月之后將攜畫再來文先生府上與大家一集，不知如何？”

文徵明知道仇英作畫一向嚴謹專注，用筆細膩，現場的確難以一時完成。于是對眾人道：“十洲所議甚好，半月后再聚，以觀仇畫。”

半個月后，仇英果然攜畫至，眾人無不高興。

圖：《江南春畫卷》中，仇英的繪畫部分。

當仇英將我取出，高28厘米、長約116厘米的畫作展開后，一幅江南春色美境便展現在了大家眼前。

只見山莊臨水而倚，周圍翠竹掩映，三五顆松柏濃蔭疊翠。二士夫騎馬緩行于綠柳板橋之間，后跟一挑夫，緊隨其后。

遠處桃李爭艷，高閣臨空，層巒疊起，山色空蒙。江面上畫船往來，群鶩齊飛。江南早春，宛然在目，一派生機。

畫工之細膩，構圖之精巧，布局之雅致，無不顯示出我主公仇英精湛的繪畫功力。

于是，大家紛紛賦詞作詩，以此紀念這一雅集盛會。

先后為我在《江南春圖卷》上題跋的人有明代畫壇領袖文徵的長子、書畫篆刻家文彭，其次子、書畫家文嘉，明嘉靖年間進士、書畫家王穀祥。此后在我主公仇英去世后，還有文徵明為懷念仇英，為該畫作了題跋；書法家彭年以及明嘉靖年間進士陳鎏。

陳鎏生于1508年，他出生時，我主公實父先生已去世3年。他們彼此并無人生交集，陳鎏是吳門書法家的后起之秀，見到《江南春圖卷》后，為我題寫了“江南佳麗”四字，后置于《江南春圖卷》的前面，名為“引首”。

至此，以仇英畫作為核心部分的《江南春圖卷》完成，形成了從“詞、畫、和詩”再到“題跋、引首”的完美的藝術鏈條。

圖：明代陳鎏為《江南春畫卷》所題“江南佳麗”四字

通過“我”上面的自述，想必大家會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我的誕生因此大致是：是先有元代倪瓚的詩在前，后有仇英的畫在后，再有明代一眾書畫名家的“題跋、題詩、題詞、引首”在后。

這樣就形成了我今天的面貌。

《江南春圖卷》全長7米，卷軸是由三部分組成的：卷首為陳鎏所書“江南佳麗”四字；中間主體部分是仇英的繪畫，描繪的是江南早春美景；第三部分則是匯集了10余位名家的唱和詞作及書畫題跋。此外，整個畫卷上鈐有60多方印鑒，展示了我在這近500年來流傳有序的歷史記錄。這也是我身上的文化傳承秘碼。

那么，這500年來，我是怎樣流傳到現在的呢？

二、仇英《江南春圖》卷，在近500年的歲月中，是如何一路走來的？

由于我的誕生直接原因，是明代著名文人、靖靖四年進士袁袠所藏的元代倪瓚《江南春詞》，請仇英為詩補圖所引出，因此《江南春圖》卷詩、書、畫三者合壁后，一直為袁袠所收藏。

1547年，即嘉靖二十六，袁袠去世后，畫卷就傳到了其子袁尊尼的手上。

1574年，即時代朱神宗萬歷二年，袁尊尼去世后，《江南春圖》卷流轉到了何處。這個情況“我自己”也不知道了。也許是“我”當年睡著了。

直到我醒來時，發現早已物是人非，來到了清代乾隆年間。我這一睡便是200多年，睡著時間夠長的。幸好，我發現自己完好無損，與兩百年前沒什么兩樣。

這之后，我被江南蘇州名門王氏家族王楠、王鯤、王致望三代人收藏在“話雨樓”，并在我身上蓋上了“王鯤至寶”的鑒藏印章。

王楠是清代蘇州乾隆年間有名收藏家，他本人在文學上有很高的修養，并擅長鑒別金石書畫。

他生前收藏有上千種前代碑帖，并著有《金石辯考》《話雨樓詩鈔》等，把話雨樓的收藏推上了鼎盛。他還曾邀請同時代的大書法家金農前往多次鑒賞《江南春圖》。

這一文化雅事，后被金農記載于其札記，成為《江南春圖卷》流傳有序的一段信史。

就這樣，我在王氏家族話雨樓一待又是上百年。王氏三代人將我照顧得很好，與200多年前我，幾乎沒有什么變化。

此后，隨著杭州王氏家族的衰落，我又被江南望族顧氏顧文彬所收藏。

顧文彬，字蔚如，號子山，1811年(即清嘉慶十六年)生，系道光二十一年、即1841年進士。

顧文彬自幼喜歡書畫，且善于詩詞，是我國晚清詩人、書畫鑒藏家。他一生士途并不顯，最高只做到了從三品的加布政使銜。1875年，即光緒元年，以病辭官歸鄉后，熱心于古籍、金石書畫收藏，并建有“過云樓”用以專門收藏金石字畫。

1889年，即光緒十五年，顧文彬去世后，我又被其孫、書畫收藏大家顧麟士收藏有年。

進入民國之初，歲月動蕩，我又開始了顛簸流離的命運。

不知何時，我來到了恭王府。

1921年，江蘇大收藏家、書畫鑒定大家龐萊臣以黃金千兩將我買走。自此我又回到了我出生地蘇州。

龐萊臣，即龐元濟，1864年生，字萊臣，號虛齋，浙江湖州南潯人，以字行于世。

龐萊臣是民國書畫收藏大家，其父龐云鏳為南潯四大富豪之一。龐萊臣成年后在上海及家鄉南潯大辦實業，積累了大量的個人財富。

19世紀未到20世紀初，龐萊臣以其雄厚的財力收集了數以千計的歷代名畫。其收藏品涵蓋了宋至清代大量珍品，尤以吳門四家為精。

他一生的收藏以真偽鑒定嚴謹著稱，凡蓋有“虛齋”印章之作，皆受海內外認可。

這幅仇英《江南春圖卷》尤其被龐萊臣所珍視，生前在畫卷上鈐有“虛齋至精之品”的鑒賞收藏之印。

后來，龐萊臣又在“我”身上鈐上了“虛齋珍賞”“虛齋精品”等共計12方鑒藏印，并將“我”收錄在其著作《虛齋名畫錄》之中。

這寵萊臣收藏《江南春圖卷》的歲月中，先后有著名書法大師于右任、國畫大師張大千、民國畫壇宗師吳昌碩等人受邀鑒賞過此畫。

那么，“我”又為何會中現在2025年6月北京嘉德拍賣預展會上的呢？

這是一個充滿金錢貪婪與私欲膨脹的悲情故事，說來話長。

三、龐氏后人捐贈給南京博物院的仇英繪畫精品《江南春圖卷》，為何2025年6月會出現在北京嘉德拍賣會上？

圖：《江南春圖卷》中仇英的繪畫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南潯淪陷，龐萊臣攜書畫寓居上海。這些珍貴的中國古代名畫基本得以保存，不致損毀散佚。

1949年3月，龐萊臣先生以85歲高齡去世。

龐萊臣后半生的主要精力，可以說都用在了收藏保護這些古代名畫之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護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龐萊臣去世前，留下遺囑，將其生前藏品及其他遺產分別給其養子龐秉禮及兩個孫子龐增和、龐增祥。

后在龐萊臣的弟弟龐贊臣的主持下，其生前遺產一分為三，分給了其后人。

此后，“龐虛齋”的藏品開始大規模散入社會。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后，龐氏后人沒有去臺灣或香港，而是堅定地選擇留在了大陸。

此時的新中國百廢待興，全國各地文物在晚清以后這百年歲月中，屢經戰亂，被損毀者無計其數。

為了有效保護好全國各地文物，更好地傳承中華文明，我國各地開始陸續興建博物院及博物館，用以收藏守護中華文明及文物國寶。

但是，當時我國各地博物館，包括北京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在內的公共文物機構，都面臨一個尷尬的處境——文物藏品十分有限。

那怎么辦？

于是，國家開始向社會民間征集文物，動員一些地方有名的個人收藏家、文玩收藏世家向國家捐贈藏品。

正是在這樣一個萬史背景下，我《江南春圖卷》作為被時任新中國首任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先生點名過的古代文物，來到了南京博物院。

1959年，龐萊臣之孫龐增和攜家人向南京博物院無償捐贈龐萊臣“虛齋舊藏”古畫137件，仇英《江南春圖卷》便是這其中的一件。

當時，南京博物博物院向龐增和先生出具了《捐贈文物資料數據》，及捐贈“虛齋舊藏古畫137件清冊等捐贈證明。南博就捐贈專門以致謝信的方式表達對龐家后人的感謝。在南博的信中，其中寫道：

“我們一定好好保存這批古畫。”

龐氏后人的這一愛國之舉，受到當時整個社會的高度贊譽與肯定。

對此，作為此批古畫137件中的一員，“我”別提有多高興，高興自己從此回到了公眾視野與國家級博物院的懷抱，從此再也不會“流浪”了。

誰料，“我”在南京博物院庫房不到3年，“我”的身份真偽便出現了麻煩。

1961年11月，原文化部組織以張珩、韓慎先、謝稚柳三位專家為主的全面鑒定專家組到南博進行書畫鑒定。

當時三位專家在鑒定包括龐氏后人捐贈的這一批137件在內的古代書畫后，給出的鑒定認為：

“《江南春圖》卷，偽，一般，陳鎏題引首真，后面題跋完全不對，偽做得很好，原龐家是當真的藏的。”

這一下就讓“我”的生世真偽變得撲朔迷離了。

不過，以張、韓、謝三人為首的鑒定專家組，在鑒定完古代書畫后，給出了一份持保留意見的工作組報告(注：報告見下)。

圖：1961年文物鑒定組報告(局部)

在這份由張珩主持執筆的報告中說：

“這次爭論的九件，一是龐萊臣家屬的捐贈，一是上博代購，都不是南博自己征集的東西，而且比較雜亂，不是好，就是壞，不容易發生爭論。”

1964年6月，王敦化、徐沄湫、許莘農三位文物書畫鑒定專家再次鑒定，認為：

“仇英江南春圖卷，假。”

至此，“我”的命運開始了戲劇性的急轉直下。

1997年6月9日，被認定為贗品的《江南春圖卷》，由時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的徐湖平、時任南博經營部主任的錢峰、南博工作人員凌波等人簽字(注：簽字見下圖)，退出南京博物院館載錄，轉至江蘇省文物總店。

圖：1997年6月9日，就《江南春畫卷》流傳去向，徐湖平、錢鋒、凌波三人的簽字原件照片

“我”被調劑劃拔到江蘇文物總店后，第二天便被一會神秘的“顧客”以人民幣16萬元買走。

但是令“我”奇怪的是，那張江蘇省文物總店文物古籍外銷統一收票記帳聯上，收貨人一欄中，收貨人為“顧客”。

按當時南博文物總店規定，凡在文物應購買文物商品的顧客必須出具身份證件，實名登訂購買。可是這位買家在收票收貨人一欄上填寫的是“顧客”二字。

“我”當時還一度認為這位神秘買家姓“顧”，名“客”。

直到后來“南博事件”發生后，“我”才知道，買家的真實姓名，是南京注冊成立于1996年的南京藝蘭齋老板，名叫“陸挺”。

圖：江蘇省文物總店2001年發票，是示《江南春畫卷》以6800元出售。

1999年，上海收藏家顏明等人參觀藝蘭齋，陸挺向其展示《江南春圖卷》，以此炫耀。

2000年，在《讀者》雜志第八期上，藝蘭齋拍賣廣告中，就有“我”(即《江南春圖卷》)的介紹，并注明“我”系藝蘭齋藏品。

到了2006年，我的名字又出現在了南京師范大學學報中。在該學報中，陸挺的夫人、時任南師大中文系講師的丁蔚文女士，發表了一篇《仇英江南春卷考辯》的學術論文。

2010年8月，江蘇《現代快報》刊收的《藝蘭齋珍寶探秘》一文中，對陸挺收藏的時代仇英《江南春圖卷》進行了詳細介紹。

《江南春圖卷》接連現身，這引起了“我”以前的主人、龐萊臣先生曾孫女龐叔令及其他寵氏后人的關注與困惑——明明該畫已于1959年捐贈給了南京博物院，為何會在市場上頻繁現身呢？

在此之后，龐氏后人曾多次要求南博出示龐氏家族1959年所捐贈的137件古畫，南博次捐贈之物早已屬于國家，龐氏后人無權查驗為由給予拒絕。

2016年，龐家開始持續向南京博物院信，希望查看所捐古畫藏品的現狀，尤其是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的現狀，未收到南博的回復。

2025年5月下旬，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件出現了。

龐叔令獲知北京嘉德拍賣公司5月份的春拍國錄上，赫然出現了龐家所捐舊藏、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起拍價為8800萬人民幣。

龐叔令一時無比震驚。

在龐叔令的舉報與國家文物部門的干預下，拍賣公司隨即對“我”作了撤拍處理。

6月底，龐叔令女士按法院調解書約定走進南京博物院庫房清查1959年所捐137件古畫時，發現包括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在內的5幅古畫已經去向不明。

此事經龐叔令向社會公開披露后，引起全體中國人民的廣泛關注，所有人都無比震驚。

五、《江南春畫卷》的命運，將會何去何從？

圖：明仇英《江南春圖卷》局部

2025年11月20日，龐叔令狀告南京博物院正式開庭。

庭審中，龐叔令要求南博說明在南博“消失”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等五幅古畫被“劃撥、調劑”的具體流向，并最終將其返還。

由于“南博事件”社會影響巨大，牽動了每一位大眾百姓的神經，目前已由國家文物總局及江蘇省成立了專項聯合調查組，正在徹查此事。

該事件并非一件丟失文物事件這么簡單，相信一定會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于天下。否則它會從根本上動搖社會正義、契約精神，以及整個社會的公信力。

至于南博鑒定的仇英《江南春畫卷》為“偽作”的結論，是否能站得住腳，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我”想在全國人民的關注下，會有一個令人信服的結果。

明代畫家仇英如今存世的作品極少，國內外一共不足百件。在我國僅47件，彌足珍貴。

作為明代畫家仇英生前的精品力作，《江南春圖卷》是集明代眾多書畫家、詩人、文學家“詞、畫、和詩”于一卷的完整藝術作品，500年來流傳有序，光在“我”身上由歷朝歷代鑒賞收藏家鈐蓋的印章就有近70枚。

所以，關于“我”的真偽，“我”是有信心的。

這就是“我”——《江南春畫卷》的自述。

此刻，“我”好想回家，回到可以保護我、呵護我的國家級博物館。——全文終

——青峰，2025年12月29日寫畢于鄂西夷陵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