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威《黑豹》最后一幕為何落腳奧克蘭？

奧克蘭：新力量源地？

若要研究美國電影，那就需要重新開辟一片領地，如果有范圍的話，那就是在紐約-好萊塢電影之外。有沒有其他重要城市能成為研究美國電影的第三條路呢？2000年到2010年間，波特蘭因受到很多人的支持（格斯·范·桑特，托德·海因斯）、“讓波特蘭一直奇葩”的口號和狂熱躁動的音樂場面（獨立搖滾教父級史蒂芬·馬克姆斯，貝絲·迪托（Beth Ditto））一度成為寵兒。

SXSW音樂節

但是，之后呢？2010年初始，奧斯汀開始匯集眾多影人，比如：理查德·林克萊特（Richard Linklater），羅伯特·羅德里格茲（Robert Rodriguez），杰夫·尼克爾斯（Jeff Nichols），再加上融合電影、音樂和新科技的大型文化盛會西南偏南音樂（電影）節，有出現壓倒圣丹斯的勢頭，成為獨立藝術的新“麥加”。這里，看起來好像的確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只是，來，一起再繼續挖掘，來看看西海岸。

正對舊金山的奧克蘭，有425000人口，港口城市（據維基百科，奧克蘭是西海岸第三大重要城市），并不以休閑享樂為主，濕度和犯罪率都偏高，仍保留著反抗的因子和工人的影子。另外，也有一小撮電影彰顯著這個城市的精神：瑞恩·庫格勒（Ryan Coogler）的《弗魯特韋爾車站》（Fruitvale Station, 2013），卡洛斯·洛佩斯·埃斯特拉達 （Carlos López Estrada）的《盲點》（Blindspotting, 2018），布茨·賴利（Boots Riley）的《抱歉打擾》（Sorry to Bother You, 2018）。

《弗魯特韋爾車站》海報

雖然僅有三部電影，但這種反差也足以勾勒出目前美國電影的某種矛盾性。他們都帶著一個相同的期望，旨在扎根于一個城市，并把其鮮為人知的一面展現出來。《弗魯特韋爾車站》，意圖明顯的論文式電影，取材于真實事件（在弗魯特韋爾地鐵站，一個因警察過失而被誤殺的黑人生命中的最后24小時），不過，雖然它很有地方色彩，也頗具創意性，但我們也沒有就此預見這里的潛力。

而事實上，《弗魯特韋爾車站》是個獎項收割機（圣丹斯評審團大獎，戛納一種關注單元未來獎，以及多維爾美國電影節觀眾獎），是瑞恩·庫格勒成功的第一步，也迅速成為好萊塢理想的停泊點。奧克蘭是黑豹黨成立的地方（1966年由修伊·牛頓(Huey Newton) 和博比·西爾(Bobby Seale)創建）。

奧克蘭的黑豹黨

即便是在漫威旗下執導英雄電影《黑豹》，瑞恩·庫格勒也不忘提及他從哪里來，《黑豹》最后一幕是，瓦坎達國王將在奧克蘭建立了一個研發和救援中心。同時瑞恩·庫格勒小心翼翼地、去政治化地處理黑豹這一名字，以便更好的融入超級英雄隊伍。

政治訴求更強烈的是布茨·賴利（樂隊The Coup主唱跨界做導演，拍攝了《抱歉打擾》），以及《盲點》的三人幫（編劇兼演員，以及共同制片人戴維斯·迪格斯（Daveed Diggs）和拉斐爾·卡索（Rafael Casal）,導演卡洛斯·洛佩斯·埃斯特拉達，出生于墨西哥）。

《盲點》劇照

這些電影沒有走常見政治題材的路子，也沒有努力想感化人的英雄，因為他們更偏向于塑造一個深受當地土地滋養并親身經歷當地變遷的主角。雖然《盲點》的故事立足于警察失誤這一事實論據，但一點也沒掩蓋住對這個城市精妙而準確的描繪：社會關系網之間的更迭，和這個區域隱秘的變化。

比如《盲點》絢爛熱鬧的開頭，城市景觀多層重疊（街區和居民，森林，海灣，體育盛會），電影把這些不同的地方連接在一起。這種連接并不只是依靠劇情（兩個角色的工作是幫人搬家，穿梭來往在各個街區，從建筑師的房子到發現寶貝的破舊小屋），而是依據兩位連哥特式墓園到新畫廊之間的捷徑都了如指掌的演員兼編劇的緊密合作。熒幕上演員的從容，可以看出主創人員流轉在各個藝術形式之間的痕跡（包括戲劇和口頭詩歌，戴維斯·迪格斯和拉斐爾·卡索涉獵了音樂，卡洛斯·洛佩斯·埃斯特拉達拍攝了很多短片以及當過戲劇導演）。

《盲點》劇照

因其涉及領域寬泛，《盲點》像是各種色彩的拼接，從心理偵探片（有時影響很明顯），再熟練抽身于紀錄片式片段（年老的攝影師搬家時評價自己的作品），以及最后的決斗，雖然以相互抨擊而結束（我們更愿意動嘴而不是動手）。

《盲點》和《抱歉打擾》有一個共同點：戲謔新經濟。《盲點》里幫派頭子一接到Uber的單，就立馬把兩個夸張的朋友趕下了他改裝車，變成嘴上抹了蜜的司機。《抱歉打擾》里，Cassius住的車庫，可以看作是對網絡經濟領導者們重要領地的負面呈現（位于舊金山灣南部的帕洛阿托的著名的“蘋果車庫”，蘋果聯合創始人喬布斯和史蒂夫·沃茲尼亞克最初呆過的地方）。

《抱歉打擾》劇照

事實上，電影并不是要建造一個反革命的機器，而是讓人被這個庇護所（注：據上下文應該指的是新經濟）的運作系統帶著走（巴斯特·基頓精神式的地方），以此在他們身體里植入反抗的種子。Cassius做電話銷售員時，剪輯開了一個小玩笑：每當他給客戶打電話的時候，他的辦公桌就會重重地落到接電話的客戶那里，對話變成了面對面的形式，把本來已經遷移到別處的產業經濟又轉回來了。

像《盲點》的主角一樣，Cassius升職非常迅速，通過那個被謊言包圍的能垂直上升的社會升降梯去到樓上了。但是，即便這樣，他也聲稱自己身上流的是底層血液，最終也證實他才是那個唯一能把街頭與“超級銷售員”的頂樓連接在一起的人。這樣來來回回，具有可塑性的行動，讓反抗的因子摩擦出了一些必要的火花。像這樣詼諧的創意，既能觸發壓力背后的本質問題，又能突出城市紳士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些影響初期很難看出來，展現過程也比較慢，以至于在電影里很少見。

《盲點》劇照

《盲點》里，新搬來奧克蘭的文藝青年們慶祝開趴（房子的主人炫耀自己和當地人紋了一樣的紋身），其中有一幕轉向房間的一個桌子：是百年橡樹的樹樁，被設計成一個低矮的小桌子。在之前的場景中，也滿含情意地展現了這些樹（奧克蘭完全就是“橡樹之國”），這兩個場景對比后產生的意味，比諷刺還辛辣。

或許美國當代電影有在“吹捧奧克蘭”？一線電影人（瑞恩·庫格勒）、在自己故鄉寫劇本頌揚故鄉的兩個童年好友（戴維斯·迪格斯和拉斐爾·卡索）、嘻哈音樂人（布茨·賴利），相繼敘述了各個階級的行為舉止：從最謹慎規矩的到最似脫韁野馬般的。而我們更愿意駐足在蠢蠢欲動的這一邊，看看這既具有反抗又很滑稽的新種子是否會在硅谷的對岸生根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