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國明這個人,一輩子就像個陀螺,被“責任”和“愧疚”這兩根鞭子抽著,不停地在轉,直到生命耗盡,最后安靜地停下。他把自己所有的心血、財產,甚至未來的希望,都托付給了外甥霍曉陽,而親生女兒崔夢,開著一輛舊夏利,獨自駛向北京未知的前路。這個結局,乍一看特別不公平,甚至有點殘酷,但細琢磨崔國明這一生走過的路,又似乎能咂摸出一點他深埋在心底的、那份沉重到扭曲的“愛”與“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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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國明的生命,是被兩個女人的離世緊緊框住的。妻子李小珍走得突然,一場車禍就帶走了她,連緩沖和告別的機會都沒給崔國明留下。這件事成了他心里永遠也填不上的窟窿。李小珍生前最懷念在鼎慶樓的時光,那是她感覺最幸福的日子。所以,癌癥晚期的崔國明拼了命也要回來,要把已經關張的鼎慶樓重新立起來。這不僅僅是為了完成妻子的遺愿,更是他對自己“錯誤”人生的終極補救。他覺得自己前半生瞎折騰,炒股賠錢間接導致了妻子的悲劇,他得用最后這點時間,做一件“對”的、能留下痕跡的事。鼎慶樓,就是他想刻在世上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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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個“走了自己老路”甚至“還不如自己”的外甥霍曉陽。霍曉陽太像年輕時的他了,聰明,有闖勁,但更浮躁,更不著調。崔國明眼睜睜看著霍曉陽在互聯網浪潮里撲騰,搞彩鈴公司賺了第一桶金,卻又迅速模仿自己,去搞什么圖書網、相親網,每一次都是崔國明在后面擦屁股,甚至不惜借高利貸給他發工資,最后債還是崔國明在國外打工還上的。在崔國明看來,霍曉陽就是另一個自己,一個可能因為沒人兜底而摔得更慘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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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能讓這個“兒子”重蹈覆轍。所以,他臨終前做的所有布局,核心都是為了給霍曉陽“鋪一條穩當的路”。把費盡心力盤活的鼎慶樓交給霍曉陽經營,是給他一個安身立命、再也折騰不垮的實業根基;把姥爺的房子留給他,是給他一個永遠的家。他甚至在生命最后,還逼著霍曉陽背菜單,這種看似笨拙的舉動,里頭全是焦急的托付。他希望霍曉陽能“靠譜”起來,能活得比自己有根基,別再做那無根的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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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的親生女兒崔夢呢?崔夢的“慘”,不是物質上的赤貧,而是一種精神上的“被遺忘”與“被犧牲”。母親突然離世,父親又因為愧疚和補償心理,把大部分的關注和資源都傾斜給了郭小雪和霍曉陽。崔夢在那個家里,感覺自己是多余的。她只能逃離,去和姥姥姥爺住,去北京讀書,用距離和沉默來表達受傷。她和父親崔國明之間,隔著的不僅是母親的死,還有父親那泛濫到似乎將她排除在外的“責任感”。崔國明不是不愛崔夢,恰恰相反,他可能覺得對女兒的虧欠最深,深到他不知如何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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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留給崔夢那輛舊夏利和老房子,更像是一種象征性的補償,是“物歸原主”。但他心里清楚,女兒內心那個被忽略的洞,他這輩子是填不上了。他把能運作、能創造未來的“活資產”(鼎慶樓)給了需要被“規范”的霍曉陽,而把帶著回憶的“靜資產”留給了已經獨立、倔強的女兒。這或許是他能想到的、最現實的分配:給需要引導的人以平臺,給已經堅強的人以退路。但崔夢開著車駛向遠方的那一幕,還是讓人心酸,她帶走的,是母親早逝的傷痛、父親偏心的陰影,以及一份只能靠自己打拼的孤獨未來。她的“和解”更多是出于成長后的體諒,而非傷痕的真正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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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國明這個人物的悲劇力量,還在于他那種“以德報怨”、幾乎不求回報的處世方式。他對所有人都好,好得有點“傻”。狗腸子曾經欺負過他,可當他落難時,崔國明不僅收留他的狗,后來還出資出技術幫他支起煎餅攤,讓他能堂堂正正做人。張秘書想羞辱他,他卻在對方出事時以德報怨,甚至想給人家留個住處。他對霍曉陽和郭小雪的付出,更是掏心掏肺,近乎“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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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付出,源于他內心深重的“罪己”心態。他覺得自己虧欠了妻子,虧欠了女兒,虧欠了父親(沒讓他見到崔小紅最后一面),他的人生似乎就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于是,幫助身邊的每一個人,成了他贖罪的方式,仿佛每幫一個人,就能減輕一點自己心頭的重負。他拼命地想彌補所有裂痕,最后卻發現,最深的裂痕就在自己與至親之間,而且時間已經不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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