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龐家南博事件后，收藏大家吳歡發聲：我家的捐贈也有同樣的遭遇

繼龐家南博事件后，收藏大家吳歡發聲：我家的捐贈也有同樣的遭遇

于雨林穿梭的行者

這次關于南京博物院的疑云，可以說著實點燃了不少人的情緒。放眼這個事件本身，不只是幾個文物“丟失”或“倒賣”的簡單故事，而像是在折射我們對文化遺產保護的制度缺陷、信任缺失，甚至還牽扯出了一個關于初心和責任的更深層次話題。說起來，這些年我們習慣了“文物”的詞眼，走馬上任近的博物館、收藏家、館方似乎早已成為一道無形的“界線”，而這次的事件，無疑像一根針，戳破了不少藏在角落的隱憂。

事件的發生不是突如其來的。早在2010年前后，龐氏家族便開始曝光一些關于他們的文物隱憂。龐家的收藏原本是家族的驕傲，許多藏品都是歷經代代人辛苦收藏、得之不易的傳家寶。1959年，龐增和先生捐贈了超過100幅藏畫，一度被認為是家族的文化遺產。相較而言，后來的故事變得令人擔心：龐叔令發現少了五幅畫，南京博物院的回應卻似乎“巧妙”地避免了根本問題，甚至有人提出質疑——這五幅藏品到底去了哪里？公眾的直覺告訴我們，一個來自文化世家的家族，藏品多歸于古今名跡，那些失蹤的畫作，怎么可能會沒有一點蛛絲馬跡？

然而，更令人震驚的是，事件逐步升級，發現南京博物院曾經暫時暫停拍賣一幅明代仇英的名作《江南春》——這可是國家級非遺級別的重磅文物，怎么突然就“出題”了？而涉及“調撥”的責任人，前任院長徐湖平簽了字，卻似乎沒有一個明晰、令人信服的交代。最低價6800元的交易，讓人覺得荒謬，當然背后更值得警覺的，是這些操作是否牽扯到某些“暗箱操作”。如果一件價值千萬的古畫，只花幾千塊錢就“流出”市場，而且買家身份成迷，這難免讓人聯想到制度上可能存在的漏洞，以及管理混亂帶來的巨大風險。

而龐家的維權聲音也沒有落下。他們選擇通過法律途徑捍衛權益，表達對捐贈初衷的嚴肅態度。家族成員坦言，把心血凝聚在文物上的信任被一再挑戰，心里難免有點被背叛的感覺。畢竟，他們當初捐出這些藏品，是希望能讓更多人看到、理解中華文化的厚重。而如今，文物的疑云，似乎在告訴我們——即使是“公”機構，也可能變成“私”利的“出口”？

說到這個，不能不扯到另一件事：吳家藏品的“失蹤”。作為一位書畫藝術的知名收藏家，吳歡的發聲像一記重錘。他表示，1955年，家族曾向故宮捐贈了241件珍貴藏品，但到現在，公開資料顯示，只剩下差不多170多件，剩下的“去哪兒了”？這個數字讓人心頭一緊。公有文物“走丟”、未妥善管理的事情，似乎經常發生，難以追責也成了常態。故宮還自信滿滿地印制了紀念冊，試圖“做表面功夫”，似乎在提醒我們：文物的安全保障早已寫在制度上，但落實到現實，反而成了形而上的空話。

家族成員的心聲更令人動容。他們愛國、守護文化的初心從未變，吳家的傳承中滿載著對民族歷史的深厚情感。可如今面對種種漏洞，不免意味深長：在制度條文應付的背后，是那一份更深層的責任感。誰該對這些藏品負責？公權力、私人、還是制度本身？這些問題，沒人能馬上給出完美的答案，但它們已深深刻在我們每個人的心里。

這場風波終究不僅僅是關于某幾件古董或某個博物館的責任問題。它折射出的是我們國家文物體系的疏漏，是制度設計上的“軟肋”。有些公眾呼吁，光靠“追查責任”遠遠不夠，最根本的還是要還文物它們的“應有歸屬”。要建立起一套真正完善的制度，把那些被“借出”“借走”“調撥”的藏品都能追得清楚，管理得妥當，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這或許才是擺在我們面前最關鍵的選擇——要不要用心去重建我們的文化自信，讓每一件文物都能安然入庫、再也不敢輕易被遺失、被“倒賣”。

說到底，這些破碎的背影、模糊的歸屬，卻提醒我們：文化不是單純擺在那里供人欣賞的商品，它承載的是民族的記憶、家的紐帶和人們的心。我們可以批評制度的不足，可以質疑操作的黑暗，也可以呼吁還原真相，但更重要的，是要從個人做起，從制度出發，真正關心那些“沉睡在地下、角落里”的文化瑰寶。畢竟，沒有人能保證，下一次我們不會再看到類似的新聞，也沒有人能真心相信，這些故宮、博物院、收藏家背后的“暗影”不會繼續上演。

未來，希望的是一套更加公開透明、更有責任心的管理體系，也希望那些為文化付出的家庭和個人，能得到更真誠的尊重。畢竟，文物不是錢貨，也不是隨意交易的“商品”，它們是刻在我們民族血脈里的符號，是我們與過去對話的橋梁。而我們每個人都該記得——守護文化，就是守住那份屬于我們共同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