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后首次全面修訂 破產法如何改寫“多輸困局”？

今年9月，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首次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修訂草案）》。這是企業破產法自2007年施行以來，18年后的首次全面修訂。一部看似與普通人關聯不大的破產法，真的和我們無關嗎？

2024年10月7日，湖州一家早教機構突然發布閉店通知。方先生是從朋友圈得知的消息，就在十天前，他剛剛花費八千多元，為女兒購買了這家機構的60節早教課程。

這家早教機構在當地很有名氣。鼎盛時期，會員多達2000余名。為何突然閉店？對消費者未完成的課時費又將如何處置？

店長介紹，他們是被新冠疫情重創后，不得不選擇閉店的。作為早教機構，他們不可能采用線上方式授課，復工后，家長們擔心孩子的健康，老客戶觀望著遲遲不來，新客戶也呈現斷崖式減少。

老會員在退課，新會員增量不足，場地、外教及職工工資等運營成本日漸難以負擔。

消費者們報警、找屬地政府，多輪協商也無法化解矛盾，眾多消費者覺得協商無望，起訴至湖州市吳興區人民法院。

2024年開始，吳興法院成立企業破產重整事務中心，探索“破產制度”在處理企業債務危機中的積極應用模式。針對早教機構閉店的案件，湖州市吳興區人民法院企業破產重整事務中心負責人莫雪偉和同事們研判之后認為，如能將關口前移，直接進入破產程序，或許可以擺脫多輸困境。但企業進入破產程序有一個必要條件是，債務人即企業主的配合。然而作為破產法官，莫雪偉深知，在過去多年，他們并不受企業和企業主的待見。

實際上，破產的社會污名化現象極為普遍，社會將破產視作對償債責任的逃避，破產經歷成為債務人終生難以抹去的污點，即便從事的職業與破產原因毫無關聯，仍會因破產后實施的資格減等而受限。人們對破產談之色變，債務人也對破產事宜感到羞愧，往往傾向于拒絕申請破產。

今年3月，早教機構案件完成破產立案，在吳興法院主持下，通過搖號，選定破產管理人團隊，正式進入破產程序。

作為破產管理人，程福如團隊在對企業的資產進行梳理后發現，企業名下資產確實為零，但需償還23名債權人、總金額約35萬元的債務。

經破產管理人核查，這家早教機構確實因長期虧損導致零資產，如此一來，即便對其進行破產清算，二十幾名消費者將一分錢都拿不到，更無法化解已經產生的矛盾。

最終，在破產管理人的協調溝通之下，企業主愿意以個人方式承擔債務，23名債權人也在協商之下共同做出讓步。

經過債權人會議等系列程序，企業主承擔債務的60%，以分八期還款的方式，平均處置所有債權人債務。原本8000多元報課，一次消費都沒有進行，就損失了3000元，消費者方先生在接受這個結果的過程中，很是經歷了一番掙扎。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湖州這家早教機構的企業主因為經營失利，兩年間已陸續關閉了多家門店，她本人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經濟代價。但最終，通過法律程序及時清理了債務之后，她可以輕裝上陣，重新出發。繼續經營不僅有助于退還消費者款項，也將持續創造就業機會，為社會經濟注入活力。

破產等于合法賴賬嗎？

在以往的公眾認知中，“破產故事”往往是“老板失聯、員工討薪、債權人哭訴”的敘事，人們容易將“破產”與“逃廢債”進行聯想。那么，在破產制度的語境中，“破產”等于合法賴賬嗎？當企業和企業經營者陷入債務困境，如何尋求積極的救濟途徑呢？

一個月前，記者在深圳見到了企業經營者李偉（化名），他和企業剛剛從債務危機中掙扎出來，然而，就在今年夏天，他一度在絕望中，動了跑路當老賴的一閃之念。

作為企業經營者，李偉的個人債務與企業債務深度綁定，如何同步化解企業及經營者交織在一起的債務淤積？

2019年，深圳破產法庭正式成立。作為全國首創，其使命正是在“高密度創新”與“高風險出清”之間，架起一道堅實的法治橋梁，不僅讓尚存發展希望的企業，借由重整走向新生，更是探索個人破產程序，為因不同原因陷入債務困境的個體，搭建合法救濟途徑。

深圳破產法庭法官 黃新：我們做過一個統計，個體工商戶或者企業主，或者一些創業者，這樣的身份來申請的，占比差不多達到了七成，也就是說他們本身大部分的負債是因為生產經營，純粹是因為生活消費的負債占比是很小的。

黃新介紹，在他們以往辦理案件的經驗中，企業債務危機往往可以通過企業破產程序進行妥善處置，但因連帶責任而背負巨額債務的企業經營者，往往因缺少救濟途徑而陷入絕境。

為了破解個人債務難以化解的困境，2021年3月1日，全國首部個人破產地方性法規《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正式施行，在深圳經濟特區居住，且連續參加深圳社會保險滿三年的自然人，若因生產經營、生活消費等原因導致喪失清償債務能力，或者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可啟動破產清算、重整或者和解等不同的破產程序。

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李曙光教授是本次企業破產法修訂草案起草的專家組成員。多年來，他一直呼吁推動個人破產制度的探索實踐。

李曙光介紹，現代化的個人破產制度，本質上是國家為債務人提供的一種寬恕與救濟機制。探索個人破產制度，不僅是人類社會文明的演進，更是為那些誠實卻遭遇不幸的債務人開辟一條合法出路。其底層邏輯在于，在當前債務問題高發的背景下，借助法治手段，為社會排除債務背后的潛在風險和危機。

允許個人破產，更能契合當下“敢試、敢錯、敢重來”的創業氛圍。“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法治邏輯，更是為那些可能成為逃廢債的“老賴”們，提供一條合法合理的出路。創業者李偉對此深有感觸。

深陷困境中的李偉找到深圳破產管理人協會，希望在破產制度的幫助下，化解他與企業的債務危機。在深圳，個人要進入破產程序，要經歷嚴格的全流程反破產欺詐機制，通過申請前輔導、申請審查、程序中監督、信息公開等流程，識別申請人是否符合“誠實而不幸”的準入標準。截至2025年，深圳破產法庭已勸退約四分之一存僥幸心理的申請人，駁回多起瞞報財產、虛假陳述的破產申請。

2025年5月，深圳市破產管理人協會登記后，委托會計師胡飛受理李偉個人及企業庭外重組的相關事務。

經審查，李偉及企業賬目明細基本清晰。然而，對于直接申請破產重整，李偉顧慮重重。他的企業還處于債務危機的初期，研發項目正在關鍵時期，一旦進入破產重整程序，企業經營、管理權可能移交破產管理人，他將失去對企業的控制，這不僅影響正常經營和業務發展，更會使得客戶、投資人等相關方產生恐慌。

法官黃新研判，李偉和企業的債務危機還處于早期，非常適合以庭外重組方式，探索對企業與個人同步化債的新制度路徑。2025年5月，李偉及企業向深圳破產管理人協會提出庭外重組申請，協會指定重組協調人，以市場協商的方式，與四家銀行債權人進行償債協議。然而，作為一項新的工作機制，困難很快顯現。

重組工作還沒有任何進展，李偉的貸款已經開始逾期，正是一家找不到的互聯網金融機構，以短信、電話等方式，開始向李偉及親友們發來催還款信息。

現實的困境呼吁法律的完善。事實上，不僅企業與個人同步化債是本次修法引人注目的制度亮點，庭外重組機制，也在本次企業破產法修訂草案中被列入法條，確定為“申請重整前的協商制度”。

法律的修訂仍在進行中，但現實的難題亟待解決。事實上，在全國各地，搭建庭外重組制度的探索早已開始。就在李偉案因銀行債權人的消極而停滯不前時，今年5月，深圳市福田企業重組服務中心成立了。這個經濟再生服務平臺，由深圳市委金融辦與深圳破產法庭指導，通過政府搭臺，以市場為主導，輔以司法護航，為困境企業提供咨詢指引、多元化解糾紛的服務。

李偉的案子在這個平臺上，終于匯集四家債權機構，獲得了溝通的機會。在福田企業重組中心的溝通協調之下，一直處于消極態度的那家互聯網金融機構也最終參與了庭外重組協商，四家債權人在自身政策允許的范圍內，為李偉及企業的貸款進行了展期。

在深圳破產法庭的統計中，本次企業破產法修訂草案中，包括庭外重組、預重整、府院協調、個人破產、合并破產、中小微企業破產快審等諸多亮點均與深圳多年探索實踐的經驗相關。草案公布以來，他們通過多種途徑，繼續建言獻策，期盼他們一路走來的更多經驗可以科學升級，為今后的每一個個案提供制度工具。

正值企業破產法修訂，在福田區司法局的例行普法活動現場，首次把“企業重組服務中心”攤位擺進街頭，讓破產制度走進更多普通公眾的視野。無論是創業者、職工勞動者、社會普通一員，在未來參與市場經濟活動中，一旦遭遇經營困境，陷入債務危機，破產制度或許是那個可以幫助我們保護權益、依法止損、重啟生活的安全出口。

（來源：央視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