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百年醫療史2

中國百年醫療史（11）：被嫌棄的醫學布爾什維克

19世紀末，梁啟超首次用「東亞病夫」稱呼國人，將人身體的強健，與國家的強大聯系起來，希望以此喚起社會的覺醒，「除舊弊、布新猷」[1]。

就像社會其他領域一樣，在醫療健康方面，政府和社會也希望可以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和理念，以改變中國的舊弊。

但是，一直以來也只是在醫療技術層面的亦步亦趨，無非培養一些會開西藥能做手術的醫生，而且人數也非常稀少，對于健康領域整個社會面貌的改進可謂杯水車薪。

直到1921年，加拿大人蘭安生（John Black Grant）來到協和醫學院，開啟了中國的公共衛生之路。

說起來，1921年又是一個充滿巧合的年份。在這一年南方的嘉興南湖，召開了中共一大；而在北京，則迎來了有「醫學布爾什維克」之稱的蘭安生[2]。

不受待見的「醫學布爾什維克」

雖然蘭安生是協和的教授，協和又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但是蘭安生在公共衛生方面的工作與貢獻，最初僅與他個人有關，而不是洛克菲勒基金會或者協和醫學院的想法。

事實上，洛克菲勒基金會在美國也是更偏向保守派，而美國的公共衛生事業在當時也是比較落后的。

蘭安生被取了一個「醫學布爾什維克」的外號，這對他來說絕不是什么褒獎。

這從他后來各種建議在基金會中受到的阻力，就可以體現出來[3]。

甚至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做了12年會長的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在他50年代時寫的《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中，都完全沒有提及過蘭安生[4]。

所以，蘭安生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內部很可能是個不怎么受待見的員工。

蘭安生的父親是加拿大傳教醫生，但他出生在中國寧波，所以從小就會說漢語。后來他在美國密歇根大學醫學院獲得博士學位，1920年時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進修，師從韋爾奇博士和亞瑟爵士（Arthur Newsholme）。

正是在這一時期，蘭安生開始閱讀英國社會主義組織費邊社的讀物，思想轉向激進。不過蘭安生并不是共產主義者，他只是更希望社會平等[5]。

1921年時，北京的一些歐美教職員工出現了疑似傳染病的情況，于是洛克菲勒國際衛生委員會（International Health Board，IHB）臨時把他派到中國處理一些緊急的衛生服務。

所以，從一開始，洛克菲勒基金會完全沒有要求他做任何公共衛生相關的工作，也沒有讓他在協和開設課程。

年輕時的蘭安生

此時新的協和醫學院還沒有畢業生，大部分學生未來的打算都很簡單，要么留校教課，要么私人開業，這對個人來說都是大有前途的事情。

也有少部分學生對未來充滿了迷茫。

比如還在協和讀書時，陳志潛就把這種教育培養出的醫學模式稱為「買賣式醫學」，認為很多醫生「自私自利，霸占醫術之買賣權力」，使得「醫與社會之結合，純粹金錢性質」。「久習成風，人民見慣不驚，富貴者買醫，貧窮者無醫，成為當然之理。于是醫術本發源于博愛之宗旨，而其結果反近于偏愛，此固非立醫之本意也。」[6]

蘭安生敏銳的捕捉到了這種情緒，以他對中國的了解，以及深入的調研，他認為中國在醫療衛生方面，有可能出現一種「建立在大學研究上的計劃社會」[7]，也就是專業人士研究和領導下，有政府參與的醫療衛生體系。

這在當時的美國是無法想象的，因為他們缺乏這種政府主導的文化傳統，同時又形成了醫學會為代表的既得利益群體。

但是在中國，卻有可能實現。

也正是因為這種「瘋狂的想法」，他被自己紐約的老板們認為是醫學的布爾什維克（Medical Bolshevik）。

北平「一所」的誕生

蘭安生認為，在當時的中國，對社區人群健康有幫助的專業工作人員，至少應該和臨床醫生同等重要。因此他要開展公共衛生項目，要為中國培養公共衛生人才。

就好像學習物理化學，需要有實驗室做試驗；學習臨床醫學，需要有附屬醫院進行實習；同樣，要進行公共衛生相關研究，也需要一個場所進行實驗，通過真正的實踐工作，才能檢驗各種衛生理念的正確性。

這樣的實驗場所，應該是一個社會上的真實社區，有幾萬人口，人們在這里工作生活，同時又可以開展實驗性質的公共衛生項目。

就像教學醫院可以為未來的醫生提供實習操作的機會，這個實驗區也可以為未來的公共衛生人員提供實踐機會，積累經驗，為國家培養公共衛生人才。同時，實驗區中取得的醫療健康成果，也可以作為示范，在全國其他地區推廣。

但是他的這種想法，遇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協和醫學院的共同反對。原因很簡單，這不是他們的初衷，他們擔心這樣的項目會分散教學精力，影響學生畢業時的質量[8]。

于是，蘭安生先從申請開設課程做起，同時積極尋求地方政府的支持。

終于在1925年，達成了與北京市政府的合作，在北京市左二區成立了公共衛生事務所。以朝陽門大街為北界，崇文門城墻約一半處為南界，東城根及崇內大街分別為東、西界，劃出一片人口大約5.8萬人的區域，作為公共衛生實驗場所[9]。

市政府將這一區域的環境和個人衛生職權，以及衛生預算都交給事務所，并且支付衛生警員的薪水，由事務所負責向這一地區提供最低限度的衛生保健[10]。

有了政府的支持，協和也同意撥款資助，最終達成北京市政府與協和的投資比例四六開。不過，由于政局動蕩，后來的資助基本就都是協和自己承擔了[11]。

這片實驗場所一開始叫做「京師警察廳試辦公共衛生事務所」，從名字也能知道它在政府中的位置了：歸警察廳管，而且是「試辦」性質。后來終于在1928年穩定下來，改名為「北平市衛生局第一衛生事務所」，簡稱「一所」。

茫茫黑夜中的啟明星

北平「一所」服務的對象，是整個區域內的居民，前期5萬多人，后來發展到10萬人。它要解決這些人口從生到死，各個生長時期可能出現的疾病和健康問題。

為此，「一所」建立了一套自己的醫療保健網。這個網分為三級：基層是地段保健，包括學校衛生和工廠衛生；然后是醫療保健的各科門診；最后是合同醫院，包括協和醫院和其他醫院。

在這套醫療保健網下，「一所」具體開展的工作包括，各種疾病門診，婦幼保健，家庭接生，學校工廠衛生，健康宣教，生命調查等等[12]。

這些我們現在看來，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工作，正是在一百年前的「一所」，一步一步實驗開展起來的。

經過「一所」的努力，實驗區中的死亡率，從第一次統計時的22.2‰，下降到1934年時的18.2‰，同期美國的死亡率為10.9‰[13]。

除此之外，蘭安生還非常重視對于相關人才的培養，希望這些未來的醫學精英，從一開始就種下服務社會的理念。

因此他盡可能的要求協和醫學生們，都要有在「一所」實習服務的經歷，從而可以讓他們接觸到真正的底層民眾。

每個星期五晚上，事務所員工與協和公共衛生的同學們都在蘭安生家聚會，討論中國醫療衛生的未來，經常直至深夜[14]。

后來，「一所」的工作經驗和模式在北京上海南京推廣開來，很多非協和的學生，也自愿到「一所」進行服務[15]。一位齊魯醫學院在協和旁聽蘭安生課程的學生感慨：

「在整個社會人口覺悟之前，最大的需要是使醫學界的覺悟水平提高。」[16]

雖然當時在「一所」之外，大部分中國人的生命就像蘆葦一樣，在亂世的風雨中飄搖，在饑餓與瘟疫的夾縫間喘息，面對疾病只能將命運托付于虛無的神明，匍匐著等待未知的明天；但是，此時在「一所」中開展的各項工作，正是這茫茫黑夜中的啟明星。

新中國成立之后，很多醫療衛生工作的開展，都受到了「一所」的影響。而且，它更是為中國培養了一批真正致力于社會衛生事業的人才，比如最有代表性的陳志潛，將在后面的內容中做詳細介紹。

我們回顧過現代醫療在中國的萌芽歷程后會發現，在這個過程中一直有一股張力持續存在，那就是中西醫之間的沖突。

這一沖突的復雜性，可能遠超字面意義上的表述。它不僅是中醫與西醫的技術對立，更是多重矛盾的復雜交織：

民族屈辱記憶與文化自衛的本能，國家現代化的訴求與文化傳承的焦慮，科學理性與傳統經驗智慧，強制性變革與漸進式改良，知識精英與普通民眾，同時還摻雜著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經濟爭奪，以及政治權力對醫學話語權的重新分配。

在這場被簡化為「中西醫之爭」的風暴中，每一方都有自己的道理，每一種選擇都有其特定的歷史合理性。

接下來，我們將站在醫學專業和歷史的角度，去審視一下這一沖突。

[1]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政大出版社2010年9月

[2]Mary Brown Bullock，An American Transplant：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3]同上，以及馬秋莎《改變中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

[4]Socrates Litsios《John Black Grant - a 20th century public health giant》，Perspect Biol Med 2011,54

[5]馬秋莎《改變中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

[6]陳志潛《吾國全醫建設問題》，世界日報1928年8月

[7]Mary Brown Bullock，An American Transplant：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8]同上

[9]《話說老協和》，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9月

[10]Mary Brown Bullock，An American Transplant：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11]馬秋莎《改變中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

[12]《話說老協和》，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9月

[13]馬秋莎《改變中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

[14]Mary Brown Bullock，An American Transplant：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15]《話說老協和》，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9月

[16]馬秋莎《改變中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

中國百年醫療史（12）：中西醫千年融合，百年成仇

古廟依青嶂，行宮枕碧流。

水聲山色鎖妝樓，往事思悠悠。

云雨朝還暮，煙花春復秋。

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

這首《臨江仙》描繪的古今并置、新舊交替的圖景，與百年前的中國很是神似：

傳統中醫就是那依山而立的古廟，根深蒂固；而現代西醫則是那臨水而建的行宮，新貴顯赫。

在這場關于醫學正統性的爭論中，中西醫雙方就像那江邊的啼猿，為了各自的理念和利益，各執一詞，爭論不休。

這種辯論固然推動了思想的碰撞與進步，從歷史來看可能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過程常常偏離醫學的根本目的。對于孤舟上的行客——那些在疾病面前本就愁苦萬端的普通民眾而言，他們更迫切需要的，是這種思想革新盡快轉化為切實可行的醫療救治。

這首詞的作者，是五代時前蜀的李珣。他的祖上是波斯人，唐末時隨唐僖宗入蜀[1]。他除了是一位花間派詞人之外，也通曉波斯醫藥，著有《海藥本草》一書。

所以，所謂中西醫的交匯，豈止百年，至少唐代時就已經有了。

第三章 變味的中西醫紛爭

很多討論「西醫東漸」的著作和文獻，都選擇從19世紀開始說起，或者至多再向前推到17世紀，比如曾經西藥對康熙皇帝的影響，或者早期西方解剖學圖譜的傳入。

但實際上，在更早的時候，西方醫藥就已經在影響中國了。

唐代絲綢之路發達，陸海兩路暢通，伴隨文化交流和經濟貿易，域外藥物也大量涌入[2]。

為了區別本土物種，古代給域外事物命名時，經常用「胡」、「番」、「海」、「洋」等作為前綴，比如食物里的胡麻、番茄、海椒、洋蔥等。藥物也有外來，比如胡桐淚、番紅花、海紅豆、洋金花之類。

杜甫有個好朋友叫鄭虔，杜甫曾稱贊他「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就是說他的醫術和兵法都很好。

而鄭虔的一大貢獻，就在于寫了一本書叫作《胡本草》。雖然目前這本書已經失傳了，但至少說明，在當時人們對于外來藥物的吸收與包容。

后來唐末五代時，波斯裔的李珣寫了《海藥本草》，收錄了海外泊來的藥物124種，李時珍《本草綱目》從中選擇了十四種。

元代的醫學大融合

對西方醫藥空前融合的是在元朝。

元代將西域醫學稱為回回醫學和回回藥學，主要是經阿拉伯人傳入的希臘醫學[3]。

為了融合回回醫藥，政府特意設置了一個官方機構廣惠司。據《元史》介紹，這個廣惠司是由西域弗林人（今敘利亞）愛薛建立的，一開始叫京師醫藥院，后來改名為廣惠司，「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藥物及和劑」[4]。

許有壬在《大元本草序》中說：

「開辟以來，幅員之廣，莫若我朝……西域醫術號精，藥產實繁，朝廷為設官司之，廣惠司是也。然則欲廣《本草》以盡異方之產，莫若今日也。」[5]

關于元代對西醫的應用，陶宗儀在《輟耕錄》中曾記錄過一則故事：

「鄰家兒患頭疼，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割開額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尚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遄止。當求得蟹，至今藏之……」[6]

關于這一段記錄，蕭婷（Angela Schottenhammer）解釋說：

「醫師很可能用了一種減輕顱內壓力的手術。所謂“小蟹”，是因為“癌、腫瘤”和“蟹”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中均為“sartan”，中文譯為“塞兒湯”，因此譯為中文就變成了“蟹”。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中，該詞不僅指“癌、腫瘤”，也指惡性潰瘍或膿腫。這則史料實際上說的應該是惡性潰瘍。」[7]

由此可見，至少在元代，西醫西藥就已經在中國民間出現過了。

不僅如此，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討論營養學的專著《飲膳正要》，作者是元代飲膳太醫忽思慧。其中收集了不少本草、驗方及食物特性的資料，還介紹了印度、西藏、西番、回鶻各族的食品，分別說明這些材料的特性，藥用功效以及各種宜忌[8]。

就在同一時期，出現了中醫史上的金元四大家，也都強調食補。因此推測這時候的中西醫藥融合，應該對中醫的發展帶來了影響。

所以，到明代李時珍寫《本草綱目》時，就記錄了大量西方來源的「胡藥」。

清代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中，又加入了更多外來藥物，其中來自西歐的藥物數量，遠多于來自東亞、南亞、西亞與北非等地的藥物數量[9]。

可見，所謂「西醫東漸」，不是近一百年來才出現的，而是有著更久遠的歷史，可謂「自古有之」。

但是回看過去一千年來「西醫東漸」的歷程，卻不曾有過所謂中西醫的激烈沖突，而更多的是交匯融合，中醫在包容西醫的同時自我成長。

為什么西醫來華經歷了至少一千多年，但到最近的一百年，突然出現中西醫沖突了呢？

在我看來，中西醫能有千年融合史，可能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其一，古代中西醫認識論并無根本分歧。

近代以前的中西醫，雖然來源不同，但是底層的認識論卻是一致的。大家都是經驗醫學，很多理論都是建立在個例實踐觀察上的樸素認知。

雖然古希臘有四體液學說，中國則是陰陽五行，但是對生命都是持一種整體觀，認為疾病就是一種平衡的打破。

而關于疾病的診斷，或者治愈的判斷，都只是靠感官去做直接的感知，靠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去獲取信息。

對于疾病治療，也都更愿意接受一種「自然」的療法，依賴于身體的自我調節，也更符合整體觀的認知。

因此在醫學方面，古代中西方認知的相似性大于差異性，而不存在底層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巨大鴻溝。

這種情況下，中醫看待西醫，更多只是認為習俗上的差別，所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對于胡藥來說，更多只是不同地方物產上的差異，而沒有太大的文化沖突。

其二，技術水平的相對均衡。

從古代到近代，中醫一直不比西醫落后。

無論是唐代的中醫和同期的阿拉伯醫學，還是元代的中醫和同期的回回醫學，它們都處在前現代醫學的同一發展階段。在這種情況下，相互學習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就好像平時有點小病小痛，就去鄰居家打聽點經驗自己試試。在當時的中西方，你有好的藥材，我有好的方劑，大家各取所需，共同進步。

雖然從16世紀開始，西方解剖學、生理學和化學都有了驚人的發展，但這些基礎學科的進步，并不能很快體現在醫療上。

比如解剖學的發展，對外科有比較大的幫助。不過外科醫生應該都清楚，解剖學對于做好手術只是必要條件，而遠非充要條件。手術指征的把握，圍手術期管理，這些關系到手術成敗的關鍵因素，都不是解剖學可以解決的。

從整個醫學的認識論方面，西醫直到近代傳教醫生來華時，也都沒有顯著的領先。

從1581年利瑪竇來華到1851年，270年間譯成中文的西醫書僅有2種，都是解剖學方面的；而同期西方翻譯出版的中醫著作卻有70余種[10]。

雖然這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出中醫的固步自封，欠缺對外學習，但同時也說明，在近代之前的中西醫學交流中，中醫長期處于輸出地位。

其三，融合時間的充分性。

古代的西醫東漸，是一個散點式、長時間的過程，因此可以給到融合以充分的反應空間與時間。

一種藥物、一個方劑、一項技術，可以更容易地被吸收到中醫的龐大體系中，就像大海吸收溪流一樣自然。

《本草綱目》中的那些「胡藥」，正說明了它們可以被逐一賦予中醫的理論解釋，從而被納入中醫體系，成為中醫的一部分。

而且還有時間節奏上的加持。古代的中西醫融合是以世紀為單位的漫長過程，可以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

即使一開始剛接觸時，可能會有認識上的沖擊，但這種漫長的時間跨度，給到中醫充分適應和消化時間。于是，各地的醫學家們也可以溫良恭儉讓，雖然學說不同，但也不至于劍拔弩張。

最后，文化心態的自信從容。

當時的中國更加強盛，也就更加自信。即使面對一些文化沖突，也都能大度包容。

唐代的長安、元代的大都、明代的北京，都是當時世界的經濟與文化中心。在這種權力格局下，中國人面對外來醫藥時，懷著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松弛感——是我主動選擇接受你的好東西，作為對自己醫學的補充和豐富，而不會當作挑戰和威脅，更沒有被迫接受的屈辱。

而且，作為強勢文化，擁有對外來事物的定義權。當胡藥進入中國時，它們被按照中醫的理論體系重新解釋和分類，比如被納入中醫的藥性理論，賦予各種性味和歸經。這種定義權的掌控，確保了外來醫藥的融入不會沖擊本土醫學的核心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外來醫藥的融入更進一步增強了本土文化的自信心。《本草綱目》中大量胡藥的存在，不是對中醫的否定，反而是當時中醫包容性和先進性的證明。

對外部事物的仰視，顯然是源于一種自卑；而刻意的鄙視，可能只是一種防御心態，其實質仍然是自卑。唯有一種平視的觀察，才是真正自信的體現。

就像許有壬在《大元本草序》中的那種語調：「西域醫術號精，藥產實繁」——這是強者對眾生技藝的欣賞，而非弱者對強者的仰視。

近代沖突的三重打擊

到了近代，上面的原因全部被打破了。

首先是認識論革命。

20世紀以來，西醫發生了認識論上的革命。顯微鏡、X光、麻醉術、無菌術，這些不僅是技術進步，更代表著從經驗觀察轉向實驗驗證、從整體感知轉向精確測量的思維轉變。統計學方法開始用于評估治療效果，臨床證據取代了個案經驗。

此時的中西醫之爭，不再是技術比較，而是發展為「什么才是認識疾病的正確方法」的哲學辯論。

其次是技術代差顯現。

在治療效果上，中醫開始顯現出劣勢。疫苗預防天花，鼠疫防控，無菌術帶來產婦死亡率和新生兒死亡率的大幅下降。到20世紀初，使用西醫的歐美國家人均預期壽命已經有了大幅提升，而中國仍然在30多歲徘徊。

這種客觀的技術代差，使得傳統中醫的相對劣勢顯得格外刺眼。

最后是文化心態逆轉。

更致命的是，伴隨著這一次西醫來華的，是堅船利炮和創傷屈辱。中國從世界中心淪為半殖民地，文化心態發生了徹底顛倒。這就讓一種醫學竟然染上了征服者的色彩。接受西醫就不再是簡單的技術選擇，還摻雜了文化屈服的象征。

此時的中西醫之間，也就早已超出了醫學技術的范疇，單純學術上的審視變得不再可能。本來疾病種類繁多，西醫并不能在所有疾病方面都做到完美無缺，即使是在認識論層面上，也應該有可以學術探討的空間。兩套醫學體系，本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研究其利弊，然后做出更明智的選擇。

但民族情緒讓理性的比較分析失去了土壤——鼓吹西醫的要救亡圖存，鼓吹中醫的要保種留根。不管是接受還是否定，都必須整個體系打包選擇，于是爭論就只剩下「全盤接受」與「全盤否定」兩大陣營之間的攻訐，再無中間地帶。

而如此強烈的變革，竟然是在短短幾十年中突然爆發，從而讓人產生一種需要快速做出選擇的緊迫感。

于是，提供給中西醫融合的空間和時間都被大大壓縮了。

這非常符合社會心理學家奧爾波特（Gordon W. Allport）在《偏見的本質》（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中，有關于「內群體」的理論描述[11]。

當內群體受到外部的敵意而且處于弱勢時，群體內部會分化出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要通過學習外部強者的文化，來實現自己群體的趕超；另一種認為要通過鞏固自身的文化價值觀，實現自己群體的存續。

這兩種觀點很容易滑向各自的極端：全盤接收外來文化，視本群體文化為全面落后；或者全面否定外來文化，視對外學習者為叛徒。

事實上，這樣兩種極端觀點，都是人群產生的偏見。這種偏見出現的核心原因，在于對「內群體」的定義框架過于狹小，而不能站到更高的維度，去尋求對兩個貌似對立群體進行融合的可能性。

雖然縱觀幾千年歷史可以清晰的看到，中華民族本來是擅長這種文化的融合，但是在近代短時間內的沖擊之下，仍然還是形成了偏見。原本可能的技術交流，變成了不可調和的文明沖突，理性的學術討論，演變為激烈的意識形態斗爭。

[1]【五代】何光遠《鑒誡錄》，【宋】黃休復《茅亭客話》

[2]王家葵《本草文獻十八講》，中華書局2024年10月

[3]蕭婷《元代中國的回回醫學和回回藥》，歐亞譯叢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15年6月

[4]【明】宋濂《元史》，中華書局1976年4月

[5]【元】許有壬《至正集》

[6]【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

[7]蕭婷《元代中國的回回醫學和回回藥》，歐亞譯叢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15年6月

[8]許倬云《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北京日報出版社2023年3月

[9]張勇安《醫療社會史研究（第9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6月》

[10]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第二版）》，學苑出版社2012年10月

[11]戈登·奧爾波特《偏見的本質》，后浪出版社2020年1月

中國百年醫療史（13）：中西醫之爭背后的經濟賬

雖然稱為中西醫之爭，好像是相互對立的兩派勢力，但實際上，中醫和西醫的內部，也并非是全然統一的。甚至中西醫各自內部的差異，恐怕并不比中西醫之間的差異更小。

在陳志潛上世紀20年代寫的《新舊交替》中，對社會上的中西醫（當時稱為新醫和舊醫）有非常精彩的分析[1]，后來很多相關討論，都是在此基礎之上。

中醫生的三個檔次

當時的中醫生按照出身，可以分為三類：儒醫、家傳和江湖郎中。

一、儒醫

儒醫聽起來很有文化，而且大多是前清翰林，進士舉人，但大都是半路出家，沒有老師，全靠自己翻書琢磨。

好一點的真讀過《內經》《本草》；一般的只是看看當時人寫的文章，就自己理解著開方；還有下等的就直接死記幾個藥方，然后靠一張嘴金木水火土的忽悠。

但不管哪個檔次，都有個共同優勢：讀書人身份。大家覺得既然儒道造詣很深，那從儒轉醫自然輕而易舉。于是靠著「儒」這個標簽，身價能漲十倍。

二、家傳

這類醫生大多并沒讀過醫書，但因為家里有個醫生，耳濡目染能知道不少藥名方子。老醫生一死，就能掛出「世代秘傳」的招牌接班。

他們經驗往往比儒醫強，但在社會上被看作「不學無術」，因此只能得到「勞力者」認可，而得不到「勞心者」的賞識。不過生意總還能做得開，吃飯不愁，所以「世代秘傳」的招牌也不會消失。

三、江湖郎中

江湖派地位最低，但影響力很大。他們識字不多，理論不通，但動手能力強，更重要的是膽子大。而儒醫世醫往往膽小如鼠，最怕見血，很多時候還得讓江湖兄弟幫忙。

而且，他們收費便宜，老百姓請不起儒醫世醫，就找江湖郎中。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打針火罐，五花八門地干。所以，雖然大家認為他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他們也還始終保持著一席之地。

除了出身不同外，因為中醫典籍之間本身就有很多矛盾之處，比如《內經》和《難經》之間就有多處不一，不同人就有不同的理解和解讀，于是基于不同的師承與家傳，中醫理論也分裂為諸多派別[2]。

名中醫任應秋在《中醫各家學說》中介紹了七大學派：傷寒學派、河間學派、易水學派、攻邪學派、丹溪學派、溫補學派、溫病學派。所以，即使是儒醫或者家傳的中醫生，相互之間也都各有主張，互不買賬，而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西醫生的三種出身

再說西醫生。除了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基于留學地點不同而形成的英美派和德日派之外，西醫也像中醫一樣，有著出身的不同，也可以分為三類：學校出身、醫院出身，以及江湖雜牌。

一、學校出身

當時國內西醫學校除了少數幾所洋人辦的，大都缺錢缺教材，學生水平參差不齊，有些畢業生質量很低。而且畢業后又缺乏實習機會，所以這些國內畢業生被當作「土貨」。

「洋貨」自然就是從國外回來的，其實也不一定都好，同樣有優良中差。

不管「土貨」還是「洋貨」，畢竟是學校畢業的，對人體構造、器官功能、疾病原理、診斷方法、藥物性質，總是有基本了解的。

那些真正在國外專門學習多年回來的，大多在學校教書，而且數量極少，對實際醫療看病其實影響不大。

二、醫院出身

教會醫生來中國時需要助手，就培養了許多中國教友當助理。比如1907年時估計，當時中國有300名外國醫生，以及5000名本地助理[3]。

時間長了，這些助手就掌握了各種治療方法。有的心思活絡了就脫離醫院，自立門戶。

一般民眾對醫生并沒有選擇能力，只要看見醫生招牌就去看病。所以各省都有這種醫院訓練出身的新醫生。

這些醫生可以類比舊醫中的世醫家傳，對醫學典籍沒研究，但臨床經驗相對豐富，因此也能和學校出身的分庭抗禮。

三、江湖雜牌

新醫中也有江湖派，用陳志潛的話說，包括「不安分守己」的護士和藥劑師，還有些專打嗎啡針的野狐禪。

這些人在醫學上沒地位，社會上也少人信任，但同樣也占了膽子大這一條，而且沒啥底線。因為都是用些新醫的手段，于是社會上也把他們當作新醫代表。他們也毫無顧忌，在官私各方面都能混得開。

這批人數量很大，潛在影響也大，但所作所為與新醫學理其實是完全沖突的。

巫醫：被忽視的第三方

其實除此之外，還有一大類「醫生」，既不是中醫也不是西醫，但是卻擁有更廣泛的市場，這就是巫醫。

現在很多人常把中醫和巫醫混為一談，以「毉」字的古體來說明自古醫巫不分。但其實「毉」只是一個異體字，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只有「醫」和「醫」，而沒有「毉」。《說文解字》中也是用的「醫」，「酉」作部首，取「酒所以治病也」[4]。而中醫也很早就已經在形成自己的理論，要和巫術區分開。

左上角的「醫」是放箭矢的兵器匣，右上角的「殳」是一只手握著武器，下面是一壇酒。因此推測最早的醫生應該是軍醫，以藥酒處理傷員。出土商代文物中發現，通常軍醫與隨軍占卜師可能是同一個人的工作，因此「毉」字也可能代表了一個人不同的工作內容，而非以巫為醫。

一般巫醫看病不用藥，只給符咒。每吃一符，飲水一杯，收費兩角。另外，「出祟」、「呼魂」、「請仙」、「扶乩」等等「治療」方法，也都非常盛行。每到香期時節，藥王廟里所燒香灰包成小帖，病人取來燃湯飲之，也以此治病[5]。

男性巫醫大都是農民出身，還有些江湖郎中也兼做巫醫，女性巫醫則多是三姑六婆出身。

在廣大農村地區，不管哪一類西醫數量都很少，大多數地方一個都沒有；而中醫和巫醫在數量上則是平分秋色[6]。

雖然醫生有三大類，但就像前面所說，據「一所」的統計，即使是在北京城里，別管是西醫中醫還是巫醫，1/3的人從生到死，什么醫都沒看過。如果放眼全國，死前未經任何醫生治療的可能多達50%[7]。

經濟利益的暗流

除了出身、學術上的巨大差異，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增加了這場紛爭的復雜性，這就是經濟因素。這應該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但是在關于中西醫之爭的各種著作中，很少有涉及這方面的分析。

當時醫生大都是私人開業，收費方面西醫比中醫更貴。西醫主要是分布在城市，抗戰的30年代后期，西南大后方昆明的西醫門診收費1-5元不等；中醫門診則2角-3元[8]。

不過收費多少不見得代表了收入高低，因為不同醫生的病人數量不同，多的每天四五十人，少的只有幾個人。而民眾對于中西醫的選擇，超過一半篤信中醫，相信西醫的不到30%，還有20%中西醫都信[9]。

所以整體結果就是，選擇看中醫的病人明顯多于西醫，而且選擇的原因之一，就是中醫比西醫便宜。

因此，雖然西醫門診收費更高，但是西醫生的總收入不見得比中醫生更多。

而在鄉村的中醫生們，每次的診金比城市更便宜，在1角-1元不等。但是因為病人數量不同，有聲望的中醫生每年收入可達千計，普通的也能一百多到幾百元；就算是江湖郎中，每年收入也能在幾十元到幾百元不等[10]。雖然關于巫醫的收入沒有查到相關數據，但是從巫醫來源推斷，其收入應該不低于江湖郎中。

規范化的經濟動機

就像之前所說，學校出身的西醫生們，曾經負擔了很大一筆教育費用，因此他們有充足的動機希望在畢業后有更好的收入。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似乎就算沒上過正規學校，收入也差不到哪去。

因此，這些西醫生們也就有動力要求對行醫資格進行規范化，提高行醫門檻，真正體現自己受教育的價值。

比如要求廢除中醫的上海醫生龐京周，就是國內正經科班畢業。在他著名的《上海市近十年來醫藥鳥瞰》中說：

「混沌的醫藥界五光十色，更熱鬧更危險……實在多數的平民被他們吸收的金錢。」

而這里的混沌的醫藥界，就包括了「外國醫院的看護士、院役，以及新醫界的敗類，舊醫界的落伍分子，儒理方脈的自作聰明者，無師自通的西醫，商業化的投機毒門醫生，中醫學校畢業生用西藥會打針的。」[11]

所以，從經濟的角度出發，正規醫學院畢業的醫生，不僅僅針對中醫，而是對各種認為不規范的醫療行為，都希望廢止和取締。

另外從美國醫學會當年的情況來看，也同樣如此[12]。他們不僅僅針對當地的傳統醫療，也針對其他低教育水平的醫生。

這場中西醫之爭，也正是從教育權和行醫權開始。

而且從實際結果以及中醫界的回應來看，這種經濟上的影響他們肯定也能感受到。

1929年廢止中醫案時，廣東中醫藥聯合會曾向全國發出通電：

「取締中醫一案，實行打倒中藥，推銷西藥，販賣中國，莫此為甚。因中醫亡，則販藥商亡，植藥農亡，制藥工亡，每年藥物出產金額數萬萬元，恃藥物為生治民眾數千萬人，因此取締中醫一案，同歸于盡。間接則各界均受其害。可見外人經濟侵略，無所不用其極，亡國亡種，此見其端。」[13]

以上就是當時醫學界四分五裂的情況，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伴隨著現代醫療的政治登場，一場曠日持久的中西醫之爭也就開始了。

[1]陳志潛《新舊交替》，收入《醫學周刊集》1929年第三卷

[2]任應秋《中醫各家學說》，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

[3]Bridie Andrews, Mary Brown Bullock,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4]【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23年2月

[5]林幾、傅恩榮《鄉村醫藥現況之調查》，《時事月報》1930年第5期

[6]同上

[7]John Z. Bower and Elizabeth F. Purcell,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China,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 1974

[8]車溢湘《昆明市健康及衛生之調查》，1940年5月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社會學系畢業論文

[9]同上

[10]林幾、傅恩榮《鄉村醫藥現況之調查》，《時事月報》1930年第5期

[11]龐京周，《上海市近十年來醫藥鳥瞰》，中國科學公司1933年

[12]Paul Starr《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Basic Books，January 1982

[13]《廣東中醫藥聯合會之通電》廣東醫藥月報1929年第3期

中國百年醫療史（14）：廢止中醫，反而救了中醫

曾深入研究中西醫論爭的學者趙洪鈞說：

「甲午前中西醫之爭多限于學術，間有論醫政者尚難付諸實施。所以論中西醫者雖不乏人，匯通之論風行一時，而社會上尚未形成互相對立的兩派勢力。因此時少數西醫幾乎全為外國教士，未便公開與中醫為敵，且其中文、中醫水平亦不足與中醫論戰。戊戌變法轉瞬即逝，學術問題被政治斗爭掩蓋。庚子后之新政著意于廢科舉興學校，醫學亦以引進西醫訓練人才為要務，朝野均無暇顧及中醫。」

直到民國成立之后，隨著西醫進入政治視野，中西醫之爭開始反映于上層，「于是中西對壘，從此論爭無虛日。」[1]

前文說到，1911年鼠疫控制的勝利，使得現代醫療在政治上獲得接受。同時社會各界也對西醫大加推崇，不僅是醫學界，就是晚清的著名學者，比如王景沂、梁啟超、吳摯甫也都主動參與，極力提倡西醫，稱其為新醫學。

隨即下半年辛亥革命爆發，第二年即成立中華民國，在醫療衛生的理念上延續了之前對西醫的偏向。

教育系統漏列中醫事件

這首先體現在教育上，認為各個學科都應該向科學靠攏，而中醫無法符合這樣的要求[2]。

所以1912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學規程中，分為文理法商工農醫七類，其中醫類分醫學和藥學，而沒有中醫藥。這就是當時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事件」。

其實，教育部并不是把中醫漏掉了，而是壓根兒就想要直接廢除掉。

于是各地的中醫團體組成了「醫藥救亡請愿團」，到北京呈交了一份《神州醫藥總會請愿書》，要求「準予另設中學醫藥專門學校」[3]。

但當時教育總長汪大燮說：「我決意今后廢止中醫，不用中藥。」[4]這種態度把中醫人士氣壞了，引發了一陣輿論壓力，最終北洋政府基本同意了中醫請愿的要求，但是「除厘定中醫學校科程一節暫從緩議」[5]。

雖然汪大燮的態度比較強硬，但是總體來看，北洋政府時期，從政策層面對中醫還是比較寬松的。

比如1925年頒布了用于中醫的《醫士管理規則》，對西醫稱醫師，中醫稱醫士，規定了中醫生可以申請執照的條件，如果執行的話，中醫生們應該大體不會失業[6]。

但是北洋政府的實際控制范圍有限，所以這個規則也沒有很好的實施。然后就是北伐勝利，建立國民政府，出了「廢止中醫案」事件。這可以說是民國歷史上，有關中西醫之爭影響最大的一個事件。

一次「缺席審判」

1929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參會的18個醫生，全部都是西醫，而且基本都有國外留學經歷，英美派和德日派都有。可以說，這次會議是把兩派的西醫撮合在一起了，而完全無視了中醫的存在。

然后在這次會議上，對中醫進行了一次「缺席審判」，最終通過了一個《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也就是習慣上說的「廢止中醫案」。

這是一份四項提案的整合，總體用了余云岫《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的框架，所以經常被認為是余云岫的提案。

它的內容主旨就是：

1.到1930年底之后，舊醫停止登記；

2.禁止舊醫學校；

3.取締新聞雜志等非科學醫之宣傳品，禁止登報介紹舊醫[7]。

這里有個細節，提案并非以中西醫，而是以舊醫和科學醫來稱呼。可以看出應該是希望用「提倡科學反對愚昧」、「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減少「中西」這種字眼的暗示。

提案的意圖很明顯，要把中醫徹底消滅了。就算現有的醫生還可以行醫，但他們以后的開業會受到很大限制，尤其對年輕中醫生們影響最大。很多家庭為下一代的職業打算，也全部都要泡湯了。

會議和提案被媒體報道之后，全國中醫界一下子就炸了。且不說什么醫學原則，也不說國粹傳統，就說「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這個提案如果嚴格執行，全國那么多中醫生家庭未來的生計該如何解決？

這不僅僅是中醫存亡的問題，更是個人和家庭的存亡問題，而且顯然后者帶來的動力要大得多——為了保住飯碗，中醫生們必須行動起來了。

于是，最富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這個本打算把中醫徹底消滅的提案，帶來的結果，卻是第一次讓中醫空前團結起來。

很快，全國各地的中醫團體致電南京表示反對，甚至中醫組織之外的全國商會聯合會也電請保存中醫。上海中醫協會召集醫藥團體聯席會議討論對策，到會的有15個省的131個團體，262人[8]。

代表們來自大江南北，最大問題就是方言不統一，南方人不懂江浙人的話，江浙人不懂河南、河北的話。有兩個代表，說得聲淚俱下，但臺下聽的人一句也聽不懂。忽然間有一位福建代表跳上臺來，碰臺拍凳地大罵衛生會議的議決案，大家雖然也不懂他的話，但是見他那種慷慨激昂的神情，也是大為感動[9]。

正所謂我聽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后來，為了讓大家一致，陳存仁決定在會場喊口號。口號里絕不會提個人生計，而是「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國主義!」「提倡中國醫藥就是保全中國文化經濟!」「中國醫藥萬歲!」[10]

最終大會決定聯合對外，爭取中醫合法地位，并成立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會上號召代表為聯合會捐款，結果當堂就捐到兩萬多元[11]。

262名中醫生，捐款兩萬多元；對比當年中華醫學會成立的那個飯局，21名西醫生只湊了300元。危機時刻，中醫生們的慷慨程度可見一斑；同時也能感受到當時中醫群體的經濟實力，應該也非同一般。

很快就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推選出5位代表和一位隨行秘書，共6人赴首都南京請愿。

一場勝利的請愿

六人請愿團到南京下關火車站時，有一千多醫藥界人士迎接，并且由樂隊奏樂，大量記者現場采訪。

隨后幾天，請愿團面見了大量中央政府的高層官員，包括和蔣介石也有簡短的會面。

蔣介石對他們說：「我對中醫中藥絕對擁護，你們放心好了。」「我小時候有病都是請中醫看的，現在有時也服中藥。」同時還囑咐他們，「謁見的消息，要等批諭發表之后再透露才對。」[12]

他們還打聽到，當時衛生部長薛篤弼是馮玉祥的心腹，沒有醫藥背景，對中西醫也沒有偏向。而馮玉祥軍中的軍醫，一直都是以中醫為主，西醫為輔，而且馮玉祥已打電報給薛部長，措辭嚴厲，責備他鬧出這樣的事情。

薛篤弼很是懊惱，要辭職不干了。當局不愿意得罪馮玉祥，于是竭力挽留，并且下手令說，衛生部西醫如果再干涉中醫行動，以后衛生經費，政府就完全不負責了。

后來，在薛篤弼宴請的晚宴上，薛說：「我當一天部長，絕不容許這個提案獲得實行。」

有了這樣的保證之后，請愿團拍照留念，勝利返滬[13]。

隨后，各大報紙將這一新聞大事刊登，最終將這次廢止中醫的提案推翻了。

這段歷史和美國醫學史上的一段經歷非常相似。

19世紀時，美國的正規醫學曾經對當地的傳統醫學發起強烈的進攻，對他們大加排斥與譴責，并且希望通過法律限制他們的執業權利。

這種做法激起了民眾們的不滿。雖然很多人甚至都沒有使用過那些治療方法，但是對于正規醫學的蠻橫，總是讓人難以接受，從而心生出對另一方的同情。

結果傳統醫學的勢力反而不斷擴大了。

到20世紀初，正規醫學受到強烈的阻力之后，不得不采取了更緩和的態度，愿意接受與順勢療法草藥醫生的自由競爭。結果十幾年之后，這些傳統醫療的學校和組織數量反而大大減少了[14]。

如果余云岫們了解過美國這段斗爭的經歷，可能就不會做出如此極端的選擇了吧。

一次多方的利益博弈

縱觀整個事件，這場看似關于醫學的爭論，實際上是一次多方的利益博弈。

「廢止中醫案」的問題在于，它觸動了太多人的飯碗。不僅是全國幾十萬中醫生，還有整個中藥產業鏈[15]。

就像前面廣東中醫藥聯合會所說：「因中醫亡，則販藥商亡，植藥農亡，制藥工亡，每年藥物出產金額數萬萬元，恃藥物為生治民眾數千萬人，因此取締中醫一案，同歸于盡。」

除此之外，這還涉及普通民眾的就醫選擇。當時的大部分中國民眾篤信中醫，廣大農村也只有中醫和巫醫。廢止中醫，就等于斷了他們的活路。

正是因為利益面如此之廣，才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反對聯盟：不僅中醫界空前團結，商會聯合會也表態支持，媒體輿論一邊倒，連軍閥大佬馮玉祥都要為手下軍醫的飯碗出頭。

于是，這種民意基礎也勢必影響了最高層的態度。蔣介石對請愿團的表態和批諭也就不難理解了。

這些政治強人的態度，看似是個人偏好，實際上反映了深厚的社會群眾基礎。在一個大多數人都依賴傳統醫療的國家里，任何政治家都不敢與民意對著干。

余云岫們或許會抱怨民智不開，認為科學啟蒙的道路充滿險阻，但他們也忽略了一個根本問題：醫學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科學問題。

著名病理學家魏爾嘯曾說：

「醫學是一門社會學科，而政治只不過是大范圍內的醫學。」[16]

對醫學進行簡單的科學化改造，恰恰反映出這些精英醫生們的書生氣。他們見識過當時最先進的醫學，于是就認為全社會都應該如此照辦。但是，在「應該」與「實際」之間，還有著巨大的鴻溝。

對于「應然」的想象可以肆無忌憚，但對于「實然」的應對才更顯智慧與耐心。他們以為有了先進理論就能改造社會，而忽視了社會變遷的復雜性和漸進性。

「廢止中醫案」的結果提醒我們：在中國這樣一個復雜的社會里，任何重大變革都不能忽視傳統習俗與既得利益群體的力量。想要用行政手段一刀切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結果可能會不盡如人意。

[1]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第二版）》，學苑出版社2012年10月

[2]陳邦賢《中國醫學史》，上海書店1937年

[3]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第二版）》，學苑出版社2012年10月

[4]王啟輝《民國時期醫師法研究》，東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10月

[5]劉筱云《國務院批答神州醫藥總會批詞》，《醫學雜志》1922年第8期

[6]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第二版）》，學苑出版社2012年10月

[7]同上

[8]同上

[9]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

[10]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第二版）》，學苑出版社2012年10月

[11]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

[12]同上

[13]同上

[14]Paul Starr《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Basic Books，January 1982

[15]《銀元時代生活史》說，當時全國中醫有八十三萬人，藥鋪約有二十余萬家

[16]William C. Cockerham，《Medical Sociology》，Routledge 2022

中國百年醫療史（15）：他們在中西醫爭論中死去

關于中西醫的論戰，相關著作已經非常多了；即使是百年后的今天，在網絡上也是一直經久不息。

雖然過了一百年，但是爭論雙方的觀點和論說內容，竟然都沒有什么大的變化。甚至都稱不上「換湯不換藥」，因為湯和藥都沒換。

如果我拿著百年前的內容放到今天的網絡上，你可能都分辨不出時間的先后。無非是：

中醫強調其整體性和個體差異，認為有數千年的臨床驗證，更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既然西醫也有局限性，那對于中醫存在的問題自然也應該給到時間去優化完善。

而西醫則強調理論的科學性，尤其是對于「有效性」的判斷標準應該合乎理性，應該有更標準化可復制的方法論應用于更大人群，進而提出對于中藥安全性的顧慮。

在我看來，這更像是托馬斯·庫恩（Thomas S.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中提出的兩種范式間的斗爭——在新舊兩種范式之間，雖然可能使用了完全相同的術語名詞，但其實各自表達著不同的意思。

兩種范式不僅不相容，而且是沒有公約數的（incommensurable），爭論起來自然就是雞同鴨講。

當然了，在庫恩看來，醫學都算不上是科學，而只是一種應用技術而已[1]。

所以，對于這么一種應用技術，我就不打算再對具體論爭的內容做詳細呈現了。我們不妨轉向現實中的個人選擇，來看一下當時陷于這場紛爭漩渦中的人的焦灼。

袁世凱

說到袁世凱的死，大部分著作中都是簡單的一句「在全國人民的聲討中郁郁而終」，好像是精神情緒原因造成的身心疾病。但在袁世凱死前曾去給他看過診的伍連德看來，并不是這么回事。

根據伍連德描述的情況，當時袁世凱面部和下肢浮腫，高血壓，心力衰竭，蛋白尿，并有紅細胞管型，診斷為慢性腎炎、尿毒癥[2]。

但是，伍連德只有檢查和診斷權，而不能做出治療。

真正的決定權在袁世凱的幾位夫人手中。她們每人都推薦自己相信的醫生。甚至平時只負責照管主人馬匹的馬夫，因為他已經忠于職守20年了，也比伍連德更有發言權。

而這些人請來的，都是清一色的名中醫。

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見解和建議：有人說病人「內熱太盛」，另一位則斷言是極度「陰陽失調」，又有人說是「元氣衰竭」。于是第一位開出火涼藥，第二位要調理陰陽，第三位則大補元氣。形形色色的草藥，熱性的、涼性的、平和的，都輪番試用過，但都沒有效果。

袁世凱終于還是昏迷了，隨后是肺充血，最后是各臟器衰竭，在1916年6月6日死亡。

這就是袁世凱重病后三周里的情況。

袁世凱雖然倡導西醫，推行現代化的醫療行政，開辦了西醫的學校，但在自己的治療過程中，卻抵擋不住家屬們的「熱情」。

袁世凱死前的心情確實應該不太好，但恐怕除了全國人民的聲討之外，更多的還是面對家屬們的折騰，自己卻無能為力的失落感吧。

袁世凱的經歷，暴露了中醫的一個根本缺陷：

當「個體化治療」失去科學標準約束時，就淪為了「個人化猜測」。

由于缺乏可驗證、可重復的認識論基礎，這種「因人而異」的靈活性，在現代醫學看來恰恰是最大的不可靠性。

正所謂「太多的廚師做不出一鍋美味的湯」，個體化變成了各說各話，最終的治療結果就只能更依賴于運氣，從而變得難以預測。

中醫之所以能在袁世凱病床前占據主導，不是因為療效，而是因為它承載著家族權威、文化認同和情感寄托。幾位夫人的醫生推薦權、忠誠馬夫的發言權，都壓過了伍連德的專業決策權。

作為病人，在他生命最脆弱的時刻，他對于醫療的選擇很多時候也是身不由己的。影響一個人醫療決策的，除了醫療本身，還有情感、家庭、利益、價值觀等等很多方面。

對于個人來說尚且面臨如此復雜的社會束縛，那對于整個社會醫療體系的選擇，更是一場關于信仰、權力和文化認同的深層博弈。

醫療制度的變遷從來不僅僅是技術問題，更是一場關于誰有權定義健康、誰有權決定治療方式的話語權較量。

袁世凱能夠推行現代醫療制度，卻無法在自己的病床前實施現代醫療。可見，制度可以用權力改變，但文化認知的轉變需要更長的歷史過程。

孫中山

袁世凱的死，似乎體現出很多中醫的問題。但如果細想一下，就算伍連德當初有治療的權力，以西醫的技術手段，對于袁世凱的病來說，恐怕也延長不了多少時日。

和袁世凱斗了半輩子的孫中山的死，可能更能說明問題。

孫中山自己就是學醫出身，但是在其著作和言論中，從沒有提到過中西醫問題。因此，在中西醫論爭中，各方也都不能用他的話作為武器打倒對方。

不過，這位偉人恰巧在中西醫論爭日趨激烈時病逝。他患病治療的經過，也成為近代中西醫論爭史上的一件大事。

1924年11月，孫中山在天津時病發，年底到達北京。從1925年1月5日開始，就在北京飯店接受協和醫院國外醫生的會診，以及內科治療[3]。

1月23日發現黃疸及肝腫大，26日入北京協和醫院，當天手術。手術醫生是外科主任邵樂爾和院長劉瑞恒[4]。手術探查后發現得的是肝癌，已經沒有手術機會了，所以只用了25分鐘就進行了縫合[5]。

當時西醫治癌流行的方法是鐳錠放療，但對肝癌也公認無效，可是仍用作一種治療手段進行了嘗試，結果病情毫無好轉，還進一步加劇了。

對于進一步治療的問題，孫中山身邊的人中也出現了不同的意見:

以張靜江為代表的一方，認為放療既然作用不大，于是極力主張改用中醫，宋慶齡也同意張靜江的觀點。

汪精衛、孫科等人則猶豫不決。

而湯爾和等西醫生則堅決反對中醫治療。

協和醫院的態度也很是堅決：如果服用中藥，就必須搬離醫院，在這件事上沒有通融的余地。——真是一視同仁，連孫中山也毫不例外。

最終，孫中山于2月18日出院，住鐵獅子胡同，改由中醫治療。先后經中醫陸仲安、唐堯欽、周樹芬三人診治共一周，仍無起色。于是2月26日開始停服中藥，改西藥利尿止瀉對癥處理，直到3月12日去世[6]。

和袁世凱相比，孫中山絕對可以算得上是「老實病人」了，踏踏實實的接受西醫治療，周圍的人也都是積極配合的。無奈疾病嚴重，西醫也是束手無策，于是周圍人也產生了爭議。

可見，這是面對極端困境時人們的正常反應。所謂「關心則亂」，在疾病無情的吞噬面前，人類的理性渺小得不值一提。

反倒是湯爾和與協和醫院的做法，顯得不近人情。將醫學上的理念之爭，凌駕于對病人的關照之上，完全無視病人的實際需求，在最需要照看與支持的時候，竟然趕病人出院了。

如果說中西醫之爭中，西醫最大的缺陷，在我看來恐怕就是這種人道主義關懷的不足了。

倚仗著有現代科學的理論支持，西醫往往更看重「正確」，而非「善意」，更強調做「對」的事情，而非「好」的事情。畢竟，關于「正確」可以更容易找到客觀的標準，而對于「善意」，就太難以判斷與衡量了。

但是，難以衡量并不意味著就不存在，或者不重要，我們就可以忽視它。

現代醫學倫理學的興起，恰恰反映了這種缺失。當我們不斷強調「規范化治療」的時候，或許也需要反思：醫學的本質到底是什么？

因為科學幫助西醫取得了一些成就，于是就被奉為至高無上的信仰。

但是在我看來，在醫學中最至高無上的不是科學，而是人道主義。

科學只是手段，人道主義才是目的。

很多時候，用科學正確的方法治療疾病，這本身確實就是一種人道主義。但是，醫學畢竟有其局限性，醫學對于大多數疾病也都是無能為力。在這種情況下，把人道主義置于更高的位置上，保持一點點人類應有的謙卑，或許可以避免太多極端且無意義的爭吵。

梁啟超

前面介紹了兩位民國時期政治人物的醫療經過，這一部分的最后，再說一位有同樣影響力的社會人物——梁啟超。他在協和醫院就診手術的經歷，同樣身處中西醫之爭的旋渦，也成為一段延續百年的公案。

關于梁啟超1926年在協和醫院手術切除腎臟的經歷，在當年就形成了輿論場上不小的動靜，這里根據當事人自己的描述，簡單介紹一下經過[7]。

手術前，梁啟超小便帶血的癥狀已經有一年多了，但是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癥狀不適。曾經找德國和日本的醫生看過，也吃藥打針了，但都沒有什么效果。

后來，醫生分析原因，可能有腫瘤，而梁啟超的夫人前年剛剛因癌癥去世，所以梁啟超就比較緊張了，決定徹底檢查一下。

于是他到了協和醫院，做了X光檢查，發現右腎上有個黑點。醫生判斷應該是良性，短期不手術也可以，但是不做手術就無法改善癥狀。

最終梁啟超決定手術切除右腎。和上年的孫中山一樣，手術也是協和院長劉瑞恒做的。

但是術后血尿癥狀雖有改善，卻沒有治愈。如果休息不好，走路稍多的話就又會出現，只是顏色淡了些。而如果靜養一下，肉眼就看不到血尿了。

所以整個過程其實并不復雜，就是梁啟超雖然接受手術，損失了一顆右腎，但最終治療效果并不理想。

但畢竟梁啟超是極有社會影響力的公眾人物，于是他的這次經歷，就在輿論界大加討論起來。

比如陳西瀅、徐志摩、魯迅這些當時同樣很有影響力的人物，都參與了討論。無非是借題發揮，繼續爭論中西醫，尤其是很多人借機攻擊西醫。

因此，梁啟超才不得不在出院后兩個月，又親自發文澄清，替西醫辯護：

「右腎有毛病，大概無可疑，說是醫生孟浪，我覺得冤枉。」

「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即如我這點小小的病，雖然診查的結果，不如醫生所預期，也許不過偶然例外。至于診病應該用這種嚴密的檢查，不能像中國舊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這是毫無比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雖然梁啟超本人很大度，而且站在弘揚科學的立場上，極力為協和辯解，但是梁啟超的家人們應該不怎么滿意。

先是梁啟超的弟弟梁啟勛，在梁啟超出院1個月后，就在《晨報副刊》發表了《病院筆記》。雖然內容看上去是也是敘述診治經過，但是字里行間流露著不滿的情緒。

比如提到，梁啟超入住協和前，其實也曾經看過中醫，認為「此病非急癥，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無所不可」。而在協和割掉一個腎之后，也只是得到「無理由之出血癥」的結論。

「辛苦數十日，犧牲身體上之一機件，所得之結果，乃僅與中醫之論相同耶。中醫之理想，雖不足以服病人，然西醫之武斷，亦豈可以服中醫。總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8]

梁啟超在手術后三年去世，他的死很難說和手術有什么關系，但是他的家人可能并不這么認為。所以在1929年《大公報》刊登的《梁啟超昨日大殮》的新聞后面，緊跟著附了一則梁啟勛的《病床日記之一瞥》，暗示將梁的死和手術建立起關聯來。

甚至這一公案還跨越了半個世紀，來到了當代，而且從「錯割了腰子」變成了「割錯了腰子」。

在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教授的夫人費慰梅（Wilma Fairbank）1994年出版的《梁思成與林徽因》（Liang and Lin：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中，竟然提到梁啟超的腎臟給割錯了：本來應該割右腎的，結果割成左腎，所以才效果不理想的。但為了協和的聲譽所以才保密。甚至還有模有樣的描述了一些細節，比如護士標錯了地方。

不過，這段描述的信源很成問題，來自于當時手術室里兩位實習醫生的秘密講述，告訴給梁思成的[9]。相當于只是一種流言。

根據梁啟勛《病院筆記》里的記錄，據手術參與的醫生力舒東說：「當腰腎割出時，環視諸人皆愕然。力與劉作一諧語曰：『非把他人之腎割錯乎？』劉（指主刀醫生劉瑞恒）曰：『分明從右肋剖開，取出者當然是右腎，焉得有錯？』乃相視而笑。」[10]

這也說明，從手術切口來看，醫生左右是沒有錯的，不存在護士標錯地方的情況。而且切口在梁啟超身上，如果真的錯了不可能瞞得過去。

2006年，北京協和醫院舉辦了一次病案展覽。展覽中出示了梁啟超在協和醫院就醫的病案。其中記載，手術后解剖切下之右腎，可見櫻桃大小之黑色腫瘤，經化驗排除癌癥[11]。

由此可見，梁啟超的腎臟沒有被割錯，雖然手術后效果并不理想，但左右總還是沒搞錯的。

而作為家屬，可能仍然懷有不滿，因此更愿意選擇相信一個莫須有的謠言了。

關于中西醫之爭，如果說袁世凱之死反映出中醫的無序，孫中山之死反映出西醫的傲慢，那么，梁啟超的遭遇則暴露了「爭論」本身的問題：在激烈的理念之爭中，知識分子應有的理性聲音往往被簡化和扭曲。

梁啟超的經歷可以說是一場典型的公共事件對個人體驗的「劫持」。

盡管梁啟超努力做出澄清，但在當時爭論的氛圍中，事實經歷已經不再重要，信息很快就被各方斷章取義。

他真實的病痛與感受已無人關心，爭論雙方想的，只是如何利用好「梁啟超」這個符號，來為自己的陣營增加一枚籌碼。

事件發生后，爭論雙方都只會從中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部分，然后各取所需。在公共討論中，人們往往不是尋求真相，而只是尋求與自己既有立場相符的「故事」。

梁啟超可能本來想成為理性討論醫療問題的起點，結果卻變成了情緒化爭論的燃料。因為在公共輿論場中，不存在什么「真理越辯越明」，而只會讓各方在自己堅固的認知繭房中繼續作繭自縛。

這種現象在今天的網絡時代更是變本加厲。任何熱點事件，都會迅速被各種立場「瓜分」，淪為印證各自偏見的工具。我們不但無法從中獲得有價值的思想洞察，反而還加劇了社會的撕裂。

三個案例放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到，「中西醫之爭」，無論是「中醫」還是「西醫」還是「爭論」，這三個元素全部都值得深刻反思。

醫療問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性問題，不存在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我們最需要的，不是急于站隊或尋求一個非黑即白的標準答案，而是培養一種面對復雜性問題時的謙卑、耐心與綜合權衡的智慧。

1911年辛亥革命，中國歷史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也是在同一年，現代醫學正式被政府接受。從1911年到1928年，歷史上是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同時也是現代醫學在中國開始建立起它的世界。

「世界新生伊始，許多事物還沒有名字，提到的時候尚需用手指指點點。」

——馬爾克斯《百年孤獨》

現代醫學在中國扎根的初始，也是同樣青澀而混沌。這個新世界的精英開拓者們，學著別人的模樣，開始嘗試在混沌中劃定秩序；而對于絕大多數普通民眾來說，現代醫療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現代醫學的光，可以照亮協和醫學院的琉璃瓦頂，但照不進廣袤鄉野的現實。

這種張力，也將成為下一個歷史階段必須面對的核心挑戰。

1928年，國民政府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并且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中央建立衛生部，大量醫學專業精英由此進入到權力中樞。

他們將試圖用國家的力量，進行一場更宏大、更深入的社會改造實驗。

（第一部上編結束）

[1]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2]以下關于袁世凱疾病診療過程，均來自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Sons Ltd., 1959

[3]李菁《天下為公：孫中山傳》，團結出版社2021年7月

[4]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第二版）》，學苑出版社2012年10月

[5]李菁《天下為公：孫中山傳》，團結出版社2021年7月

[6]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第二版）》，學苑出版社2012年10月

[7]以下關于梁啟超病情內容，參考梁啟超《我的病與協和醫院》，晨報副刊1926年6月

[8]梁啟勛《病院筆記》，晨報副刊1926年5月

[9]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4

[10]梁啟勛《病院筆記》，晨報副刊1926年5月

[11]楊銳，劉橋斌《「協和病案」背后的故事》，健康時報2006年8月

中國百年醫療史（16）：第一個衛生部的誕生：一場政治交易

「你們學醫的好，不必去求別人，還要別人來求你，一天坐在家里不必去東鉆西鉆也有飯吃，無論政治潮流轉到什么地方去，你們的行業終不至于受到影響。」

這是1928年，朱章賡在他的《醫生與做官》中，描述的當時社會中人們對醫生的羨慕。

在這種份羨慕中，我們看到對醫生職業一種超越政治的想象，好像醫生可以獨立于政治之外。但歷史將無情的證明這種想象是多么的天真。醫生要想讓「別人來求你」，首先必須讓政治權力來認可你；要想「不受政治潮流影響」，就必須深度參與政治潮流的塑造。

同時，這種對醫生類似于官員的羨慕背后，也反映了傳統醫患關系向現代醫患關系的轉變——從患者為中心的「試醫」模式，轉向醫生主導的「求醫」模式。

這種模式的轉變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張力：醫生從服務者變成權威者，在醫患之間巨大的信息不對等面前，整個社會的醫療秩序將被重新定義。

第四章 國民政府時期衛生政策與社會反應

1928年，北伐戰爭節節勝利。到這年年底，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至此中國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開啟了南京國民政府的時代。

這件事在廣大底層民眾之間，尤其是在廣袤的鄉村地區影響如何，我們先暫且不去考究；但是在輿論界的影響力，并不亞于1949年共和國的成立。

北伐軍從廣州到武漢到南京再到北京，沿途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1928年前后，各個領域的報刊雜志，無不充滿了歡欣鼓舞的情緒。「新中國」「新時代」「從革命到建國」的字眼，隨處可見。

醫療衛生領域也不例外，廣大專業人士們期盼著可以在統一、穩定的環境下，施展自己的才華，實現自己的抱負。

就像后來的共和國抨擊民國時存在的問題一樣，新生的國民政府也同樣抨擊北洋政府時期的弊端。醫療衛生領域中出現了大量總結整理北洋政府時期衛生狀況的文章，大家紛紛通過自己的經歷與見聞，結合專業知識，分析問題，提出各種解決方案。

其中一個問題的意見非常集中。由于軍閥割據，政治動蕩，中國一直沒有一個統一的、全國性的衛生體系，來處理國家的相關事務，結果使得整個國家的醫療衛生狀況發展緩慢。即使有些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也都還是處于非常初級的階段[1]。

顏福慶在1927年發表《民國政府應設中央衛生部之建議》認為，既往歷史證明，由政府或團體行使政務，其效力肯定要比個人獲得的更大[2]。

要建立一個集權的中央衛生部門，是當時醫學界的普遍共識。

「五院八部」中沒有衛生部

起初，按照孫中山的《建國大綱》，政府制定了五院制。

五院制與孟德斯鳩的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說相似。在此基礎上，孫中山又加了兩個來自傳統制度的部門：考試院和監察院。

在五院中，行政院居首，由行政院院長充當總理[3]，其下設有八個部，包括內政部、外交部、軍政部、財政部、農礦部、工商部、教育部和交通部[4]。這就是所謂的「五院八部」。

五院八部

我們可以看到，這八部中并沒有衛生部。因此推測，孫中山當時并沒有把衛生事業放到一個足夠高的優先級位置上，這也就定下了整個國民政府時期衛生事業的基調。

根據當時檔案和蘭安生回憶錄，行政院設立衛生部，其實是政治派系平衡與個人關系的結果[5]。簡單的說就是，蔣介石為了在閻錫山和馮玉祥之間彌縫矛盾，互相拉攏，因此進行的人事安排。

而在這一過程中，蘭安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場政治交易

以蘭安生對中國的了解，他很清楚，要在中國推行公共衛生工作，必須獲得政府的支持，尤其是中央政府。所以他再次到中國之后，除了在協和推行公共衛生相關的教育和實驗之外，也利用他的身份，積極和政府人員打交道。在南京政府首屆內閣成員中，蘭安生不認識的只有兩個[6]。

同時，對于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而言，入仕一直是一個重要目標，醫生也不例外。

比如曾在東京帝國大學傳染病所學習工作的金寶善，曾對蘭安生說，「在族譜上看到祖先曾在政府里任職，這才是那個年代最大的成功，而非金錢或別的什么……如果可以得到相對較高的職位，這是衣錦還鄉的一大樂事。」[7]

這種「學而優則仕」的文化基因，為蘭安生的政治運作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1928年春，蘭安生、方石珊和劉瑞恒三人，提議南京政府設立中央的衛生部門。

這里蘭安生之外的另外兩個人中，方石珊是德日派的領導人物，北洋政府時期做到了中央防疫處處長，并且和蘭安生一起合作建立北平「一所」。而劉瑞恒則是英美派的領導人物，是中華醫學會的會長，同時又是協和醫學院的副院長，而且在哈佛留學時是宋子文的同學，兩人私交甚篤。前面還提到過，當初給孫中山手術的就是劉瑞恒；當然了，要求孫中山出院的也是他，不過這倒沒有影響他和孫家的關系。

可見，這三人代表了當時中國醫學界的主要派系力量。

蘭安生的想法，只是想在內政部下面設立一個衛生部門，而沒有想直接設立衛生部。當時聯合內閣的內政總長是薛篤弼，是馮玉祥的人，他回復蘭安生他們說，目前時機還不成熟。

不過，政治的風云變幻往往超出所有人的預料。

僅僅只過了6周，蘭安生就突然接到電報說，要成立衛生部了，薛篤弼任部長。

原來，為了對付蔣介石的老對手閻錫山，必須進行政治洗牌，薛篤弼因而被革去內政總長一職。但馮玉祥說服了蔣介石設立一個新的部門——衛生部，并重新安排薛篤弼任部長。

于是，就在1928年秋天，「一夜之間做出了決定」，衛生部成立了[8]。

這個戲劇性的轉折，完美詮釋了什么叫「無心插柳柳成蔭」。醫學界苦苦呼吁的衛生部，最終成立的原因其實與衛生事業沒啥關系，而只是政治平衡的需要。

薛篤弼擔任衛生部部長后，把之前自己內政部的原班人馬，全都調了過來，一共有40多人，這就是當時流行的「班底跟走」現象。所以從人事安排來看，衛生部實際上是內政部衛生司的「擴編版」，這顯然沒有給蘭安生他們留下什么機會[9]。

不過，薛篤弼在醫藥衛生方面畢竟是外行，要想順利開展工作，需要有衛生技術專家擔任常務次長，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