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調解條例》開啟糾紛解決新范式

在經濟全球化縱深發展與我國制度型開放持續推進的背景下，跨境商事糾紛數量逐年攀升、復雜程度不斷加劇，市場主體對專業化、國際化糾紛解決機制的需求日益迫切。2025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商事調解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經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即將正式

頒布實施。這一里程碑式的立法成果，標志著我國商事調解從實踐探索邁入法治化規范發展新階段，為優化營商環境、推進高水平開放、提升國家治理效能注入強勁法 治動力。

從實踐探索到制度定型的跨越

我國商事調解的發展始終與改革開放進程同頻共振，呈現“實踐驅動、政策引導、法治跟進”的鮮明特征。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貿促會率先成立調解中心，開啟了商事調解專業化探索的先河。2015年，《關于完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意見》將商事調解正式納入國家多元化糾紛解決體系，標志著商事調解從行業自發行為上升為國家治理重要內容。2019年我國簽署《聯合國關于調解所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公約》（下稱《新加坡調解公約》）后，構建與國際接軌的國內商事調解制度成為法治建設的緊迫任務。海南自貿港、粵港澳大灣區等開放前沿陣地的先行實踐為立法奠定了堅實基礎。

為貿易投資發展注入法治動能

《條例》的實施不僅是商事調解領域的制度革新，更對優化營商環境、提升國家治理效能、增強國際競爭力具有深遠意義，與外貿行業發展息息相關。

（一）完善多元解紛機制，降低企業交易成本

商事調解以自愿性、保密性、高效性為核心優勢，能夠快速化解大量標的適中、爭議簡單的常規商事糾紛，有效分流司法辦案壓力。《條例》通過規范調解程序、明確協議效力，提升了商事調解的權威性和可預期性，將引導更多外貿企業選擇調解方式解決合同履行、知識產權、跨境支付等常見糾紛。對于中小企業而言，調解無需復雜的訴訟程序和高額費用，能夠有效降低維權成本，集中精力開展生產經營；對于大型外貿企業，調解的保密性有助于保護商業秘密和品牌聲譽，維護長期合作關系。

（二）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增強國際市場吸引力

營商環境的核心是法治環境，高效的糾紛解決機制是衡量優質營商環境的關鍵標尺。《條例》通過明確調解協議效力、規范收費標準、建立監管體系等，為市場主體提供了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從根本上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涉外商事領域，與國際接軌的調解規則體系破解了“調解協議跨境執行難”的后顧之憂，讓境外投資者在華投資興業更安心，也讓我國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的糾紛得到公正高效解決。海南自貿港的實踐已經證明，完善的商事調解制度能夠有效吸引國內外優質資本、技術和人才匯聚，促進貿易自由化便利化。

（三）提升涉外法律服務能力，助力企業“走出去”

《條例》的實施將推動我國商事調解規則與國際深度銜接，倒逼調解機構和法律服務從業者提升專業素養，培養一批既精通中國法律、熟悉商業實踐，又掌握國際商事規則、具備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復合型人才。通過支持國內優質調解組織“走出去”設立分支機構、參與國際糾紛調解，加強與各國調解機構的交流合作，我國將逐步從國際商事調解規則的“追隨者”轉變為“參與者”乃至“引領者”。這不僅能為我國企業海外投資、跨境貿易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破解“維權難”問題，更能提升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為共建“一帶一路”和海南自貿港發展等國家戰略提供堅實支撐。

（四）傳承東方治理智慧，推動全球治理革新

商事調解蘊含的“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理念，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條例》的實施，是對傳統東方智慧的創造性轉化，為全球商事爭議解決提供了新的路徑選擇。今年10月正式運作的國際調解院，正是這一智慧與現代國際治理融合的生動實踐，打破了西方“訴訟/仲裁中心主義”的單一模式，以非對抗性方式實現互利共贏，尤其契合“全球南方”國家的需求。在國際貿易領域，這種東方特色的糾紛解決模式能夠有效維護跨境貿易與投資的穩定預期，助力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暢通，為國際經貿合作注入新動能。

打造專業化調解員隊伍

調解員是商事調解的核心力量，其專業素養直接關系到調解質量和公信力。《條例》實施后，需構建“選、育、管、用”全鏈條機制，打造適配貿易投資領域需求的專業化、國際化、復合型調解員隊伍。

（一）建立科學準入機制，匯聚多元專業力量

參照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實踐經驗，建立“法律素養+行業經驗+調解技能”三位一體的準入標準。除法律專業人士外，重點吸納外貿企業高管、跨境貿易專家、涉外經濟領域退休法官、海關及稅務專業人士等加入，滿足對外貿易、知識產權、貨物運輸、關稅合規等不同類型商事糾紛的調解需求。規范“自愿申請+組織審核+公示聘任”的甄選流程，允許當事人從名冊中共同選定調解員，或在名冊外選定符合條件的人員。建立嚴格的回避制度和分級管理制度，將調解員分為初級、中級、高級三個等級，明確梯度執業格局，確保調解資源精準匹配糾紛需求。

（二）構建系統培訓體系，提升專業實操能力

建立“理論+實務+技能”的培訓課程體系，核心內容涵蓋商事法律與國際規則、行業專業知識、調解實操技能三大板塊。創新培訓模式，采取“國內培訓+國際合作”“線上培訓+線下實訓”相結合的方式，與英國、新加坡等國外知名調解機構聯合舉辦國際調解員培訓；建立實訓基地，組織參與實際涉外案件調解，積累跨境糾紛處理經驗。實行年度培訓考核制度，要求調解員及時更新國際貿易規則、涉外法律修訂等知識，適應跨境商事調解的新需求。

（三）健全監督激勵機制，保障隊伍專業活力

制定商事調解員職業道德準則，明確保密義務、中立義務、勤勉義務，嚴禁泄露當事人商業秘密和貿易數據。構建“當事人評價+同行評價+組織評價”三位一體的績效評價機制，從調解成功率、當事人滿意度、調解效率等維度考核，結果作為續聘的重要依據。完善“能進能出”的退出機制，對違規執業、考核不合格的調解員及時解聘。建立合理薪酬體系，實行市場化收費與公益性補貼相結合的方式，既與國際接軌吸引優秀人才，又保障中小企業能夠獲得可及性強的調解服務。

構建跨境糾紛解決服務體系

《條例》的實施需要推動國內規則與國際接軌，構建多層次國際銜接機制，為跨境貿易投資糾紛提供高效解決方案。

（一）完善公約銜接機制，暢通跨境執行渠道

在《條例》實施細則中明確國際和解協議的認定標準、管轄法院、執行程序，確保《新加坡調解公約》在國內順利實施。建立國際商事調解協議司法確認專門通道，由涉外民商事審判機構集中受理審查，簡化流程、提高效率。

（二）加強國際合作交流，匯聚全球專業資源

支持國內調解組織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主要貿易伙伴國的調解機構建立合作關系，互認調解員資質、共享調解資源。允許境外知名商事調解組織在自貿試驗區、海南自貿港等區域設立機構，引入國際先進經驗和管理模式。建立調解員跨境執業機制，與相關國家和地區簽訂資格互認協議，支持我國調解員參與國際商事調解，提升國際影響力。積極參與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等國際組織的規則制定工作，推動形成全球商事調解共識。

（三）構建國際化服務平臺，提升跨境調解效能

鼓勵商事調解組織參照國際通行規則制定調解規則，建設國際化商事調解線上平臺，支持多語言服務、跨境視頻調解、電子證據提交等功能，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提升調解效率。在主要外貿城市設立線下調解中心，提供面對面的調解服務。建立“調解+仲裁+訴訟”跨境銜接機制，與國外仲裁機構、法院建立合作關系，實現調解協議與仲裁裁決、法院判決的相互轉換，為當事人提供多元化救濟途徑。

來源 | 中國貿易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