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因為各種原因,中國經濟總體向好,但部分行業處于調整期,企業經營承壓、民眾生活壓力增大。這種背景下,輿情戾氣易在網絡催化下快速蔓延。這種戾氣不僅會破壞行業經營環境、動搖消費與投資信心,還可能激化社會矛盾。
如何化解焦慮、憤怒以及由此產生的戾氣,是各行各業都必須面對的新問題,需要做出各種嘗試。
作為一個有著上千萬司機,有著數億用戶的平臺,今年開始,滴滴舉辦了司機評審會。南方周末有篇報道,司機們提交了72萬條意見。這么多意見中,如何才能找到一條形成共識的道路?
首先要坐下來談。天南地北的網約車司機代表、專家學者、媒體、平臺等多方聚集在一起,每期針對性地探討幾個網約車行業的問題。在充分、開放的討論中,做好解釋、溝通工作,建立正確的預期,有了正確的預期,才能有理性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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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公共對話,其實是非常有效的。網上充滿戾氣的言辭,其實帶有表演性質。線下面對面地交流,人們就會更多地傾聽、更多地思考。
把司機代表找來面對面地談,首先是解釋。一切討論的基礎是事實,事實清楚了,才能有理解。這些問題,雖然都不大,但會惡化心態。這就需要解釋。實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不難理解,平臺沒有必要無緣無故地欺負單個司機,但司機一般不會想到這么多商業上事,但解釋清楚了,心態就不會變壞。
解釋,是為了建立正確的預期。
現在司機很難,普遍期待未來收入可以提升,但這個預期很可能不能實現,相反,司機們面臨更大的挑戰。服務業容納就業能力強,從社會穩定的角度,用服務業去當就業蓄水池是合理的。但這也意味著,市場需求在降,而分蛋糕的人更多了。平臺應對的辦法,就是降價,以增加總收入。但平臺上的從業者,餐飲老板、騎手、貨車司機、家政人員、直播主的預期達不到,就會形成激烈的對抗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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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公平感,其實是源于觀念的,觀念的基礎是知識。
毋庸諱言,司機代表對經濟、法律的認知并不高。比如,他們認為,平臺可以牽頭,幾個平臺一起漲價。平臺如果沒有這么做,司機們就會悲憤莫名:平臺明明可以聯合提價,為什么只壓榨我們司機?
顯然,這不管從反壟斷法、市場、輿情角度,都是不可能的。司機眼中的龐然大物平臺,在市場、法律面前,也不大。更何況,就像我所說的,政府那么大,想抬地價,也得遵從市場規律;如果調節,司機是千萬左右,但消費者是7億,誰的罵聲更大。
這話他們其實聽進去了。上一次會議,司機群體的意見領袖,都在提多平臺聯合抬價。而當這樣的知識進入他們的認知后。在后續的會議中,聯合抬價這個議題,幾乎沒有再出現。
我的一個觀察是,當一些市場、法律、經濟局勢的現象、知識、思考框架,被介紹給司機們后,司機、司機群體的意見領袖,也從最初的非常激烈的對抗心態,逐漸變得溫和、理性。
所以,只有介紹知識,建立正確的認知框架,形成理性的預期,才能最終化解情緒。這是一個細致、漫長的,所謂善戰者無功的過程。
另一個上次熱議的話題是抽成,在2025年9月份的評審會上,司機代表們對這個問題非常關注,也很激烈。而經過兩個月時間,這次的評審會上也沒人提了。因為滴滴把抽成規則和賬單講透了,做到了足夠透明,司機和平臺達成了理解。
問題就是這么一個一個地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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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過程中,很關鍵的一點是,司機代表,這樣一個中間層。原子化并不是好事,雖然平時看起來是分散的、弱小的,但“黑天鵝”事件之后,往往是狂暴的。相反,結構性的溝通,反而更容易達成理性均衡。這些理性的認知、預期,潛移默化的,也會在司機代表平時的視頻中體現出來,并最終傳遞給司機群體。
理性的預期之后,還需建立支持。比如,提供更多的福利,對處于最危難狀況的人提供幫助,有助于緩解焦慮,避免極端情緒。評審會的第二天,就是滴滴的司機節,請了相關部門的領導、專家,最重要的是,請了各地的司機,開會、抽獎、獎勵優秀司機。這都能建立一種歸屬感、身份感。
中國社會對體力勞動者,其實并不友好。網絡輿論中的同情暗含歧視,至于現實中,就只剩下歧視了。當然,這些情況隨著經濟發展,勞動者收入增加,平等觀念深入人心,正在快速改變。但平臺所做的這些,能促進這個過程,建立司機的認同。身份順了,心態就能順。
建立這種溝通機制,并不僅僅是一家平臺、或一個行業的問題,某種程度上,它也關系到整個社會如何盡快走出經濟調整期。
一個比較矛盾的現象就是,越是經濟處于調整期,需要也不可避免面臨更大的市場化出清,以走出經濟調整周期時,社會輿論反而會因為感受到更大的壓力,而更加的反市場,輿論戾氣也更重。很多時候,這反而會阻礙市場達成新的均衡,導致整個社會更長期地停留在經濟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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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何讓司機、騎手、長途貨運司機、家政、直播等行業的從業人員,對未來有正確認知,建立合理預期,化解戾氣,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問題。
滴滴的例子,證明交流是切實有效的,可以消除錯誤認知,建立正確預期。當然,網約車行業有一個優勢是,網約車司機已經有上千萬,因為其龐大的數量,形成了一個中間群體,那就是司機博主。滴滴多次組織會議,組織司機代表、司機博主坐下來,進行對話。通過這個相對中間層的代表層級,能形成較為理性的討論。
對于其他行業,也可以主動建立這樣的中間層。社區、行業協會、建立在這些群體中的基層組織,也可以發揮這樣的作用。通過這樣努力,能把激烈的話題、公關危機,乃至更大的極端事件、群體事件,消弭在平時的細致工作中。這對于當下,解決就業,創造就業友好型環境,是一個不應該忽視的方面。
劉 遠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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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網、第一財經、光明日報、騰訊大家、南方周末、新京報、南方都市報、FT中文網、澎湃等特約作家,多家智庫研究員。
關注時政、財經、科技話題,以深度、專業、理性的態度,去掘現象背后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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