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軍突起的21世紀領先公司

讀書介紹：

21世紀的領先公司不再依賴重型的設備投資，僅需籌集用于彌補初創時期虧損的適度資本即可輕裝上陣。而且，它們也不必掌握那些“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完全可以憑借輕資產異軍突起。

成功的企業都擁有基于其特定歷史和關系的獨特能力，這使得競爭對手難以模仿。這是約翰·凱的一個重要論斷。

本刊特約 姚斌/文

經濟學家約翰·凱在《21世紀的公司》這本書中，重塑了對21世紀商業世界巨變的理解。他認為，現代公司要著力推動多樣化組合，構建獨特能力集合，形成高效解決問題的集體知識和智慧。利潤不再是單純的資本回報，而是“經濟租金”。企業需通過創新和差異化取得行業發展優勢。

21世紀公司可不再依賴重資產

20世紀初，金融家約翰·摩根創建了美國鋼鐵公司，約翰·洛克菲勒則創建了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前者屬于全球最大的企業，后者控制了美國約90%的精煉石油產品。鋼鐵和石油為汽車工業的勃興奠定了基礎，進而促使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對商業的看法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商業歷史學家艾爾弗雷德·錢德勒在《戰略與結構》中講述了現代管理型公司的興起，其中包括通用汽車、杜邦、西爾斯-羅巴克，以及新澤西標準石油等商業巨頭。這些公司不僅在美國相關行業獨占鰲頭，而且不斷加快向海外擴張的步伐，其規模如此龐大，以至于營業額超過了許多國家的國民收入。伴隨經濟實力的壯大，這些商業帝國的政治影響力與日俱增，其經濟實力和政治權力的結合似乎可以確保其霸主地位長盛不衰。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2009年，通用汽車申請了破產保護，其汽車銷量雖在美國位居榜首，但在全球市場上卻被豐田和大眾遠遠拋在身后。其他老牌的企業同樣在劫難逃——杜邦經歷了業務分拆，西爾斯-羅巴克已經名存實亡。它們之所以走向衰敗，是因為其他企業后來居上，更有效地滿足了市場需求。

21世紀出現了洶涌澎湃的互聯網科技浪潮。在華爾街，人們采用其中新興弄潮兒名字的首字母組合，稱之為“FAANG”，即臉書（Facebook）、蘋果（Apple）、亞馬遜（Amazon）、奈飛（Netflix）和谷歌（Google）。隨后，金融界又把目光投向“七雄”，在FAANG基礎上，英偉達取代了奈飛，同時加入了特斯拉和微軟，這些公司沒有一家從事傳統制造業，成為新興產業的代表。

2023年，投資者堅信“七雄”代表著商業的未來，于是爭先搶購這些股票，正如他們曾經對待美國鋼鐵、通用汽車和IBM的股票那樣。至少在這段時間內，這些投資者可能是正確的。但經驗表明，這7家公司可能和早期大企業一樣，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走向沒落。

正當約翰·凱在撰寫《21世紀的公司》時，新日本制鐵公司正在談判收購美國鋼鐵公司，這恰似為安德魯·卡內基稱雄的鍍金時代補上最后一筆歷史的腳注。任何企業都無法打破盛極必衰的周期規律，區別只是有早有晚。

商業雖經歷了多次迭代和嬗變，但用來描述商業的語言卻普遍墨守成規。世界經濟并不是由少數跨國公司控制的，甚至能夠在本行業盤踞龍頭地位的公司也寥寥無幾。在過去兩個多世紀里，從建造紡織廠、鋼鐵廠和鐵路，到建造汽車裝配線和石化工廠，都需要大量的資本積累。這些“生產資料”均局限于特定的行業，例如，鐵路只能用來跑火車，火車司機也只能去經營鐵路的公司謀職。而21世紀的領先公司不再依賴重型的設備投資，僅需籌集用于彌補初創時期虧損的適度資本即可輕裝上陣。而且，它們也不必掌握那些“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完全可以憑借輕資產異軍突起。

現代企業依賴的是廣泛分布在整個組織系統中的集體能力。現代商業環境充滿巨大的不確定性，企業必須注重發揮眾多個體的能動性，使之凝聚成為知識和智慧，從而形成高效解決問題的能力。唯有如此，企業才能在組織革新中保持競爭優勢。由此，企業中的關系不再純粹是交易性的，企業需要圍繞一個共同認定的目標群策群力。所以，企業管理和運營活動必然要同時兼顧社會性與商業性兩個維度。

集體知識和智慧的光芒

所謂的集體知識有時被描繪為“群體智慧”，但群體智慧在于知識的聚合而非知識的平均。沒有人能夠做到全知全能，在社會分工精細化的時代，甚至熟悉多個領域的通才都已經極為罕見了。集體知識是我們在書本和網絡上獲悉的事實和理論，這些知識通過個體的經驗以及他人的闡發得到豐富。集體知識還包括我們通過社會交往和商業互動對自己和他人產生的認知，我們從中學會了應該何時贊美，何時批評，何時跟隨，何時引領。

在21世紀，公司的競爭力由人的智能而非有形資產決定。成功的公司善于構建獨特的能力集合，這種能力體現為供應商（或客戶）關系、技術創新、業務流程創新、品牌、聲譽和用戶網絡等方面的獨特優勢。對于這樣的公司，競爭對手在制度上能夠模仿和跟隨，但難以超越。這些公司之間的差異化意味著現代產業在結構上已經發生了質變，不再像過去那樣依靠密集的資本投入，競爭的焦點也遠離了同質化產品的生產規模和低價優勢。因此，它們的“利潤”不再是簡單的資本回報，而是“經濟租金”。

經濟租金用來描述某些人和機構因擁有卓越的商業才能而獲得的收益，例如杰出的外科醫生、體育和電影明星、音樂奇才、硅谷企業創始人，他們獲取的收益均可以歸結為經濟租金。就像蘋果和亞馬遜憑借高超的競爭力賺取經濟租金，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通過創新差異化取得的壟斷收益。它們為客戶提供的商品和服務優于競爭對手，由此產生的超額收益就等同于經濟租金。經濟租金是充滿活力的經濟所體現的核心價值特征。當個體和企業得以充分發揮各自的才能來創造租金時，經濟就會增長。

對照IBM、通用汽車和美國鋼鐵經濟上的沒落，可以看出，原因大致相同：高高在上的權威無法適應科學技術和市場需求的變革。它們不僅反應遲鈍，而且遲遲不敢承認失敗。于是，將領先地位讓給了微軟、蘋果、豐田汽車、特斯拉和紐柯鋼鐵。

20世紀下半葉，商業開始從依靠雇用大批產業工人從事規模生產的工業結構，演變成一個由知識工作者在合作環境中分享集體智慧的新結構，但是關于商業世界如何運作以及應該如何運作的問題，主流敘述卻置若罔聞。經濟關系仍然被純粹定義為交易性的，商學院的教科書仍然強調商業的目的在于為背后的股東創造價值，而不是滿足客戶和社會的需求。如此就出現了一個密切相關的悖論：資本對商業運營的支配地位每況愈下，金融部門的規模和報酬反而與日俱增。

由此，約翰·凱經過深度思考之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商業生涯不僅僅是為了經濟回報。商業給人類帶來的福祉是毋庸置疑的。波音開創了現代民用航空市場，為全球億萬人帶來了實惠而快捷的旅行方式。臉書和谷歌提供了龐大的資訊和交流平臺，二者均擁有超過20億月活躍用戶，遠超世界歷史上其他任何公司的客戶數量。

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的核心在于勞動分工促進生產效率。在過去兩個多世紀，工商業依靠集體知識的積累和專業能力的綜合，把我們從別針工廠帶到了以臉書、蘋果智能手機和空客為代表的商業世界。競爭有利于激發個體的決心潛力和創造力，而合作則是創造和分享創新成果的必要條件。國家經濟的成功依賴于將競爭沖突納入合作共贏的軌道，商業的成功同樣如此。

《財富》500強的迭代與嬗變

《財富》美國500強名單最初排名前十的公司的命運有力地駁斥了這樣一種觀點：大公司可以憑借規模優勢一路高歌猛進。1955年榜單上有兩家汽車公司：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通用汽車在2009年進入了破產保護程序，經過重組得以復蘇。克萊斯勒公司則在1970年陷入財務困境，并于2009年申請了破產保護，后被意大利菲亞特公司收購。

1955年榜單上還有斯威夫特和阿穆爾兩家美國食品加工公司，經過多次企業重組和所有權變更后，這兩家公司的殘余業務如今分別被納入巴西和中國公司的旗下。入選榜單的三家石油公司中，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收購了其競爭對手美孚公司，組建了埃克森-美孚公司，它是唯一一家在1955年和2020年榜單上都存在的公司。

1955年的榜單還包括三家制造企業。美國鋼鐵在隨后數十年間逐漸衰退。化工行業巨頭杜邦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為推行現代職業化管理的企業典范，與英國的帝國化學工業公司和德國的法本公司共同主導了全球化工產品市場。艾爾弗雷德·錢德勒在《戰略與結構》中稱贊四家卓越的企業，尤其對杜邦青睞有加。但后續的事件表明，錢德勒描述的只是過去，而并非對未來的預測。在隨后的幾十年里，杜邦表現平平。2015年杜邦與陶氏化學合并。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通用汽車在美國一直被視為運營最佳的公司，其曾經的CEO杰克·韋爾奇長期被捧為美國最受尊敬的商業領袖之一。但公司在遭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重創之后，被金融服務業務增長所掩蓋的核心業務的弱勢浮出了水面。

1955年的榜單沒有包括零售企業。如果按銷售額排名，那么西爾斯-羅巴克、蒙哥馬利·沃德和杰西潘尼這三大美國連鎖百貨巨頭必然成為領銜主角。然而，它們的業務每況愈下，最終走向了同樣的歸宿——破產。

這些企業命運不佳，并非因為它們處于夕陽行業。全球對汽車、食品、石油、鋼鐵、化工產品，特別是電器的需求一直在持續增長，但那些1955年上榜的公司今天絕大多數失去了行業的主導地位。時至今日，主導汽車行業的是豐田和大眾，食品行業是雀巢，鋼鐵行業是安賽樂米塔爾，化工行業是巴斯夫。在美國，汽車行業仍是通用汽車；但若論市值，那就是特斯拉。食品行業的領導者是百事和泰森，鋼鐵行業是紐柯，制藥行業領先的是輝瑞，零售行業是沃爾瑪和亞馬遜。唯有埃克森-美孚以及杜邦和通用電氣的一些子公司，仍然在各自所在的領域中處于全球領導地位。

到了2020年，《財富》美國500強榜單已經改頭換面，服務業也被納入，因此按銷售額計算的前兩大公司是零售商——1955年還不存在的沃爾瑪和亞馬遜。強生公司作為榜單上唯一的一家制造企業，屬于醫療保健領域。伯克希爾·哈撒韋是傳奇的“奧馬哈先知”沃倫·巴菲特的投資工具。埃克森-美孚是穩居榜單前十的常青樹，也是1955年榜單唯一的幸存者。

1955年，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幾乎由美國和歐洲包攬，其中多數屬于美國。然而近年來，《財富》世界500強榜單呈現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亞洲經濟崛起。除了現代、豐田、三星和索尼等日韓企業，逾百家中國企業躋身其中。阿里巴巴、騰訊等民營信息科技企業不僅榮登《財富》世界500強榜單，而且進入了世界上最有價值公司的行列。

1955年，領先企業的名單都大致相同，而且集中于能源和制造業。時至今日，擁有最多雇員的公司集中在服務業。

當約翰·凱在撰寫這本書時，有6家美股上市公司的市值超過1萬億美元，分別是字母表（谷歌母公司）、亞馬遜、蘋果、英偉達、Meta（臉書母公司）和微軟，緊隨其后的是伯克希爾·哈撒韋、埃克森-美孚、特斯拉和中國臺灣省芯片制造商臺積電。

亞當·斯密曾描述過一家別針工廠，10名工人承擔18道不同工序。即使他生活在20世紀中葉，也無法想象企業專業化的程度。一些公司，如英國的金巴斯集團，提供的不過是勞動力；而另一些公司，如銀行和投資公司，提供的僅僅是資本。

一些現代公司，如聯合健康，除健康保險外，還提供專業的服務管理，就像傳統公司的財務部門一樣。實際上，有一些企業，如英國的賽捷軟件集團，專門向小公司提供簿記服務。另一些公司，如谷歌或Meta，為用戶生成的內容提供網絡平臺。盡管谷歌和Meta無處不在，但它們在銷售收入方面并未占據頂尖位置，因為它們既不購買輸入內容也不銷售輸出內容，而是依靠廣告投放獲取大部分收入，從而賺取利潤。由此可見，21世紀的公司與那些登上1955年《財富》榜單的企業有著本質的區別。

多重進化機制的決定性作用

在現代經濟中，價值不是來自建造更大或更重的東西，而是來自創造更智能的東西。正如艾倫·格林斯潘所說的，發達經濟體中的現代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產品和服務變得更好、更復雜，而不是更多。當今世界，經濟增長引擎是臉書、谷歌、語音助手Siri、電子郵件和即時訪問百萬首歌曲的平臺，是低成本航空旅行和隨叫隨到的優步，是心理咨詢和基因編輯，是變焦眼鏡和藍牙耳機，是衛星導航系統和手機銀行。簡而言之，經濟增長是由一些看似平凡卻有益于人類的想法推動的。這些想法一旦被轉化為產品，就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輕松和舒適，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很顯然，它們將集體智慧融入日常資源當中，以創造新產品，培養更加優秀的能力。

進步人類學家約瑟夫·亨里奇指出，集體智慧的持續增長是人類成功的秘訣。任何個體的知識都是集體知識的滄海一粟，沒有哪個個體既有知識又有技能去獨自建造一架空客飛機，但成千上萬的個體集結成一個合作團體就可以做到。因此，像汽車和晶體管之類的實用工具是人類能力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集體智慧是一個團隊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些企業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其能夠構建新的或獨特的能力組合，提供新的或獨特的產品，利用相同的資源創造更高價值的產出。通過這種方式增值，企業及其他組織便創造了經濟租金。

傳統經濟學家將企業活動描述為生產函數，并以此構建“市場和等級”以及“結構—行為—績效”的框架，但他們忽略了能力建設理論所集中關注的問題，為什么同一行業的不同企業差距如此懸殊？為什么蘋果公司能夠成功而黑莓卻失敗了？為什么微軟公司和蘋果公司在成功與失敗之間反復游蕩？這是傳統經濟學家致命的盲區。管理學家伊戈爾·安索夫早就宣稱，當時的經濟理論無法對這些問題提供合理解釋。

邁克爾·波特試圖彌合經濟學與企業戰略之間的鴻溝。他的“五力模型”假定，公司策略取決于5種力量間的博弈，包括競爭對手、供應商、顧客、新進入者和替代產品。這些力量通過市場競爭和討價還價來調節彼此關系。然而，這種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它沒有解釋為什么兩家煉鐵廠或汽車廠同行，在面臨相同的5種力量時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結果？因此，它忽略了企業戰略的一個核心問題，即如何超越競爭者。

查爾斯·達爾文早就認識到，進化可能建立起超出任何人想象的復雜系統。這為了解當代企業的特性提供了深刻的見解。經濟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經濟領域的突變和選擇都經過了人們許多的深思熟慮。基因變異是隨機的，但經營者推出新產品和引入新業務流程，則是理性選擇的結果。在運行良好的商業系統中，失敗的突變會被叫停，系統不會任其自然消亡。基因、文化和商業領域的多重進化機制，對現代社會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

成功的企業都擁有基于其特定歷史和關系的獨特能力，這使得競爭對手難以模仿。這是約翰·凱的一個重要論斷。柏基投資的詹姆斯·安德森深以為然，他將這一理論深化應用于科技投資領域。他尋找的是那些能夠通過強大的網絡效應、規模效應和技術壁壘，在未來建立起類似壟斷地位的偉大企業，并相信這類公司的價值會隨著時間呈指數級增長。　

（作者系資深投資人士。）

本文刊于12月20日出版的《證券市場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