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春》啟示錄：為什么好東西在咱這兒總存不下來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大公館）

富且傳不過三代，何況一幅畫。。

這兩天某博物院與著名收藏家龐萊臣的后人圍繞仇英的《江南春》畫作的官司打的挺熱鬧的。

有讀者一直催我聊聊，我覺得聊這個話題即冒風險、又塵埃未定，看了看網上的一些說法，揣度爆料之外，很多也都只是新聞梳理、或拾人牙慧，卻都不是我所善寫或者樂寫的，今日偶得空閑，看到這新聞也逐漸涼下來了，國人最善的健忘癥又漸漸開始發作。我想就這件事聊一點更深層的思考——關于為什么我們總存不下好東西來。

前不久日本的京都博物館剛剛結束了一場宋元佛畫展覽，展出了包括梁楷的《李白行吟圖》在內的許多珍貴宋元佛畫。很多朋友慕名來看了以后非常感嘆，因為同時代的宋元佛畫，日本這次展出的其實只是它各大寺廟館藏的三分之一，已經有一百多幅，而我問過相關的資深專業人士，他說中國現存的宋元佛畫，哪怕全部搜羅起來，湊一個展的三分之一卻也難，里外里，這就是近十倍的差距了。

但為什么會如此呢？為什么我們的文物收藏，像仇英的《江南春》這樣明清時代的就已經非常珍貴，宋元時代就更加稀少，上追隋唐乃至以前，銅器、陶瓷這些出土器物可能還能留下一點，真說一直在地上傳承有序的字畫，好像幾乎沒存下幾片紙呢？

對于這個問題，我覺得中國人的認知，大約總要過三重門。

一曰，怪洋人。

也就是痛說中國近代的屈辱歷史，列強爭相如我堂奧巧取豪奪，把我們的這些寶貝好東西都給搶掠一空了，導致我們自己沒存下什么好東西，好文物都進了洋人的府庫了！

這種說法我們從小受教育時就被老師天天灌輸，到了這幾年，趕上民族主義大盛，就更為流行。

前些年“哭著從大英博物館出來”的梗特別流行，甚至還有電影公司拍了什么將文物擬人后假設他們歷盡千辛萬苦回歸祖國懷抱的《逃出大英博物館》。“我們的好東西都被洋人搶走了”，成了很多人根深蒂固的思維定式，乃至口頭禪。

這個思維再發展發展，其實就是“《永樂大典》記載了科技革命的一切奧秘，洋鬼子都是從我們這里偷學偷搶去”的西方偽史論史觀。

可是這種理論真的較真一下，你會發現不能完全解釋中國文物的匱乏，就說日本寺廟里存的這些宋元佛畫、以及正倉院存的那些隋唐文物，它們絕大部分可不是日寇當年禍華的時候搶過去的，而就來自隋唐宋明一代代的中日正常交流，同時代留在中國的文物珍品一定更多、更好，只不過我們沒存下來，而人家存下來了而已。

再放眼世界，尤其是歐洲，西班牙、荷蘭、意大利這些國家歷史上也沒少挨它們的英法德鄰居搶，甚至拿破侖一世當年打進意大利，一路征戰、一路都是對當地文物盡興刮地式的搜刮的，同樣的行為希特勒和其黨徒干的更多。

可是你今天去西班牙的普拉多、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意大利的烏菲茲，你會發現人家遭了搶以后也不是自己啥也沒剩下了。老虎再厲害，也不可能把羊吃干凈，何況中國這么大的國土，近代屢次外敵入寇，也從沒全境被占領過，說文物能被搶到太過分的程度，總是難以服人的。

挨過打就存不下東西？那意大利的烏菲茲怎么說？

于是我們來到了反思的第二重門——怪自己折騰。

這個，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就不多論述了，在某些特殊年代，全國流行的打倒一切、抄家、破四舊等等，不僅僅是對活著的人浩劫，更是傳承下來的文物的浩劫。

龐萊臣的后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把祖上大多數文物“自愿捐獻”給了國家，很多人在此次《江南春》案發之后感嘆這批文物命運的波折、多舛，卻往往忘記討論了，如果龐萊臣的后人當年選擇頂住勸說壓力不捐（當然其實不太可能），那這批文物之后的命運又會怎樣。

據可靠消息報道，其實龐家在特殊年代前還是私留了一批一小部分字畫的，但這批文物在動亂年代的散失、破壞其實更加嚴重。由此我們刻意窺見那段年代對文物的折騰有多么嚴重，別的不說，你到各地的古跡里去看看那些被推倒、雜碎后又被黏上的石碑石刻、那些被挫骨揚灰后重新收斂衣冠的古人墳墓，就可以窺見那個離我們時間并不久遠的年代到底有多么瘋狂。

文物如果有靈，它應該與所有清醒的人們一起祈愿那樣的時代真的不要再重來。

但是，不怪洋人，怪特殊時代的折騰與耽誤，其實也沒有把這個問題反思到根上。還是以《江南春》的此次事件為例，這幅畫作和其他的一百多幅龐氏收藏一起，因為自愿捐獻躲過了那場浩劫，但是我們梳理它們的故事卻依然會發現，它們命運也是波折的——被莫名其妙的鑒定為偽作、被職權部門的老領導、老干部“借去”觀賞、以及被不明不白的分流處理、在文物商店里以一個偽作都不該有的價格被賤賣掉，發票上還只寫“顧客”倆字……

我不得不提醒的是，這些事情并不是發生在我們所深惡痛絕的那個“特殊年代”，不，它們就發生在我們所安之若素、甚至國家和社會已經邁上了改革開放、加速發展的大道的現代。而這些貓膩背后所深藏的某些東西，其實才是我們的文物、珍寶不斷地散失、損毀的真正原因。

于是我們來到了反思的第三重門，我們要問，文物的保存與傳世，最取決的要素到底是什么？

我有一個未必所有人都同意的、但我自己一直堅信的觀點——文物的保存其實是一把測溫計，它測量的是一個社會對私權的尊重與守護程度。

人類近代的博物學最早起源于英國，大英博物館的第一批館藏就來自于英國收藏家漢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1660-1753）的自愿捐獻。他去世后，將自己近8萬件私人收藏（包括書籍、手稿、藝術品、自然標本等）捐贈給國家，作為回報，其繼承人獲得了2萬英鎊的補償。這一捐贈奠定了大英博物館的基石，并促成了博物館于1759年正式對公眾開放。

但是這個故事里其實有兩個很耐人尋味的點：

第一，大英博物館在接受這批藏品后是充分尊重原物主家族對捐贈品的“剩余權利”的，對文物的保管和處理都會盡到告知義務，并將此沿為之后一直采用的慣例。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這個故事發生在18世紀中葉，漢斯·斯隆作為一個知名內科醫生、接班牛頓做皇家科學院院長的博物學家，自己能積累巨額財產，大批量購買收藏品，而居然沒有遭到比他權勢更強，更豪橫的權貴乃至皇家的惦記，這件事換到同時代的大清本身就是一個相當匪夷所思的事情。

同時代的大清，相當喜歡文物的“蓋章狂魔”乾隆皇帝，那是一個有好東西就一定要收歸自己所有的文物收集狂，中國數千年來文物收集的規律在他那里達到了一個極盛——在這個古老的東方帝國，文物和財富一樣，只是權勢的依附品，誰有權勢，誰就能用999種手段讓自己看上的財富、文物最終落入自己的口袋。而兩千年來中國最有權，且可以說越來越唯一擁有權力的無疑是皇帝，所以中國最好的文物無可避免的向紫禁城聚集。

在當時的大清，最成功甚至可以說唯一成功的文物收藏家，是且只能是乾隆皇帝一人。?

論證這個事兒太簡單了，就問一句：活在乾隆朝，你敢私藏個什么比紫禁城里的還好，又是皇上喜歡的玩意不上貢給皇上么？你還是不是個忠心不二的“純臣”？

而這種權勢熏天時取之盡錙銖的財富和文物極端積聚效應，又同時必然伴隨著王朝崩解時的散之如泥沙。

中國古代每一次治亂循環的終局，都是揭竿而起的陳勝吳廣們沖進無數財富、文物堆積的阿房宮，所謂“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所謂“內庫燒成錦繡堆，天街踏盡公卿骨”。

王朝的毀滅總是伴隨著財富乃至文物發泄式、報復式的瓜分乃至損毀，文物遭遇浩劫，百不存一。

從這個角度講，中國文物在清末直至特殊年代的大流散，不過是重演了歷史上反復上演的這個過程。列強侵略和特殊年代都只是偶然，而背后的必然性，才是文物浩劫的真正原因所在。文物不存的背后，其實是我們這個民族以一兩百年為一個輪回，財富的一次次殘酷清盤。

文物的本質其實無非財富，而財富的持久傳承，必須立足于對私權的保護與尊重才能夠成為可能。

日本的佛畫和正倉院的藏品，之所以能持久傳承，是因為千余年中由于信仰等因素，天皇和佛寺們即便沒有權勢，也不會有人膽敢去搶他們的府庫珍寶。

而法國雖然經歷過人頭亂滾、崇尚“革命暴力”的大革命雅各賓派專政，但緊接著就由拿破侖制定了《民法典》，以國家法律的形式強行保障了包括財產權在內的個人權利神圣不可侵犯。

事實上，漫步歐洲的各大畫廊、博物館，你能夠鮮明的感到，文物傳承、保護的有序性，是與對私人產權的保護程度呈現嚴密的正相關的。

哪些國家更早懂得尊重私產私權、懂得制約公權力對個體的無節制的剝奪，它們的文物就能傳的更久、更完整，這個道理是顛撲不破的。

相反，說的直白一點，也透徹一點，在一個普遍信奉“富不過三代”“大權若在手，便把令來行”的社會里，談文物的持久傳續，本身其實就是一件非常科幻的事情——供你安身立命的財富尚且傳不過三代，何況是一幅畫？

想什么呢，你？

還有一件事，就是與對“私”的極不重視，乃至鄙夷相對應的，我們的文化似乎總是對“公”有一種不切實際的美好幻想。從“天下為公”，到特殊年代的“一大二公”“狠斗私字一閃念”，再到時至今日對《江南春》的討論中，似乎仍有人對“交公”這種事情抱有一種近乎巨嬰式的美好幻想——似乎覺得這個文物只要“交公”了，就理應得到更好的維護與保障，于是某博物院的做法才引起了如此廣泛的質疑。

但事實上，在法制不健全，監督不完善甚至不能有的時候，“公產”這種東西往往同步就意味著“公地悲劇”。

一個東西是“大家的”，似乎就同時意味著“大家拿”，而拿大頭的往往是擁有“現管”權的權力持有者。這樣的現象可不僅發生在文物界，在上世紀末大批國營工廠被迫重組改制之前，這些國營工廠所展現的那種效率低下、吃拿卡要、貓膩還腐敗頻出、連年虧損，其實一點都不遑多讓。

那種管理混亂、假公濟私、效率低下，是20來年前我國很多行業的常態，只不過很多國人真的是忘性強，把這種風氣早早忘掉了而已。

當年曾在《江南春》一案中玩貓膩的人，此刻面對洶洶的全國追責之聲，只怕也一邊在害怕也一邊自己覺得冤——想當年大家都這么干啊！你那我也拿。怎么你們現在都裝起外賓了不成？

文末我還是想起了一個看似不太相關的故事——晚清最早發現敦煌莫高窟文物的那位道士名叫王圓箓，這個人其實并非很多后世無恥文人所潑污的那般不負責任、輕易將國寶賣給外國探險隊，相反，王圓箓曾經嘗試過聯系清廷保護其所發現的文物，他曾送了十幾車的文物送往北京，結果沿途的官員不斷克扣卡要，動輒抽出幾卷甚至成箱扣下文物隨手送人，以為雅賄。然后就是這十幾箱文物到了北京時已經百不存一了。

你分析一下當年晚清這些沿途官員的心態，怕是也很有意思，他們是沒受過教育、不懂得這些文物的寶貴價值么？恰恰相反，人家都是十年寒窗、科考堆里殺出來的精英，人家太懂了。但正因為懂，他們才算得清——反正這些文物，一進了京城，還不是交了公？交公交給誰了？還不是成了皇上內府的私藏？與我有什么得利？而什么忠君愛國，嘴上喊喊的得了，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反正皇上能拿大頭也是因為他有權、祖上靠快馬彎刀打下了江山，我現在現管，我憑什么就不能拿一點？不拿是傻冒。

于是那一箱箱的文物，就這么被損耗掉了。

敦煌莫高窟最大的悲劇，我想不是好東西最終都去了大英、盧浮宮、圣彼得堡、大都會和京都，而是同樣的好東西，在我們自己這里，就這么如同一切“公地悲劇”一樣，被輕易耗散掉了。

寫到這里，我其實還有一個問題特別想問：如果文物真如《逃出大英博物館》里那般有靈魂，它們是想安安生生的呆在異國他鄉被妥善保管呢？還是真的想要回來，遭遇各種遷撥、浩劫、損毀，被各種莫名其妙的黑箱轉賣，乃至毀掉？

要不，你替人家文物，再好好想一想？

文物的本質是一種財富，而財富之所以能被保存，加以流傳，是因為我們需尊重每個創造和持有這些財富的人，和他們的不可侵犯的權利。

如果脫離了這份尊重，空談對文物本身的保護，我想終究是舍本逐末、緣木求魚的。

某不才，對著一件時事王顧左右而言他，但我想，這篇文章試圖說清的某些道理，比如為什么我們總是存不下好東西？是你終究忘卻了這個熱點新聞之后，也應該記住的。

想尊重文物，先尊重私權。

全文完。

源自：海邊的西塞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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