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暗流涌動的“列強”博弈：中國幣制差點加盟英鎊集團？（下篇）

文│吳景平

前篇回顧：

英國精心布局，試圖將中國的貨幣命運牢牢綁定在英鎊之上。然而，這場看似順利的金融“接管”計劃，卻在中途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力——美國悄然出手，日本強勢攪局，一場圍繞中國幣制改革的多方暗戰悄然打響。

英國對中國頒布幣制令的態度

03

蔣介石

國民政府原來打算獲得巨額外匯之后再宣布幣制改革，然而，美國雖然表示愿以從華購買白銀的形式提供美元外匯，但有關的談判尚在進行之中；英國曾就貸款條件與中方進行談判，但多次拖宕猶豫，節外生枝。另一方面，貨幣金融局勢的日趨動蕩，迫使國民競當局不能再等待了。宋子文曾這樣談到：

……至十月中旬，外匯之投機益熾，至十一月二日，匯率復跌百分之十七，同時標金竟由九百漲至一千一百六十元，投機與恐慌之風，彌漫金融市場，整個金融組織，為之動搖，于是十一月四日，財政部乃有新貨幣政策之宣布。

……至十月中旬，外匯之投機益熾，至十一月二日，匯率復跌百分之十七，同時標金竟由九百漲至一千一百六十元，投機與恐慌之風，彌漫金融市場，整個金融組織，為之動搖，于是十一月四日，財政部乃有新貨幣政策之宣布。

國民政府決定宣布幣制改革之際，把有關內容告知英國方面，希能獲得諒解與支持。10月29日，孔祥熙便把中國幣制改革方案的主要內容告知李滋羅斯：將在幾天內宣布方案，將統一紙幣發行、集中儲備、停止兌現。而其他西方國家只是到了11月2日才獲悉這一決定。同日，宋子文向李滋羅斯談到，幾乎可以肯定將在11月4日宣布幣制改革方案。李滋羅斯這時對英國當局批準對華貸款仍抱一絲希望，所以勸阻孔祥熙再緩幾日。李滋羅斯認為，從政治角度看，中國政府獨自采取行動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確定任何新的貨幣本位和有充分的保證之前宣布方案，就會完全損害整個方案。李滋羅斯的意見實際上就是：必須先確定以英鎊作為新幣制的基礎，獲得足夠的外匯儲備（從英國獲得貸款、向美國售銀），然后再宣布幣制改革，因此中國方面應繼續等待。到了11月1日，宋子文又訪晤了李滋羅斯與賈德干，向他們談到：中國將宣布白銀國有，所有持銀者將被要求用現銀兌換政府銀行的紙幣即法幣。指出，這將立即適用于中國的銀行，并要求李滋羅斯和英國當局對在華銀行施加影響，接受中方的要求。中國將提高銀出口稅，以使各銀行不能從出口銀元中獲利，因此，交出銀元是符合外商的利益的。宋還談到他已向美國方面提出了同樣的要求，如果美國與英國銀行接受，那么除日本之外的其他外商銀行可能都會同意合作。次日，宋子文再次告知李滋羅斯與賈德干，中國將在11月4日宣布紙幣不可兌現、提高銀出口稅、白銀國有。宋非常急于知道英國是否同意白銀國有這一條運用于英國在華銀行。宋還說，中國將把英鎊基礎一事告知美國政府，但不能肯定是否將通知日本。

天津匯豐銀行大樓舊影

在白銀國有問題上，國民黨當局要求英國銀行和其他外商銀行予以配合的實際上是兩點，一是停止支付現銀，二是各行將所存的白銀與中國政府銀行兌換法幣。第一點是為了使白銀退出貨幣流通，第二點既是為了鞏固第一點，又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斂集國內現銀，用以出口換取外匯。英國方面對這兩點的態度是有區別的。

對第一點即停止以現銀支付存款和其他開支，英方予以及時的合作。當時，國民政府頒行的法令，對在華外商銀行并不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對那些白銀專項存款或債券，外商銀行仍有支付現銀的義務。11月1日（倫敦時間），英國財政部與倫敦各有關銀行商議，希望他們接受中國方面的要求，并致電李滋羅斯，要他鼓勵在華銀行這樣做。第二天，英國外交部給賈德干打去一份特急電報：“使英國銀行能較易接受中國政府的方案并足以使他們免受要求支付現銀的合適辦法，就是根據1925年內閣法令中關于中國的第209條制訂一項國王救令，以使中國的法律對英國有關方面具有必要的約束力，并且包括任何必要的相應措施。”電報命令賈德干立即起草敕令。11月3日，外交部再次急電賈德干，強調指出：

1、目前采取的緊急措施，“只限于將英國銀行從以白銀兌換紙幣或支付存款的義務中解脫出來”；

2、不同意以賈德干的個人名義直接“向銀行發布無法律效力的命令”，而應“通過國王效令”，授權賈德干與李滋羅斯、使館英國律師商議確定敕令的起草與公布；

3、英商銀行“獻出儲存之銀、消除合同中的白銀條項等，須待以后再處理”。

根據英國當局的指示，賈德干與李滋羅斯（當時英方律師不在上海）于11月3日擬出了國王敕令。這一敕令同英國外交部意見的區別在于：外交部只提到了英商銀行，而敕令則推廣到所有在華英人士及具有法人資格的一切經濟實體；另外根據匯豐銀行與麥加利銀行的意見，敕令采取了“禁止支付”白銀的詞句，而不是僅僅把各銀行從支付義務中解脫出來。這就使敕令更接近于中國幣制改革令的相應條文。11月4日，賈德干發布了名為《1935年禁付現銀規例》的英國國王敕令，規定：“以現銀償還全部或一部之債務者，應以違法論，得處以三個月以內之監禁，或連帶苦工，或處以五十鎊以下之罰金或處以監禁及罰金”，“使中國政府之紙幣，為公私義務之法幣”，“英商銀行，因此皆可有權不付出任何白銀”。

英國對于中國幣制改革令中的有關條文，采用了公布對其僑民及具有法人資格的銀行、商團有法律效力的敕令的形式，在當時是獨一無二的。這就使國民政府在禁止白銀流通方面，繞過了治外法權的障礙，獲得了英籍人士、銀行、商團等將率先遵守的保證。加上中國首先公布了法幣與英鎊的比價（1元法幣=1先令2.5便士），英國又屢次就中國的財政金融問題與美、日等國交換過意見，希望這兩國參加對華財政援助，這就使包括美、日在內的其他國家，以及國內各界人士，都認為幣制改革是中英長期協商謀劃的結果，兩國幣制業已相聯，中國加入了英鎊集團。

中、中、交、農四行所發行的法幣

應當指出，停止支付白銀、使白銀退出中國的流通，這本身是符合英商銀行利益的。事實上，自1935年4月國民黨與外商銀行訂立“君子協定”以來，英商銀行已停止用現銀支付一般債務了。在國民政府宣布幣制改革之后，如果不采取上述國王敕令的措施，英商銀行很可能面臨擠兌白銀的局面，特別是那些白銀專項存款和債務的支付。李滋羅斯就曾認為，要以現銀來滿足這些承付款項，“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難的"。然而，在向中國政府銀行交出存銀、兌換法幣的問題上，盡管英國當局曾持同意的態度，但在幾家重要的英商銀行的拖諉之下，以及日本侵略勢力在華北干擾推行幣制改革，英方在同意交出存銀兌換法幣的過程中，一度出現了周折。

11月1日，李滋羅斯在上海與匯豐銀行的代表商議時，匯豐銀行便提出，要在其他外商銀行（至少是美國銀行）同意獻銀后，英國銀行才能交出現銀，并提出需同有利銀行商議。同日，英國財政部在倫敦同各大銀行的代表商議時，各行也提出，必須除日本之外的其他銀行同時交出白銀。匯豐銀行的代表甚至提出，他們應被獲準免稅從上海再出口一定數量的白銀，因為這批白銀是早些時候根據他們可以有權免稅再出口的保證，而從香港運往上海的。英商銀行主要擔心新紙幣逐漸貶值，國民黨政府無法維持匯率的穩定。幣制改革初，包括英商在內的外國銀行一度爭相買入外匯，就是這種擔心的佐證。在英商銀行持消極態度的情況下，11月3日英國當局決定對這一問題暫不作出最后解決。所以，在11月4日的英王敕令中回避了這一問題。在11月7日的在滬外國銀行聯席會議上，英商麥加利、大英、有利等銀行曾提議交出存銀兌換法幣，但在其他外商銀行的反對下，會議未取得一致意見。而在會議之后，英商銀行向李滋羅斯表示，如果中國政府保證不給予其他銀行更優惠的待遇，英國銀行愿意交出銀元以兌換法幣。在11月11日的外商銀行聯席會議上，日本銀行表示拒絕在任何條件下交銀，法國方面也持反對態度，美國方面則愿意交銀，但要求某種補償，荷蘭銀行持觀望的立場。在此情況下，英國銀行未發表意見，他們擔心：如果其他外商銀行保留其白銀或者得到補償的話，要說服英國持銀者交出現銀是困難的。對于英商銀行在交銀問題上的動搖猶豫，李滋羅斯擔心這會進一步影響到英國對中國幣制改革的作用。他于11月13日致電英國當局：因果斷發布英王敕令而產生的良好印象，如果不能繼之以獻銀，就會受到削弱；英國銀行率先獻銀后，美國、荷蘭等國的銀行就會效行，這將增強對中國幣制改革的信心。李滋羅斯并且尖銳地指出：在交銀問題上的爭論，正是英國當局拖延作出決定所釀成的；英國政府不能鼓勵在華英商銀行拖宕交銀，應該作出決定并向各銀行宣布。收到這份電報后，英國財政部本來準備同意李滋羅斯的建議，但在外交部的強烈反對之下，決定仍取觀望立場。

英商麥加利銀行舊影

英國外交部主要是從華北局勢的動蕩來考慮的。當時，日本侵略勢力加緊推行華北“自治”運動，阻撓平津地區現銀南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采取妥協辦法，同意在天津設發行準備委員會分會，平津各銀行錢莊所存現銀就地封存。為此，英國外交大臣霍爾（S . Hoare）于11月26日致電李滋羅斯：“在要求英國銀行遵守中國的法令、交出他們的白銀儲備之前，希望能得到中國人自己遵守該法令的程度的可靠情況”；“如果最終發現英國銀行交出了他們的白銀儲備、但中國或其他外國銀行沒有同樣做，那是非常不幸的”，因此決定把交出白銀儲備的問題推遲，“直到局勢更加明朗化”。

李滋羅斯則于11月23日赴天津、北平等地直接考察推行幣制改革的情況，并及時向英國當局匯報，希望能盡快作出交銀的決定。在12月1日的電報中，李滋羅斯談到：幣制改革已有效地施行，在南京政府所控制的區域里，所有中國銀行都已經交出或正在交出存銀；在天津，達3000萬盎司的銀行存銀已被封存，處于貨幣發行準備委員會的控制之下，如果日本不威脅要加以阻止，也許已運往上海了；他批評了匯豐銀行以清償中國的商業債務作為交銀條件的做法，認為不能鼓勵英商銀行的過分要求；并指出：“從政治角度來看，我認為沒有理由繼續拖延交銀”，“英國銀行的交銀可使孔（祥熙）繼續推行這一改革。”

孔祥熙

至12月下旬，情況有了進一步變化。孔祥熙向各外商銀行提出，交出60%的現銀和40%的證券擔保，便可換得100%的紙幣。此后，歐美銀行的態度趨向積極：法國、荷蘭銀行開始交銀；美國花旗銀行等也表示，如果英方再拖延下去，美國銀行將單獨行動。英商銀行當中，麥加利、有利、大英等行表示隨時準備交銀，但由于匯豐銀行的態度不明朗，影響了英方的交銀。在此情況下，英國當局決定在華銀行向國民政府銀行交出白銀、兌換法幣。12月31日，繼霍爾之后擔任外交大臣的艾登（R. A. Eden）電告李滋羅斯：“已通知倫敦的四大銀行（即匯豐、麥加利、有利、大英銀行——譯注），英國政府認為現在是他們交出現銀的時候了”，并授權李滋羅斯向在華英商銀行、特別是匯豐銀行宣布英國政府的決定；同時指示李滋羅斯在交銀問題上應向中國政府交涉，“應盡可能地支持各銀行為得到最優惠待遇所提出的何一般性要求”。1月8日，李滋羅斯向上海匯豐銀行經理亨奇曼轉達了英國政府的決定，促他在交銀問題上應速與其他英商銀行保持一致。1月7日，亨奇曼正式同意向國民政府銀行交出存銀。當時國民政府與外商銀行達成的協議是：外商銀行的存銀除了以十足照額向中國領取法幣外，并以66%的部分存入中央銀行，年息6厘，2年為期；中央銀行也以相等數額的款項存入外商銀行，但年息僅為1厘。用這種方式，實際上向外商銀行提供了5%的交銀補貼。當時上海除日商銀行之外，其他外商銀行約交銀2600萬元，存入中央銀行約1700萬元，兩年之內中國就要無償支付息金170萬元。

必須指出，英國在這個時候同意交出現銀兌換法幣，固然對國民政府推行幣制改革有著重要的支持作用，但也是為形勢發展所迫。這是因為，第一，國民政府自宣布幣制改革后，除了繼續征收7.75%的銀出口稅之外，已將同時征收的平衡稅提高到57.25%；第二，自12月中旬起，世界市場白銀價格突然猛跌，倫敦由最高價每盎司29.25便士跌到20.875便士，紐約由每盎司65.375美分降至49.75美分，孟買由每盎司65羅比減為53羅比。這樣，在華外商銀行運銀出口已無利可得了。加上中國本土自施行幣制改革后，現銀已基本上退出流通領域，銀元所須具備的貨幣的基本職能已經喪失，而各銀行的日常支付承兌業務又需要大量的為各方面所接受的貨幣，這種貨幣當時只能是國民政府銀行所發的法幣。

中國幣制最終沒有加入英鎊集團

04

宋子文會見羅斯福

1935年國民政府宣布幣制改革時是否將法幣與英鎊相聯？是否加入過英鎊集團？應當看到，當時中國放棄銀本位，既是形勢使然，又是國民黨方面經過反復考慮作出的決定。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之后，主要金本位國家（包括英鎊集團與美元集團）相繼結束了金本位，采用貨幣貶值的政策來增加外貿競爭力；加上世界市場銀價上漲，中國已無法繼續保持銀本位，而且采用金本位或金銀復本位同樣屬于下策。然而，中國又必須確立新幣制的基礎。這一基礎，當時普遍的看法，就是選擇將本國貨幣與某一合適的外國貨幣相聯，即“在世界貨幣中間，在國際政局所容許的條件之下，選擇一種比較適當的貨幣，跟它結成一定的聯系，同時再靠借款和‘精神的援助’使幣值得到相當的穩定”。但是采取這樣的匯兌本位或外匯本位紙幣制度，僅僅“宣布”與某一外幣相聯，實際上是不可能保持其匯率的穩定的，關鍵是要獲得大批的外匯儲備。國民黨當局考慮選擇與英鎊相聯，不僅因為由此而來的穩定的匯價將有利于中國對外貿易，倫敦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又能為保持儲備和募集信貸提供極大便利，還因為與美國“不介入”態度相比，從英國獲得貸款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作為英國方面，當初確實企圖把中國拉入英鎊集團，其目的，一是為了與美國爭奪世界金融市場的控制權，二是為了通過掌握中國的幣制進而控制其他財政金融事務，推動英國的對華貿易，恢復英國在華的鼎盛地位，并與日本在華勢力的擴張抗衡。為此，李滋羅斯在中國與孔祥熙、宋子文等進行了一系列談判，取得了比較一致的意見。英國當時的如意算盤是“通過美國購銀、英國貸款來幫助中國確立英鎊本位；兩國共同努力以獲得日本的合作"。國民政府答應采用英鎊本位的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英國必須提供巨額貸款。但是，如前文所述，在中國宣布幣制改革前夕，由于英國擔心日本的反對而拖宕了對華貸款，中英雙方并沒有達成兩國幣制相聯的協議（包括“君子協定”），國民政府財政部改革幣制布告中，也沒有提到這一點，只是規定：“為使法幣對外匯價按照目前價格穩定起見，應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11月4日，三行對英鎊的匯價是法幣1元合英鎊1先令2.5便士，此后一直到1937年6月，這一比價一直保持著穩定，上下浮動不超過0.2便士。但是，不能僅僅以法幣與英鎊的這種聯系，便認為法幣已加入英鎊集團。這是因為，法幣與英鎊的這種聯系，只是國民政府單方面采取的技術性措施，只是兩種幣制的外在聯系，并不具有契約或法令上的約束力，正如當時日本、比利時將其幣制與英鎊保持密切聯系但并未加入英鎊集團一樣。作為嚴格意義上的加入英鎊集團的成員國，不僅其貨幣必須與英鎊保持固定匯率，對其他通貨的匯價須按英鎊對美元的匯價來確定，還須把其大部分外匯準備金儲存于倫敦，供國際結算之用。這些，是英國當局原先謀劃、國民政府準備接受的，但最終未能如期實現。

日本進軍華北

幣制改革令頒布后，英國本來仍有機會把中國拉入英鎊集團。然而，由于英國在貸款問題上的繼續拖宕，這一計劃便逐漸變得不可能了。11月13日，在北平的英國大使館一等秘書柯文（D. J. Cowan）告英國當局：麥加利銀行的福克納（Faulkner）從國民政府外交部派往平津的代表程錫庚處得知，日本軍隊正在迫使河北、察哈爾、山東等省當局宣告實行自治，英國外交部立即考慮到這對于中國幣制改革的影響，要求駐華大使賈德干進一步提供情況，11月19日，賈干向英國當局報告了由宋子文提供的華北局勢：日本的一個步兵師和一支機械化部隊已開到華北，局勢十分緊張；華北自治意味著這一地區與南京政府只保持形式上的聯系，海關會遭分裂，收入會被劫持。英國外交部與財政部經過磋商，認為不能采取“任何可能引起與日本發生危機的行動”，對于貸款，“目前我們不能作出任何最終的決定”。11月25日，外交部電告賈德干與李滋羅斯：“我們認為繼續保持謹慎是必須的，不能由于任何不成熟的行動而面臨與日本發生危機。如果日本公開反對貸款并威脅要攫取一部分海關收入，而貸款正是以海關收入為擔保的，那么從財政的角度出發，財政大臣將認為批準發行貸款并在倫敦報價是不適當的”。而在12月21日的電文中，英國外交部與財政部則已明確表示暫時停止考慮對華貸款，甚至不惜放棄原來中國方面已經答應作出的讓步：“我們認為，目前無論如何應把貸款方案擱置起來，盡管我們知道這會使中國不大可能承認已經確定的條件。”“這相應而來的便是：英籍海關總稅務司和銀行顧問的問題也可能被擱置一邊了。”由于英方未能提供貸款，中英財政金融的會談，逐漸都對中國采取英鎊本位、加入英鎊集團的話題避而不談了。另一方面，美國趁中國急需外匯儲備而英國未能提供大筆貸款的時機，通過進一步操縱世界市場銀價，插手中國貨幣與外匯事務，這也是中國幣制最終未采用英鎊本位、加入英鎊集團的重要原因。

中國實行幣制改革之前，美國對中國的財政金融事務持不直接介入的態度，這主要表現在：1935年2月初，孔祥熙曾致電美國國務卿赫爾（C. HuII），提出由美國提供1億美元的貸款和同樣數額的一筆信貸，幫助中國進行幣制改革，中國幣制將與美元相聯。美國國務院與財政部進行了多次討論并請示了羅斯福總統后，于2月底給中國的答復仍是含糊其詞，實際上是拒絕了這一要求。6月7日英國通知美國李滋羅斯即將赴華，希望美國相應派遣一名財政專家赴華，一個星期后美方答復“需要繼續考慮”而予以拒絕。7月，蔣介石通過美國財政部駐華觀察員、金陵大學美籍經濟學教授卜凱（J. L. Buck）再次向美國當局表示：中國將放棄銀本位，需要在美國的幫助下，準備將其幣制與美元相聯。但這一要求仍受到美國的冷遇。

民國時期上海花旗銀行大樓

11月4日中國在未同美國方面商量的情況下頒行了幣制改革方案，并首先公布了法幣與英鎊的比價，加上當時盛傳中英之間已達成巨額借款，這使美國方面甚為惱火。推行白銀政策竟導致中國投向英鎊集團，這是美國未曾料到的。10月28日，中國駐美大使施肇基向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H. Morgenthau）提出，希望美國從中國購銀1億盎司。11月2日，雙方擬出的有待進一步商談的五項條件中，并沒有明確提到中國幣制將與何種外幣相聯的問題。然而，中國宣布幣制改革之后，美國的態度立趨強硬，在11月6日與施肇基進行購銀談判時，摩根索堅持要以中國貨幣與美元相聯為先決條件，并表示美國不會考慮單獨對華貸款。在中國拒絕與美元相聯后，會談一度處于僵局。此后，由于美國國務院反對中美幣制相聯，以及美國擔心中國公開拋售白銀而引起世界市場銀價下跌，因而在施肇基作出中國幣制不與任何外幣相聯的允諾之后，于11月13日雙方達成購銀5000萬盎司的協定，但是中國須將購銀所得美元外匯存于紐約的美國銀行內，并由美方參與監督其使用。此外，美國于12月初突然宣布改變購銀程序，即不再從倫敦市場大批購銀，改為直接從產銀國購入，從而引起世界市場銀價驟然下跌，甚至使12月10日倫敦市場雖拋銀1800萬至2000萬盎司，但因無人問津而未曾掛牌。美國這一措施不僅是對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挑戰，也是再次向中國發出不得與英鎊相聯的警告。

民國時期的上海

1936年，美國再度利用中國不得不向美出售白銀的機會，壓國民政府明確宣布不與英鎊相聯。中國實行幣制改革時公布匯率為1元法幣等于1先令2.5便士，這同前五年的平均匯率1先令2.470便士相去無遠；但公布的相應美元匯率為29.750美分、日元匯率為1.03元，而與前五年的平均匯率26.690美分及0.7954日元相比，等于是中方實行了針對性貶值。在美方看來，這不僅給對華貿易帶來不利影響，而且表明中英幣制有了內在聯系。事實上，當時中國公布的法幣同美元、日元的匯率，也只是從英美、英日的套匯率計算的。1936年初英美套匯曾兩次變動，國民政府也相應兩次變更對美元的匯率：這年2月3日起美匯轉疲，中央銀行便從4日起把美匯牌價由29.75美分提到30.25美分；2月13日美匯轉勁，中央銀行便把美匯掛價降為30美分。在此期間，法幣對英鎊匯率始終為1先令2.5便士。這樣，美國方面更加以為中國幣制已與英鎊相聯。這年4月起國民政府代表陳光甫在美國進行售銀談判，摩根索便以法幣與英鎊的比價保持穩定、而與美元的比價卻有變動為由，指責國民政府實際上仍將法幣與英鎊相聯。陳光甫不得不表示，將采取技術措施改變外界的這一印象。這次會談達成的《中美白銀協定》規定美國從中國購銀7500萬盎司，另外提供2000萬美元貸款，中國以5000萬盎司白銀作抵；中國的售銀收入同樣必須存放于紐約，其用途受美方監督。同時，孔祥熙發表的《維護法幣宣言》中，明確宣布中國幣制“仍保持其獨立地位，而不受任何國家幣制變動之牽制”。在法幣與英鎊、美元的匯率方面，國民政府采取了兼顧、平衡的策略，其辦法是不改變英匯、美匯的掛牌，但根據情況變動買價與賣價的幅度。這樣，在美國的介入下，中英幣制之間已無法進一步發生內在的聯系了。因此，如果說幣制改革前夕英國錯過了把中國拉入英鎊集團的最好機會的話，那么隨著幣制改革后英國在貸款問題上的繼續拖宕，這種可能性日益減少；隨著美國利用購銀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到1936年5月的《中美白銀協定》的簽署，中國最終已不可能加入英鎊集團了。同年7月李滋羅斯回到倫敦后，對于中國幣制未能最終采取英鎊本位制的問題，曾向英國政府作了如下的解釋：“中國政府十一月四日的公告沒有把中國貨幣與任何外幣相聯，僅僅說要保持在現有的水平上。中國政府曾打算把中國貨幣確定地釘住英鎊，他們與我們都認為這是中國貨幣最適宜系縛的幣制。但是，在沒有任何貸款的情況下，中國必須能夠售出大量現銀。由于美國是唯一的購銀者，他們感到不能通過將其貨幣與英鎊固定相聯而處于激怒美國的險境。”，“他們保持著中間立場，在美元與英鎊之間觀望”，“中國政府的打算是將其幣制與英鎊相聯而不是美元，但是他們可能不時地釘在美元后面，如果它有時比英鎊更疲弱的話。”這也可以說明，英國沒有向中國提供貸款而美國乘機大批從華購銀，是當時中國幣制未能與英鎊固定相聯，中國最終沒有加入英鎊集團的重要原因。

英國是最早介入1935年中國幣制改革的。在幣制改革方案的醞釀階段和宣布初期，英國的態度最為積極，所起的作用和影響也最大：英國擬訂了改革方案并派遣高級財政專家李滋羅斯赴華，這對于國民政府放棄銀本位、推出統一的新幣制，提供了有利的時機，起了促進與支持的作用；英國方面率先宣布在華停止支付現銀，在華英商銀行對于交出存銀兌換法幣雖有過反復，但不久仍予遵行，這在客觀上有助于推行幣制改革的有關措施；加上英國為爭取美國與日本支持中國幣制改革，進行了大量的（其中不少是公開的）外交活動，這一切，又明顯造成了英國在大力支持中國幣制改革的印象，有利于建立新幣制的信譽。英國在對華貸款問題上的拖宕，則為美國插手中國幣制提供了絕好的機會。此后，在爭奪中國財政金融控制權的角逐中，美國逐漸占了上風，與國民政府的經濟聯系的密切程度也開始超過英國。另外，以幣制改革為標志，國民政府的財政金融政策明顯出現了擺脫日本、倒向英美的趨勢。與此相應，國民政府在對日外交方針上也由妥協退讓轉趨強硬。這樣，日本獨占中國的侵略政策與英美在華利益、勢力范圍及其遠東政策的沖突，便逐漸加劇和公開化了。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