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團二全大會，蔣介石說了什么？"默許"三青團挑起與國民黨紛爭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廬山三青團二全大會召開前夕，出現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在黨團矛盾與改隸之議的刺激下，在國民黨“憲政”氣氛的鼓舞和誘導下，三青團潛在的“第二黨”傾向，已經發展成一個要求與國民黨“分掌旗鼓”的第二黨運動。

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一些人鼓吹組建新黨，他們以起草提案、出版小冊子、舉辦座談會和互相串聯的方式，對此討論醞釀，制造氣氛。

中央團部訓練處長王文俊在《中國青年》雜志上撰文公開提出：要“效法中山先生在六十年前跳出舊圈子的精神，抉擇舊的精華做資本”，“造成新的圈子”。

《中央團訊》也發表文章稱：

“團在本質上，有如脫開了大家庭的青年，無所依靠，需要獨撐門戶，自謀生計，正當醞釀組黨之際，已走到‘窮’的盡頭，需要很快的‘變’，內容上已有了真正的變化。”

這種活動在廬山會議前后達到了高潮，演出了一場要求組建新黨的活劇。

1、組建新黨的不同聲音

確定團的性質和地位，以謀求團的新發展，這是三青團二全大會的真正主題，也是絕大部分代表的興趣所在。與之相比，其他問題都不免相形見絀，黯然失色。

據上海《大公報》報道，大會代表對此問題抱有幾種不同意見：

“青年團第二屆全體代表大會舉行以來，會場情緒至為熱烈，各方面代表現正交換意見，并分組討論青年團之前途問題。
茲綜合各方意見如下：
（1）解散青年團，成立國民黨青年部。中央組織部確有此意見，但無法提出。
（2）青年團應維持現狀，仍隸屬于國民黨。陳立夫先生等如此主張。
（3）增強青年團之獨立性，黨團干部絕對分開，即團員不得兼為黨員，但不另組政黨。過去中央團部之干部如此主張。
（4）另行組織獨立政黨。地方代表及學生代表主張最力。”

湖南支團《中興日報》也稱：對于另行組織獨立政黨，“各省市及學校代表主張最力”，并斷言“如以最民主的方式取決此四項意見，則團即可變成為黨，因地方與學校代表占大會之絕對多數也”。

根據二全大會提案匯錄統計，有14個地方支團明確提出獨立組黨，或使三青團成為“獨立性政治團體”（這不過是獨立組黨的另外一個說法），它們分別是江蘇、湖北、廣西、陜西、湖南、山西、河南、廣東、浙江、南京、云南、貴州、甘肅、上海等支團，占了地方支團的一半左右，而且都是相當重要的地方支團。

如甘肅支團就在其提案中宣稱，獨立組黨是“全體團員一致之要求”，代表了“甘省十二萬革命青年”的共同愿望。學校團部有關提案共有8個，其中只有兩個提案明確主張“確定本團之獨立性”，提案單位分別是廈門大學分團和西北師范學院分團。

除此之外，涉及同一問題的，還有青年軍206師團員代表及海外直屬霹靂區團兩份提案。

以個人聯名主張獨立組黨的提案共有10個，署名者也以地方團部代表為多。其中包括湖北支團書記劉先云，河北支團代主任張興周，四川支團干事長李天民、書記許伯超，甘肅支團干事長寇永吉，湖南支團書記周天賢，漢口區團干事長郎維漢、書記涂少梅，山東支團主任臧元駿、書記龔舜衡，河南支團書記周南，貴州支團干事長季天行，福建支團書記吳春晴，西康支團書記方采芹，北平支團書記裴笑衡等人。

此外也包括青年軍代表祁宗漢、港澳區團主任韓文溥、中山大學分團干事長任國榮、中央大學學生步天凱等人。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組建新黨運動中，地方團部代表（特別是各地方支團負責干部)發揮了核心作用，他們才是組建新黨的真正主角，其他人都不過是配角而已。

三青團的團長蔣介石此時又是什么態度呢？

蔣介石在廬山也相當活躍不辭辛勞地頻頻接見各地青年代表，聽取各方的意見，對代表們批評國民黨腐敗無能的言論，“頗有所動”；對代表們提出的各種建議，甚感興趣，表示“很有意思”；還在有意無意之間，對代表們流露出“國民黨衰老了，第二期革命要靠青年來擔負”的意思。

于是，不久廬山就流傳著“團長對三青團組黨表示贊許”的小道消息。

蔣介石此時確實主張對三青團予以“積極更張”，但并無明確辦法。

他在給陳誠的信中寫道：“至于青年團組織與性質，在此時代不能不積極更張，以免貽誤青年者，以貽誤黨國也。甚望能駕來牯嶺商談決定也。”

蔣介石后來解釋他所謂“積極更張”的含義時說：

“我一方面看到目前革命環境的險惡，一方面又看到我們黨團內部的情形如此泄沓。在悲憤憂懼之余，就常自問我們黨團的工作…究竟應該怎樣知恥自強，徹底革新，重振精神，來沖破目前的危險，完成我們救國建國的使命呢？這個問題時時縈繞在我的腦筋中間。恰好這個時候，本團二全大會即將開幕，所以我提出前次的意見，其目的是希望大家重整革命的陣容，發揮革命的力量，來消滅我們當前的敵人！”

綜合其前后表現來看，這一解釋是基本可信的。

2、陳誠的“辭職”

8月31日，蔣介石在三青團第一屆中央干事監察第四次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把這種“積極更張”的態度表達得更為明確。

他宣稱：“這次本團二全大會，將要決定本團發展的前途”，對此他“只提出個人的意見，希望各位注意”。

關于團的性質問題，他強調說：“團的性質如何？關系本團的成敗很大；在決定這個問題的時候，各方面都應該注意顧忌。首先要注意的，青年團應為青年的前途著想，使他們能得到進步，得到發展，和得到成功的機會。”

關于黨團關系問題，他強調指出：“我們要根據時代的需要來確定團的工作方向，決不能以三十五年以前革命的情形，來決定今后團的性質和任務；同時我們也不能僅以黨的利益為出發點來決定團的前途。”

由此可見，蔣介石雖然并無“組建新黨”的設想，但其主張“積極更張”的傾向，使他在有關重要問題上，作出了有利于組黨運動的表態。

這一講話被很多人理解為是對組建新黨的默許和贊同，對組黨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蔣經國的態度，則要謹慎得多，與乃父形成鮮明對比。關于組黨問題，他曾指示部下進行研究，自己卻始終沒有公開表示態度。

當中央干校校友會負責人向他征詢對于組黨問題意見時，他僅表示“黨要革新，團要改造”，大家可以見仁見智，各抒己見。

在私下里他對親信王升等人表示：“國家形勢緊迫，這樣做并不妥當。”

蔣經國的機要秘書楚崧秋回憶：

“由于蔣經國是此會議的重要角色之一，希望站在個人立場，充分表達積極性意見，因此事先交代我與陳元搜集各方資料，加以消化，并將改革建議一一口述要我們記錄下來，整理條列清楚，準備向大會提出。結論是鑒于當前形勢，確定黨與團不能分只能合的原則。”

書記長陳誠在大會前夕曾突然提出辭職，“薦人自代”，似有責怪蔣介石“越俎代庖”，對團內事務插手太多之意。蔣不得不撥冗回復，加以解釋，并表示將予改正。

他在信中寫道：

“至于分層負責，不致越級敗事，此乃必然之理。唯中屢以貴恙復發為慮，凡可不勞清神之事，皆直接指導各主管注意承辦，且望節省時間，以期迅捷。此乃向來習慣使然，亦因爾我不分彼此，故不自知其為犯了越俎代庖之弊。然自問凡直接指導之事，并非直接命令或徑行決定之案。諸凡會議討論有所決定或正式下令，則皆照手續與職守，或令所屬向總長請示再行。自思并未有所自擅之處，如或有之，亦非為有心之過也，當能諒解。唯自知此種習慣，總非合理應有之事，必須隨時反省改正，期上正軌，樹立政制也。”

此信所表現出來的委曲求全的態度，在蔣氏身上是頗為罕見的。

據中央候補干事李俊龍后來分析，陳誠辭職之原因，乃因蔣介石過于扶持蔣經國而起。

“蔣介石的真正用意，是要搞‘家天下’。他認為CC和三青團都靠不住，只有趁他權勢未衰之時，再扶植一把蔣經國，便于其子承父業。所以他既不要‘黨’，也不要‘團'，而是想把青年團交給蔣經國來搞，作為培植蔣經國的政治資本。這樣一來，陳誠以退為進，辭去書記長，復興社一些人則發起簽名挽留陳，弄得滿城風雨。蔣介石一看形勢不對，不能操之過急而使陳誠和黃埔學生生怨，改而采用比較委婉的辦法…以安黃埔系之心。”

這種說法為我們理解蔣介石當時的態度提供了一種參考。

3、風向的轉變

二全大會開幕后，書記長陳誠姍姍來遲，于9月5日下午方才趕到廬山，而此時大會已逐漸進入了高潮。9月4日至5日，大會主席團連續召開會議，并邀請各地方支團負責人列席，對“團的性質與地位”問題互相交換意見，詳細慎重研究，并決定召開大會，對此問題進行討論。

9月6日上午，二全大會召開第五次大會，由書記長陳城親自主持，討論“團的性質與地位”問題。辯論即將開始之際，團長蔣介石冒著傾盆大雨趕到會場，全場代表熱烈鼓掌歡迎。

任卓宣首先提議采取正反兩面之辯論方式，蔣示意以先聽取一般意見為好，于是討論開始，“全場空氣頓時嚴肅、緊張”。

首先由中央干事張其昀發言，他認為團應為一文化建設、經濟建設性質，致力建設之團體，以軍事教育方式鞏固國防，以培養技術、增加生產。其次發言者為國體師專分團書記王文斐，他系代表地方團部工作干部意見，提出團應正式確立為政治性之獨立組織。

中央團部秘書處副處長上官業佑則認為應重新改革黨、整理團，向積極建設方面著手，而不應獨立成一政治性之團體，這代表了中央團部多數人的看法。

其后漢口區團書記涂少梅、東北松江支團書記王煥彬等四人發言，均贊同團為獨立政團之意見。到此時為止，發言人中以贊成組黨者居多，獨立組黨的觀點占據了上風。

據大會日刊描述：發言者“從黨與團的革新，說到團的獨立，從團的教育性、政治性說到團的獨立性、斗爭性，反復爭辯，各有有力的憑據和見地，都是用最大的忠誠，貢獻出滿腹經綸的主張”。

據一位參加者回憶，當時會場上是“一片組黨之聲，凡是發言人提到組黨，就引起熱烈的鼓掌。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說國民黨已經腐敗到不堪救藥，不足以肩負實現三民主義的重任；青年團必須組成新黨，乃能復興中國的革命”。

在整個辯論過程中，蔣介石一直“閉目聚神，傾聽各人之意見”。

此時一個重要人物登場了，他就是中央干事、青年工作管理處處長黃宇人。

據大會日刊記載，黃氏在發言中“解釋黨團不能分成兩政黨之事實，但承認團之獨立性應加強，并提出團應有政治綱領，一切從政團員應遵行綱領施政，方能發生力量”。但實際上其發言具有更大的爆炸性。

據一位參加者回憶，黃氏當時說：

“國民黨曾有過光榮的歷史，今日的腐敗無能，總裁應負主要責任。因為中央黨政大員，都是總裁任命的，他們直接向總裁負責，不受輿論和民意機關的監督。可見總裁所負的責任最大。”

他又提問說：

“如果青年團要組成一個實行三民主義的黨，必須另選出一位領袖，才能在新環境中發揮其領導才能，否則，我們的團長以一身而兼任兩個黨的領袖，當新黨攻擊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時，他將何以自處？”

此言一出，“全場為之默然”。黃氏之發言成為此次辯論的一個轉折點。

辯論一直持續到中午，因請求發言者甚眾，尚有88位代表未及發言，主席團遂決定下午繼續討論。

下午大會繼續討論“團的性質與地位”問題。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蒞臨會場，聽取各位代表對該項問題之主張及意見。

據稱蔣在討論過程中“頗為注意，時而頻頻點首，時而微露笑容，有時以水筆記各發言人之要點”。下午討論由青年軍代表劉異，上海支團書記曹俊，中央常務干事谷正綱、任卓宣，甘肅學院分團干事郭維屏，中央干事李國俊等人相繼發言。谷正綱、任卓宣認為“組黨事關重大，必須慎重考慮”；其他各位發言人“對團的性質及地位之見解雖不同，但均主張團須加強革命性、政治性、戰斗性，以革命前途、革命利益為主，鏟除官僚資本，肅清貪污份子，完成建國使命，健全團的陣容，工作獨立，組織劃分，而仍為黨所領導”。

可見會場風向已有所轉變，重點已由獨立組黨轉到加強團的政治性以及工作劃分上來。

4、蔣介石的推波助瀾

最后由團長蔣介石對討論意見作總結講話。

他開宗明義地宣稱：

“今天上午聽了各位討論黨團關系的意見，有的主張黨團仍舊保持現有的關系，有的主張本團應該離本黨而獨立，另外成立一個新的政黨。大家討論這個問題，一定是誤會了我上次在干監聯席會上所說的話。…我的意思并不是說團可以離開黨，或是團應該離黨而獨立，尤其不主張團另外成立一個新的政黨。”

并說“如果黨團分立，且不說其他的條件不夠，即以兩黨共同擁戴同一領袖，這就是一個笑話”。明確表示了反對組建新黨的態度，從中也可以看出黃宇人的發言起了作用。

蔣指責許多代表懷有逃避現實和茍安偷惰的“失敗主義心理”，對國民黨的攻擊是“只圖一時的快意，稱一時的英雄”對于今后團務工作，蔣表示可以采納部分代表的意見，“就是黨團的工作決不能再不劃分清楚，如果仍如現在的模糊不分，不但對黨無益，而且對團的發展也有阻礙”。

最后，蔣介石對團的性質和工作方針，提出了以下三點意見：

“第一、我們團員決不要以從政為唯一的目的，至少在五年以內不要做官。團的性質的改變，就是要從這一點做起。這次大會的宣言和決議案對于這一點務必明白指出。第二、今后團的工作要從事《中國之命運》中的五項建設運動…第三、我們需要一個明確的工作綱領，并加強團的革命性和社會性，我們要反官僚、反貪污、反共產，要實踐主義，努力建設。本團的任務就是要統一中國。”

蔣介石的這個講話為二全大會奠定了基調。蔣之所以特別強調團員不要從政、五年內不要做官，而要從事基層社會建設，是因為他已經覺察到：三青團組黨運動背后所隱藏的真實動機就是為了謀取政治地位。蔣介石的嗅覺是相當敏銳的。

蔣介石雖然反對組建新黨，但對部分代表所提出的“黨團劃分”建議則表示贊成，主張對“黨和團的工作范圍及辦事干部，應明確劃分”。“黨團明確劃分”是一項將會產生嚴重后果的組織措施，如果嚴格實行這一措施，就會不可避免地導致黨團分離和三青團獨立。當時就有人預言：“目前黨團有所謂摩擦，如果此法案（指黨團劃分）通過，摩擦可能因而強化。”

后來的事態發展證明了這一點。此后很多人鼓吹團的獨立性，他們所依據的就是所謂“黨團明確劃分”原則。可見，它是三青團加強獨立性的關鍵。

蔣介石急于振興團務，在病急亂投醫的情況下，貿然采納了這一辦法，留下一個極大的隱患，這可能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可以說，正是這一講話，成了三青團單獨組黨，進而與國民黨CC派水火不容，導致最后解散的最初“導火索”。

9月6日會議是三青團二全大會最重要的一幕。組黨運動在大庭廣眾之下得到了公開表現的機會，“組建新黨”的思潮，席卷了團內一大批中上層干部，因為它關系到三青團的切身利益，所以成為最受人關注的問題，引起了大會長時間的熱烈討論和爭辯，被稱為“有重大意義及決定性之辯論”。

由此也可以看出，組建新黨，并非像一般所認為的那樣，是出于蔣氏父子的預謀，而是三青團長期以來受到壓抑的“第二黨”情緒的一次大爆發，是團內一大批中上層干部（主要是地方團部的各級干部）的自發舉動。

搞清組黨運動的主角是誰，對于判斷這場運動的性質和目的具有重要意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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