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犧牲兩個月后，蔣介石仍不肯善罷甘休：把王正鈞無期改成死刑

蔣介石親筆劃下“死刑”，把一個年輕生命，從七年變成無期，最后變成絕筆……

1950年6月10日，臺北的馬場町刑場，天還沒徹底亮透，幾聲槍響，把那個黎明攪得支離破碎。

吳石、陳寶倉、朱楓、聶曦，這幾位在刀尖上跳舞、在暗地里較勁的戰士，就這樣，用自己的身軀，給那段歲月畫上了句號。

人們都知道“吳石案”，都知道那段臺灣島上的“白色恐怖”。

可那位最高的當家人，蔣介石，心里頭卻是一股火、一團迷。

他怎么都想不通，那個自己親自提拔、倚重到國防部次長的吳石，怎么就成了藏在身邊的“定時炸彈”，還是共產黨埋的。

但這場風波，沒因為這幾聲槍響就停住。

蔣介石那股子怒氣，不光對著已經倒下的這四個人。

他盯著手里一份泛黃的判決書，上面一個名字，像火星子一樣，撩起了他心里更狠的殺念。

當“王正鈞”這三個字跳進眼簾，他二話沒說，拿起筆，就在旁邊重重地寫下了兩個字——“死刑”。

王正鈞是誰？

他不是跟吳石他們一樣，直接上了刑場的那批人。

可偏偏就是這么一個人，讓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親自下令“解決”，成了個重點關注的“犧牲品”。

他不像吳石將軍那么有名，但同樣是在看不見的地方，賣力賣命，做出了大貢獻，只是，名字常常被大浪淘沙沖得不那么顯眼了。

他不僅是吳石將軍在臺灣最得力的一個幫手，更是那個動蕩年月里，千千萬萬堅守信仰的人的一個縮影。

從福州一路走來，一條因信而連上的線

說起吳石將軍，很多人看他事跡的時候，會把跟他一起犧牲的聶曦，當成是他最親近的副官。

其實，這中間有個小小的差錯，但挺關鍵。

聶曦是吳石將軍的鐵桿追隨者，這沒錯。

他倆的關系，那可是在革命路上綁在一起的。

早在吳石將軍在福州當福建省政府副主席、綏靖公署副主任那會兒，聶曦就在他身邊。

那時候，聶曦的頭銜是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局的總務組組長。

解放軍的炮火快打到福州城里的時候，吳石將軍接了個硬任務：把保存下來的298箱絕密軍事檔案，穩妥妥地交給解放軍。

這可是關系到國家命脈的大事，吳石將軍就點名讓聶曦來負責把這批寶貝疙瘩收拾妥當。

多虧聶曦安排得周全，福州一解放，這批檔案就完整無損地送到了解放軍第十兵團司令部，給新中國在軍事上的起步，幫了大忙。

那時候，聶曦已經跟著吳石將軍，踏上了去臺灣的路。

到了臺灣，聶曦在國民黨里也升了官，當上了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的上校科長。

不過，吳石將軍身居國防部次長的高位，身邊總得有這么一號人，親近、信任，還能處理些更隱秘的事兒。

這事兒，聶曦就給吳石將軍引薦了一個他老家，也是個老朋友——王正鈞。

王正鈞，跟聶曦、吳石將軍一樣，祖籍都是福建福州。

他這一生的軌跡，早在飽經戰火的家鄉那片土地上，就已經和革命攪和到一塊兒了。

他走上革命這條路，過程有點傳奇，說起來，有個很重要的人，是聶曦的堂兄——聶能輝。

聶能輝那點火苗：赤石暴動，地下工作代代傳

聶能輝，就是在抗日戰火里一點點成長起來的共產黨人。

抗日戰爭剛打響，他就一頭扎進了革命的洪流，跟一群熱血青年一起，加入了新四軍。

因為打仗勇猛，表現突出，還被看重。

可命運這東西，有時候就是這么殘酷。

皖南事變那場慘烈的仗，聶能輝跟好幾千名新四軍官兵和進步人士一起，被國民黨抓了，關進了條件差得出奇的上饒集中營。

可是在絕境里，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從來沒放棄。

一份秘密的暴動計劃，就在集中營的“第六隊”里，悄悄地醞釀著。

聶能輝，就是這場驚心動魄的“赤石暴動”里的一個關鍵人物。

1942年6月17號，第六隊抓住了機會，硬是發動了暴動，幾十個同志成功突圍，跑到閩北的游擊隊那邊去了。

這場用血和火鑄就的暴動，就像一顆火星子，點燃了更多人心里的希望。

暴動之后，聶能輝繞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新四軍的隊伍里。

抗戰勝利了，他被組織派回老家福州，開始了他更困難、更秘密的地下工作。

就在這片養育他的土地上，他用自己的行動和信念，影響了自己的堂弟聶曦，還有家鄉的晚輩王正鈞，把他們都領進了革命的大門。

在聶能輝的細心安排下，王正鈞“搖身一變”，進了國民黨在福州的新聞檢查處工作，還一步步升了官。

沒過多久，他就跟聶曦一樣，成了吳石將軍手下一個能干的助手，開始了他藏在敵人心臟里的特別生涯。

不過，命運的輪子有時候轉得特別冷。

把王正鈞領上這條路，跟聶曦是堂兄弟的聶能輝，卻沒能等到勝利的曙光。

在南京快解放的時候，聶能輝不幸被捕，最后倒在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槍口下，壯烈犧牲在了南京的雨花臺。

臺灣潛伏：傳遞情報的那根“生命線”

福州城里傳來炮聲響的時候，王正鈞已經跟著吳石將軍、聶曦去了臺灣。

在那里，他繼續扛著為我黨傳遞重要情報的使命，成了吳石將軍情報網里，少不了的那么一環。

說起來，在去臺灣之前，包括吳石將軍在內，好些同志都有機會回大陸的。

他們一行人經過福州、廣州到了香港，吳石將軍的老朋友還勸他留下來，等風頭過了再回去。

可吳石將軍心里頭，總覺得為黨和人民做得還不夠。

那時候，他剛升到國民黨國防部次長，這對他來說，是獲取更多絕密情報，給組織輸送寶貴信息的大好機會。

就憑著那份對革命事業的死忠和責任感，吳石將軍最終還是決定去臺灣，要往“敵人”心臟里鉆得更深。

到了臺灣，王正鈞的“活兒”變得更重，也更要命。

在吳石將軍的情報系統里，除了他自己和陳寶倉將軍這些核心人物，負責傳遞情報的關鍵一環，就是王正鈞。

國民黨后來查吳石案的時候，當時的國民黨參謀總長周至柔在他寫的調查報告里，寫得很清楚，說王正鈞的任務包括“替吳石收集秘密情報”和“傳遞情報”。

這事兒，足以說明王正鈞在情報工作里的分量，他這個人，真是吳石將軍那條情報線的“生命線”。

蔡孝乾變節：一張“特別通行證”扯出的生死鏈

可就是這條“生命線”，最后也成了引爆悲劇的導火索。

1950年1號月29號，臺灣地下黨的老大蔡孝乾突然叛變，這事兒來得像場突如其來的風暴，瞬間就讓來臺灣接情報的朱楓暴露了身份。

國民黨方面一聽，立刻就動了手，海空航線全給封鎖了，想把朱楓堵在回大陸的路上。

這時候，千鈞一發，為了救朱楓脫離險境，吳石將軍冒著天大的風險，親手簽發了一張“特別通行證”。

這張關系到生死存亡的通行證，是怎么悄悄送到朱楓手里的？

正是王正鈞。

靠著這張通行證，朱楓在當年2月4號晚上，搭上了唯一一架軍用飛機，飛到了離大陸只有一步之遙的舟山群島。

可就在勝利的曙光就在眼前的時候，國民黨特務的爪牙，還是緊追不舍。

最后，2月18號，朱楓還是被抓了。

跟朱楓一起被暴露的，還有吳石將軍。

剛開始，國民黨那邊還有點顧忌，不敢輕舉妄動。

可隨著越來越多的“證據”擺出來，加上蔣介石本人親自下令，同年3月1號，吳石將軍就被扣上了“從事間諜活動”的帽子，被國民黨抓了。

跟他一起被抓的，除了聶曦，還有那位冒著生命危險傳遞關鍵情報的王正鈞。

審判的風向變了：蔣介石的“死刑”二字

被抓了之后，王正鈞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有人勸他，說他“就是個副官，只要認罪，把吳石將軍干的事兒都說出來，就能保住一條命”。

可王正鈞一點兒沒動搖。

他知道自己肩負的任務，更懂忠誠是什么意思。

他不僅咬死不承認任何罪名，更不肯為了自己活命，去出賣吳石將軍。

獄里的那些人，用盡了各種法子，想從他嘴里套點東西出來，可是一點兒都沒得逞。

王正鈞那副“寧折不彎”的樣子，顯出了一個隱蔽戰線戰士那鋼鐵一樣的意志。

1950年4月份，案子查得差不多了，國民黨就開始對吳石將軍他們“審判”。

最早的審判長是蔣鼎文、韓德勤、劉詠曉這三個人。

這三個人跟吳石將軍多少有點交情，知道他是個什么樣的人，也覺得真要判死刑，對當時大家的心氣兒影響不好。

所以，他們傾向于“判重一點，但保住命”。

可這幾個人的這個“溫和”意見，一下子就觸碰到了蔣介石的底線。

當時的蔣介石，對吳石案的火氣已經燒到了頂點，他氣得拍著桌子，說：“國防部再也不能出任何亂子！”

這句話，等于給吳石案劃上了一條死線——誰敢保吳石，那就是跟他蔣介石對著干。

等蔣鼎文他們提出“死刑緩期執行”的意見時，蔣介石更是勃然大怒，罵他們“審判不公”，當場就把三個人都撤了職。

緊接著，在俞濟時那些“揣摩上意”的操作下，審判長換成了彭善、唐冠英和吳佩明。

這回，審判的方向，來了一個驚天大轉彎。

最后，吳石、陳寶倉、朱楓、聶曦，都被判了死刑，而且在當年6月10號就執行了。

至于王正鈞，他的情況更復雜。

一審的時候，他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

可到了二審，直接被加到了十五年。

就算這樣，蔣介石還是不肯放手，判決書一直不肯簽字。

合議庭的人一看這情況，琢磨透了蔣介石的意思，就把刑期改成了無期徒刑。

可蔣介石還是不滿意。

最后，他干脆撕下了偽裝，直接在判決書上，把王正鈞的“無期徒刑”幾個字，用筆給劃掉了，然后重重地、大大地寫下了兩個字——“死刑”。

就這樣，一個本可以逃過牢獄之災，甚至還有可能活下來的人，成了蔣介石政治上報復和震懾的犧牲品。

27歲的英魂：絕筆信里的人生最后一眼

1950年8月10號，就在吳石將軍他們被槍斃的兩個月后，王正鈞，這個年僅27歲的年輕生命，在獄中也被執行了死刑。

跟他一起被殺害的，還有吳石將軍的作戰參謀林志森。

行刑前，有人問王正鈞有沒有什么遺言。

他平靜地說：“我無言可訴。”

然后，就慷慨赴死，用自己的生命，踐行了他對信仰的全部忠誠。

在遙遠的福州老家，王正鈞的親人們，還不知道他已經遭遇了不幸。

直到當年年底，有個陌生人找到王正鈞的哥哥王正鎬，交給了他一封信。

信里，是王正鈞在犧牲前寫下的絕筆。

不過，因為王家一向低調，加上后來親人也接連離世，王正鈞的英雄事跡，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人知道。

國家相關部門也曾多次尋找他的家人，但總沒找到線索。

一直到2010年前后，隨著時間慢慢過去，歷史的塵埃也漸漸落定，王正鈞的事跡才一點點被大家知道。

2011年7月，他被追認為“革命烈士”，他的親屬收到了國家頒發的《革命烈士證明書》，上面寫著：“1950年執行革命任務犧牲”。

同年年底，王正鈞的骨灰，終于回到了故鄉，安放在福州的文林山革命烈士陵園。

這位在看不見的戰線上默默付出了好幾年的英雄，用他短暫卻閃耀的一生，寫下了一曲關于忠誠和信仰的歌。

他和吳石、陳寶倉、朱楓、聶曦這些烈士一起，構成了那段風起云涌的地下斗爭史詩。

而蔣介石親手寫下的那兩個“死刑”字，不僅埋葬了一個年輕的生命，也記錄下了那個時代，權力游戲里最殘酷的一面，以及在極端環境下，人性的不同選擇。

王正鈞的哥哥王正鎬，晚年時，曾不止一次地向人提起，弟弟留下的絕筆信，雖然因為年代久遠，已經字跡模糊，但字里行間，依然能感受到那種堅韌和對家人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