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一純見到周恩來，親切稱呼其“周伯伯”，周恩來指正：你叫錯了

1946年8月，一個悶熱的午后，重慶沙坪壩桂園里梔子花剛落，石階上留著淡淡清香。張治中把手里的《論持久戰(zhàn)》合上，推窗望見大門口駛來一輛黑色吉普車——周恩來到訪。彼時，國共第二次談判進行了一個多月，山城暗流洶涌，特務(wù)、槍聲、謠言混雜。為了讓談判代表有一處相對安全的落腳地，張治中索性把自住的桂園全部騰出來。這座花園洋房因此見證了不少重要場景，也見證了兩個家庭幾十年的情分。
周恩來下車后，沒有立刻與張治中討論文件，而是先在廊下彎腰搟了搟褲腳的灰塵，順勢問一句：“孩子在家嗎？”張治中笑說：“正做功課。”一旁的女傭匆匆遞上涼茶，庭院里即刻多了幾分家常的味道。周恩來性格里那份平易近人的溫和，在緊張氣氛籠罩的陪都，顯得格外可貴。張家小兒子張一純正趴在藤椅上算算術(shù)，聽到腳步，抬頭一看，立即跑了過來。

史料里只留下寥寥數(shù)字，但張一純后來回憶，當時不滿十二歲的自己，見到周恩來心里像冒泡的泉水，一句“周伯伯”脫口而出。現(xiàn)場氣氛瞬間輕松，連屋外巡邏的憲兵都好奇地望了兩眼。可周恩來擺手笑道：“你叫錯了！”這句話并非客套，而是出于對漢語輩分稱謂的嚴謹。張治中長周恩來四歲，按家族輩分應(yīng)稱“叔叔”。一句輕描淡寫的糾正，隱藏著老一輩革命家對禮數(shù)分寸的堅守，也讓孩子們在潛移默化中學(xué)到尊重。
當晚燈火初上，張治中帶著客人步入書房。墻上掛著傅抱石的山水，案幾擺著從延安帶來的《共產(chǎn)黨宣言》。原本晦澀的文字，在微黃燈光下多了溫度。周恩來問張一純：“哪門功課最發(fā)愁？”少年略低頭，小小聲說：“數(shù)學(xué)不好。”周恩來微微頷首，順手翻開作業(yè)本，用鉛筆圈出幾處錯題，邊講解邊鼓勵：“算錯不要緊，邏輯通了，一行行列式就能看懂。”語速不快，卻字字敲在人心上。那個年代，戰(zhàn)事未止、物資緊缺，孩子能有這樣一堂“家教課”，珍貴得很。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并未止步于口頭鼓勵。他從隨身皮包里摸出幾本袖珍冊子，封面已磨得起毛：“帶回去多看看，思想打開了，數(shù)學(xué)也會通。”張一純愣了一下，這才意識到書里不只有方程，更有社會的大課題。桂園的臺燈繼續(xù)亮到深夜，外頭昆蟲鳴叫，屋里是翻紙聲。對于一個正值求學(xué)年紀的少年而言，這些聲音后來化成長久的記憶，讓他知道自己與國家命運并非兩條平行線。
1949年9月，北平秋高氣爽。新政協(xié)會議預(yù)備會期間，周恩來依舊忙得腳不沾地，卻抽空去了上海路24號探望張治中，連帶問問孩子們的去向。十月一日，開國大典禮炮聲震天，張一純站在天津街頭，抬頭望向北方的無線電塔，收聽現(xiàn)場實況轉(zhuǎn)播。禮炮第七十響時，他突然想起三年前那句話——“光明在望”。他知道，這不僅是給他個人的題詞，也是給整個民族的期許。

1950年初，百廢待興。張一純萌生“去當工人”的念頭。說到底，選擇工人并非貪戀安穩(wěn)，而是想切身參與重建。他拎著帆布包去中南海向周恩來說明心愿，只一句：“想去發(fā)電廠。”周恩來放下文件，認真聽完，隨即撥電話給時任燃料工業(yè)部電業(yè)總局負責(zé)人：“小張身體硬朗，政治清白，安排到配電室見習(xí)。”對方爽快答應(yīng)。幾天后，張一純領(lǐng)到藍布工作服，工號寫成整齊的黑色宋體，再次感到“新中國屬于青年”的重量。
在北京通州發(fā)電廠，張一純每天清晨五點進鍋爐房，晚上十點才收工。高溫、噪聲、粉塵，連口罩都磨出孔洞。他卻樂在其中。閑暇時，他把親筆題詞包好，夾在被褥與床板之間，潮氣重就曬一曬，再疊好。有人笑他矯情，他只是搖頭。那幾行字像隱形羅盤，提醒他別忘桂園燈下的那堂課。于是，遇到復(fù)雜布線，他翻圖紙全程逐點測試；碰上夜班停電，他第一時間沖到斷路器前排查。工友們說：“小張做事一根筋。”其實，他只是把周恩來教的那份嚴謹搬進了車間。
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發(fā)電廠供電負荷驟增。1951年冬，通州平均氣溫零下八度，設(shè)備卻不能停機。時間緊、份額大，青年突擊隊自告奮勇頂上前線保電。張一純在統(tǒng)計本邊緣畫了一圈紅線，標明峰值時段，隨后帶班巡視。20歲出頭的他，沒槍沒炮，卻在另一條戰(zhàn)線守護生產(chǎn)。那一年，他的工作記錄被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業(yè)部評為“先進工人”，獎狀上蓋著朱紅公章。他把獎狀寄給在上海養(yǎng)病的父親，附上一句：電廠平安，望放心。

有意思的是，張治中收到兒子來信，特意寫回三頁毛筆字。老人說：“當年重慶山城若無他們庇護，國共何來再談？今日你能穿工裝、拿焊槍，也算接續(xù)那份情誼。”字里行間，看不見叱咤將軍的豪情，卻滿是對國家新路的認同。張治中曾在抗戰(zhàn)關(guān)鍵節(jié)點主掌西南空軍，歲月流轉(zhuǎn)，他欣慰于兒子在平凡崗位發(fā)光。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首都召開。周恩來在大會閉幕次日又去電廠調(diào)研，恰巧碰見張一純。雙方寒暄時，張一純?nèi)粤?xí)慣稱呼“周叔叔”。這一聲“叔叔”，在熱浪翻滾的鍋爐間顯得親切又真切。工作人員都悄悄側(cè)耳，想聽到更多故事，卻只聽見周恩來說：“工作辛苦，安全第一。”隨后，他摘下安全帽，仔細檢查旁邊壓力表，依舊細致到毫厘。
六十年代初，張一純調(diào)往華北電管局。檔案上只寫一句“表現(xiàn)一貫良好”，看似平淡，卻是對多年奉獻的質(zhì)樸注腳。有人問他：“最早那堂家庭作業(yè)輔導(dǎo)課，你還記得題目嗎？”他笑著搖頭，題目早忘，但那份認真寫在骨子里了。書頁早已褪色，紙張泛黃，他卻把題詞默背如常——“光明在望，前程萬里”。這句話后來甚至成為他班組學(xué)習(xí)會的開場白，被年輕學(xué)徒寫在筆記本扉頁。接力的方式或許簡單，卻真實觸碰到“理想傳遞”這個抽象詞匯。

1976年1月8日凌晨，周恩來與世長辭。噩耗傳來，張一純正值夜班。汽笛聲轟鳴，他卻聽見心頭一陣鈍痛。簡單擦了把臉，他走到控制室門口，吩咐同事：“今晚巡檢加密，設(shè)備不能有絲毫閃失。”沒人多問原因，每個人都默默把手頭動作放慢、加細。那一夜，電網(wǎng)平穩(wěn)度過尖峰。次日清晨，天空飄起冬雪。有人感嘆：“好像回到桂園那株梔子下。”幾秒沉默后，大家繼續(xù)忙活。周恩來生前身后，工人們用自己的方式守護城市的光亮，也算另一種告別。
光陰終究要向前。張一純后來總結(jié)自己的人生軌跡：“一句稱呼的糾正，提醒我做人做事都要對得起分寸。”他沒把這話當格言，只是在一次內(nèi)部講課時隨口提到。聽眾是剛?cè)胄械男聦W(xué)徒，年紀跟當年的他差不多。這些年輕人或許不知道桂園往事，卻能理解長輩對原則的堅持。工廠的汽笛依舊準點響起，把不同年代的記憶串成一條線。線上有桂園、談判桌，也有配電室、母線槽。人們搬動閘刀，檢查絕緣油，城市因而燈火長明。
張治中去世于1969年，享年72歲。遺體告別儀式上，沒有隆重場面，只有簡短哀樂。張一純站在人群中，回想往昔：一方是風(fēng)雨飄搖的舊時代，一方是冉冉升起的新天光。周恩來的題詞放在靈堂角落，無需多言。儀式結(jié)束，他把題詞重新包好，放進棕色木匣，盒蓋合上，輕輕扣緊。風(fēng)吹過靈堂外的梧桐葉，沙沙作響，像在復(fù)誦那兩句溫暖而嚴謹?shù)耐陮υ挕爸懿！薄澳憬绣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