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是政府最重要的基建

建國初期的新加坡資源匱乏，面臨著極大的地緣危機，隨著經濟初步穩定下來，新加坡做了一個抉擇，那就是不再滿足于做一個被動的轉運節點，而是要同時在制造業和金融業上做核心。

國民對李光耀及其團隊充滿信任，相信其能帶領國家存活。李光耀沒有放棄控制，但是改變了控制的形式，新加坡不再管理每一條船，不再事無巨細搞清查，而是轉而研究如何建立一套游戲規則。

李光耀的思路很明確，那就是首先把標準明確給出來，他是華人，非常清楚的知道中國古代搞的那一套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邏輯，但是他認為，要做好商業信用，要把新加坡打造成國際商業都市，就不能不建立信用。

商鞅都知道徙木立信，都知道變法最重要的是信用，更何況是當代，新加坡的統治者如果不能把思維轉化為信用體系，而一定要對內耍威風，那是很快要滅亡的，新加坡不是大國，是小國，不是發達國家，是發展中國家，要盡快發達起來，就要融入國際貿易體系。

李光耀沒有信用體系，他就是管理者，但是新加坡有了明確的法律體系，一切刑都可知，再也沒有了廣泛立法，最后普遍違法，而是合法就合法，非法就非法后，新加坡政府的職能也就轉變成了裁判。

規則是公正的，是清晰的，新加坡政府的工作只有一個那就是確保規則能被執行。國際貿易里面雖然減稅很重要，零關稅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船東在乎的是我的貨物明天能不能順利離港，能不能沒有意外。

能不能沒有吃拿卡要，沒有不給看的文件，沒有口頭通知的辦法，這些寶貴的確定性，才能確保新加坡政府真的能在自由貿易上樹立信用。

每一次準時離港，每一份清晰的法律意見，每一個判決，都是一次信用充值，搞得多了，新加坡靠譜的共識才能在國際上慢慢樹立起來，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新加坡用了三十年，成為了亞洲四小龍之一。

信用是最重要的基礎設施，信用和水電不一樣，水電看得到，但是信用看不到。信用到了，資本和商業才愿意支付溢價來買這一套可信的系統，新加坡交易所的規則、新加坡仲裁院的裁判，新加坡銀行的合規性從融入國際，變成了國際標準的部分，需要的是新加坡當局三十年持之以恒的堅持。

信用可以讓企業把區域總部、法務中心都遷移過來，成為亞洲四小龍之后，挑戰才真正開始了。因為信用的建立需要三十年，崩塌只要兩個月。

長期主義的東西不是短期政策紅利能替代的，這需要跨越政治周期，穿越美國兩黨，抵御各種誘惑，有數十年如一日的戰略定力，才能成功把李光耀的個人信用，轉化為制度化的對新加坡的信任。

后發者可以發達起來，就像是韓國從五十年代才獨立，七十年代才開始發展，但是短短五十年，也成了發達國家，不是后發者就絕對沒有發達的空間了。

基建固然重要，教育也很重要，還有一個要緊的問題，就是政府的信譽，信譽上去了，比國家實力上去了對市場信心的提振來的還要快。新加坡的戰略定力遠超韓國，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取得的成就也更大一些。

只有基建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沒有政府的信用，像是我國臺灣省一樣兩黨在關鍵政策上極端打擂臺，那就只能發展一陣子，是長遠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