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地下黨員戴中溶在監獄遭遇離奇一幕，監獄看守全部失蹤了

1949年5月1日的清晨，杭州陸軍監獄里彌漫著一股熟悉的、令人作嘔的氣味。這是霉味、汗臭味和絕望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對于已經被關押了近兩年的戴中溶來說，這氣味就是他日常的一部分。

他緩緩睜開眼睛，習慣性地想從身下潮濕的稻草堆上坐起來。然而，就在這一瞬間，他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異樣。

太安靜了！安靜得讓人心慌。

離奇詭異的一幕

以往的這個時候，監獄里早就應該響起看守們粗暴的呵斥聲、沉重的皮靴踩在水泥地上的腳步聲，還有鐵門打開又關上的刺耳摩擦聲。

這些聲音像一個精準的鬧鐘，每天準時把他和其他囚犯從噩夢中拽回現實。但今天，這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遠處幾聲零星的鳥叫，讓這座死亡牢籠顯得更加空曠和詭異。

戴中溶的心猛地一沉，一種不祥的預感涌上心頭。他下意識地環顧四周，緊接著，他看到了讓他畢生難忘的一幕：他們這間關押著十幾個人的牢房，那扇沉重的鐵柵門，此刻竟然大敞四開，門上的鐵鎖不知去向。

這是怎么回事？是看守忘記鎖門了嗎？不可能，這在監獄里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疏忽。還是國民黨特務又想出了什么新花招來折磨他們？

戴中溶的腦子飛速運轉，多年的地下工作和牢獄生涯讓他養成了凡事多想一步的習慣。

他沒有聲張，只是悄悄推了推身邊的獄友。

很快，整個牢房的人都醒了，所有人都被眼前這離奇的景象驚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覷，誰也不敢發出一點聲音。這突如其來的“自由”，仿佛一個巨大的陷阱，讓這些飽受折磨的囚犯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懼。

從天之驕子到階下囚

要說清楚戴中溶為何會身陷囹圄，并且對眼前的“空城計”如此警惕，咱們還得把時間往前倒一倒，看看他究竟是何許人也。

戴中溶1909年出生在上海嘉定的一個富裕家庭，可以說是個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少爺。他從小就聰明過人，后來更是考入了當時全國頂尖的學府，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院。

在那個年代，能進交大，就相當于一只腳已經邁進了社會精英的行列。戴中溶學的還是最前沿的無線電技術，是絕對的技術大牛。

畢業后，他的人生軌跡看起來順風順水。憑借著過硬的技術，他進入了國民黨軍隊，專門負責電訊工作。

他可不是一般的技術員，他很快就展現出了驚人的才華，為部隊建立了一整套高效的無線電通信網絡，大大提升了通訊效率。這份本事讓他得到了“西北王”胡宗南的賞識和信任。

要知道，胡宗南可是蔣介石的心腹愛將，能成為他的左膀右臂，戴中溶在國民黨軍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西安事變爆發時，復雜局勢下的通訊保障工作，就是由戴中溶一手操辦的。他儼然成了國民黨軍隊里一顆冉冉升起的技術新星。

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這位深受胡宗南器重的電訊天才，內心深處卻燃燒著另一團火焰。

早在大學期間，他就接觸到了進步思想，對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深惡痛絕。在目睹了軍隊內部的種種黑暗和人民的苦難后，他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仰。最終，在一個秘密的機會下，他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一名潛伏在敵人心臟的地下黨員。

從那以后，戴中溶就開始了雙面人生。

白天，他是國民黨軍官，出入高級指揮部，接觸核心機密；夜晚，他則化身為一名沉默的戰士，冒著生命危險，將一份份重要情報通過秘密電波，發往延安。

他傳遞的情報價值連城，其中最驚險的一次，是他截獲并成功破解了國民黨準備“閃擊延安”的密電，及時將情報送出，使得黨中央得以提前轉移，避免了一場巨大的災難。他的工作，就像在刀尖上跳舞，每一步都充滿了致命的危險。

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盡管戴中溶行事萬分小心，但長期的高風險情報工作，還是讓他露出了蛛絲馬跡。

1947年，由于叛徒出賣，他的身份不幸暴露。胡宗南得知自己最信任的部下竟然是共產黨臥底，惱羞成怒，立刻下令將其逮捕。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戴中溶堅貞不屈，沒有吐露任何關于組織的秘密。

最終，他被軍事法庭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先是被關在南京的監獄，后來又被轉押到了杭州陸軍監獄。從天之驕子到階下囚，戴中溶的人生跌入谷底。在陰暗潮濕的牢房里，他做好了犧牲的準備，只盼望著革命勝利的那一天能夠早日到來。

可他萬萬沒想到，這一天會以如此戲劇性的方式降臨。

空無一人的監獄

讓我們再回到1949年5月1日的那個清晨。牢房里的空氣凝固了，十幾個囚犯你看我，我看你，眼神里充滿了震驚、疑惑和一絲絲的恐懼。

他們都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政治犯，深知國民黨特務的手段有多么陰險毒辣。這大門敞開的“好事”，會不會是“引蛇出洞”的陰謀？是不是門外就架著機槍，等他們一出去就集體掃射？

作為這群人中身份特殊、經驗豐富的前情報人員，戴中溶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他側耳傾聽，監獄里死一般的寂靜，只有獄友們緊張的呼吸聲。他慢慢地挪到牢門邊，小心翼翼地探出頭去。

走廊里空空如也，看守們平日里待的值班室也是人去樓空，桌椅倒在地上，文件撒了一地，看起來像是匆忙逃離的樣子。

“大家別慌，情況不對勁。”戴中溶壓低了聲音，對獄友們說。他的鎮定感染了大家，恐慌的氣氛稍稍緩解。

一個膽子大點的獄友忍不住問道：“戴先生，這是怎么回事？他們人呢？”

“我也不清楚，但看起來不像是圈套。如果是圈套，不會這么安靜。”戴中溶分析道，“更像是……他們跑了。”

“跑了？”這個猜測讓所有人再次愣住了。看守們全跑了，把一監獄的犯人就這么扔下了？這簡直是天方夜譚。

為了驗證這個猜測，他們決定派出兩個人去探探路。戴中溶和一個年輕的獄友自告奮勇。兩人互相使了個眼色，貓著腰，一步一步地走出了牢房。

他們沿著空無一人的走廊，小心翼翼地前進，每走一步都仔細觀察著周圍的動靜。監獄里的其他牢房，門也大都開著，有的犯人已經走了出來，同樣一臉茫然地站在院子里。

他們一直走到了監獄的操場，最后來到了監獄那扇厚重的大門前。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扇象征著囚禁與隔絕的大鐵門，此刻也虛掩著，門外透進來的光亮顯得格外刺眼。

戴中溶輕輕推開鐵門，門外清晨的薄霧混雜著泥土的氣息撲面而來，這是自由的味道。

街上同樣空無一人，看不到平日里巡邏的國民黨士兵和警察。遠處的天際線，隱隱約約能聽到一些不同尋常的聲音，不像是槍聲，更像是某種慶祝的喧鬧。

戴中溶的心跳開始加速，一個大膽而又令人激動的念頭在他腦海中形成：杭州，是不是解放了？

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的傳聞，他們就算在監獄里也偶有耳聞。每次有新犯人進來，都會帶來一些外面的消息。

他們知道解放軍正在勢如破竹地向南推進。算算日子，解放軍的大軍也該到杭州附近了。

看守們很可能是在解放軍兵臨城下的前夜，聽到了風聲，顧不上處理他們這些“政治犯”，自己先作鳥獸散，逃命去了。

想到這里，戴中溶和其他獄友們心中的恐懼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難以抑制的狂喜。兩年多的牢獄之災，無數次的生死考驗，他們終于等到了這一天！幾個性子急的年輕人已經忍不住歡呼起來，甚至有人喜極而泣。然而，戴中溶再次保持了冷靜。

他知道，現在還不是慶祝的時候。他們雖然走出了監獄，但身份問題還沒解決，如何找到組織，如何證明自己，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重見天日，尋找組織

走出監獄，重獲自由，但戴中溶和他的獄友們并沒有立刻散去。他們知道，在這樣一個新舊政權交替的混亂時刻，個人行動是非常危險的。經過短暫的商議，大家一致決定，必須盡快找到解放軍，聯系上黨組織。

戴中溶帶著幾名獄友，朝著有動靜傳來的方向走去。沒走多遠，他們就在街角看到了一支隊伍。

那熟悉的軍裝，那嚴整的紀律，那戰士們臉上洋溢的自信，毫無疑問，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隊伍正在有序地進城，周圍的市民們從最初的觀望，變成了熱烈的歡迎，有人拿出家里的茶水，有人送上熱乎乎的饅頭。整個杭州城都沉浸在一種新生般的喜悅之中。

看到這一幕，戴中溶的眼眶濕潤了。他快步上前，攔住了一位看起來像是干部的解放軍戰士，激動地說道：“同志，我們是剛從國民黨監獄里出來的政治犯，我們要找組織！”

那位干部顯然對這種情況有所預料，他熱情而又警惕地接待了他們，將他們帶到了臨時設立的接待處。

在這里，戴中溶詳細地講述了自己的身份和經歷。然而，問題也隨之而來。由于他是長期秘密潛伏，又被捕入獄兩年多，與組織早已失去了聯系。他口中的那些聯絡人、那些暗號，在眼下這個剛剛解放的城市里，一時間根本無從查證。身份核實，成了一個難題。

就在戴中溶一籌莫展的時候，他在一張剛剛出版的《解放日報》上，看到了一個熟悉的名字，那就是顧德歡。報紙上刊登了新成立的杭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干部名單，而這位擔任文教部長的顧德歡，正是戴中溶在交通大學讀書時的同窗好友！

這個發現讓戴中溶喜出望外，這簡直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立刻向軍管會的工作人員說明了情況，并親筆給顧德歡寫了一封信，信中簡單敘述了自己的遭遇和目前的困境。

信送出去后，戴中溶的心情是忐忑的。畢竟多年未見，世事變遷，顧德歡還認不認他這個老同學？會不會因為他“不清不白”的“國民黨軍官”履歷而產生懷疑？

然而，他的擔心是多余的。第二天一早，一名警衛員就找到了他，客氣地說道：“是戴中溶先生嗎？顧部長請您過去一趟。”

在軍管會的辦公室里，戴中溶見到了顧德歡。兩位老友重逢，四目相對，千言萬語都化作了緊緊的擁抱和激動的淚水。顧德歡看著眼前瘦得脫了相、滿身滄桑的老同學，感慨萬千地說：“中溶，你受苦了！”

有了顧德歡這位軍管會部長的親自證明，戴中溶的身份問題很快得到了解決。

組織上對他兩年的牢獄生涯和堅貞不屈的表現給予了高度肯定。他終于卸下了所有的偽裝和包袱，重新回到了黨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