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不僅有“賭王”，它更是座英雄之城

【文/新潮觀魚】

在澳門回歸祖國26周年之際，一部電視劇的總顧問名單引人注目——

何賢之孫、澳門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之侄何敬麟，大豐銀行董事長何浩生，馬萬祺之孫馬志達，何鴻燊之女何超瓊，以及澳門科技大學創辦人、鏡湖醫院慈善會現任主席廖澤云。

這是一部特殊的劇集，不但顧問名單里匯聚了澳門最具聲望的“名門”后人代表，作為一部抗日題材金融諜戰劇，它幾乎做到了全部“實名制”——跌宕起伏、懸念迭起的劇情里叱咤風云的亂世英豪，一一對應現實中存在的歷史人物，其中很多人還曾與大部分觀眾生活在同一時空內。

這正是以素有“影子澳門總督”“澳門王”之稱的何賢為原型創作的電視劇《風與潮》。該劇首次以影視形式呈現了澳門在1941-1945年作為“孤島”的抗戰歲月，帶領人們將目光投向在抗戰劇敘事中一直處于空白的澳門抗戰故事。

1956年，毛澤東與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何賢親切交談。

與戰火紛飛的祖國內地不同，抗戰時期，澳葡殖民政府在日軍環伺下維持“中立”表象，澳門雖然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都被日軍實際控制，但一直在為內地抗戰救亡運動輸送薪火。正如該劇英文名《Silent Tides》所寓，金融戰、物資戰、貨幣戰、運輸戰，這些戰線的無聲抗爭一直在進行，以華商、文藝界、地下黨和游擊隊、江湖勢力為代表的愛國力量，在這片暗流涌動的“平靜”之下展現了非軍事抵抗下的生存智慧和抗戰魄力。

1974年9月30日，南光集團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5周年酒會。左起：曾谷、崔德祺、何賢、柯正平、馬萬祺。

澳門，為何成為亂世博弈的“舞臺”？

在當時僅僅13平方公里的“東方卡薩布蘭卡”，病死餓死多達好幾萬人——這就是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澳門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風潮”時期。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和英美開戰并很快占領香港。澳門周遭淪陷，日軍封鎖海上交通，澳門瞬間斷糧，經濟陷入極度困難。

抗戰期間米站報道。 《澳門人的抗戰》

據統計，1939年澳門本地大米的售價為0.08澳門元，到1945年上升到了2.7澳門元，約是原來的34倍；家用燃油從1939年的0.2元/公斤上升到3.2元/公斤，增長了15倍。1941年1月澳門進入抗戰以來第一輪糧食恐慌期，每月餓死人數高達1500名以上。

戰時澳門糧食緊張，澳葡政府實施糧食配給，居民須憑證領糧，圖為當年的領糧證。(岑偉倫先生收藏品)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讓《風與潮》編劇黃暉印象深刻的是，1942年初的大饑荒，澳門街頭的餓殍人數達到16608，“這還僅僅是各慈善團體集中于萬人坑掩埋的街頭伏尸數量，真實的餓死人數已無從得知。”

電視劇《風與潮》“萬人坑”截圖。據已故澳門知名地理學者黃就順生前回憶，1942年新春期間，澳門受寒流襲擊，饑寒交迫，病死餓死甚至全家倒斃的也不足為奇，竟出現一天死亡四百人的紀錄，每天垃圾車在澳門街頭收集尸體。“尸體如木柴一捆捆堆起來，由市政當局運去氹仔北安墳場，草草掘二三丈寬，長十丈的土坑，將尸體一批批丟入，填上一層泥土，有人稱為‘萬人坑’。”

另一方面，涌入澳門的難民一撥接一撥，不僅有中國內地、香港難民，還有不少葡僑和英美等國難民，讓本已困難重重的澳門雪上加霜。至1941年底，澳門總人口由抗戰前的15萬余人增長到了45萬。這些從香港進入澳門，躲避日軍殘暴統治的，還有不少抗日戰爭爆發后從內地轉移到香港的社會名流和文化精英……

抗戰時期的澳門，大批貧民聚集同善堂建筑物旁排隊等候施粥。《同善堂歷史圖片選粹》

同善堂是澳門最早開展施粥的慈善機構之一。1941年秋，每日派粥達180桶，領粥人數達7000余人，最多時每天有1.5萬人之多，全年一共施粥12.6萬碗。 《同善堂歷史圖片選粹》

而當時在葡萄牙殖民者面前有著絕對軍事優勢的日本人卻沒直接打進澳門，他們在占領并控制香港后希望把澳門變成“第二個香港”。

二戰期間，澳門是遠東地區重要的情報集散地，也是重要的貿易轉運站。如果日軍武裝占領澳門，當地的情報網絡可能會立即癱瘓，日軍也會失去可以替代香港的國際貿易站，戰略物資供應無法維系。所以日本人打算留著澳門，通過暗中控制澳門的經濟民生和金融市場，操縱這個僅存的“國際自由港”，方便他們給自己搞物資、做買賣。

他們名義上保留澳葡政府，逼著澳葡殖民政府簽了“合作”協議，讓后者承諾全面取消取締澳門一切反日組織與活動，將澳門幾乎所有的對外貿易、航運、海關甚至武裝緝私權攥在手里，讓澳葡政府成為傀儡。

日本人囂張跋扈，咄咄逼人，但名義上并非澳門的“統治者”，沒有執法權，只能在規則之下通過經濟手段控制澳門；名義上占據澳門的澳葡政府綏靖軟弱，管理無力，夾在中日之間只求平安度日；

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政府的地下工作者、愛國華商群體、游擊隊精英、江湖幫派、漢奸勢力、盟軍殘留的抗爭者、從香港和內地轉移來的文化精英此時此刻都聚集在澳門，為各自的活動奔走——澳門這塊“彈丸之地”成了亂世中另一個戰場，在這個權力真空，地位模糊，但又充滿了殘酷叢林法則的地方，一方絕佳的歷史舞臺應運而生：

進，澳門可以成為給抗戰大后方提供物資的橋頭堡，成為轉移和營救愛國人士的中轉站，成為華人主導的亂世中百姓享受和平與自由的避風港；

1937年，澳門各界救災會沿門勸捐出發時攝影紀念。“七七”事變后，抗戰時期僅澳門本土新成立的各類救亡社團就不下30個，風潮時期，此類社團以“救災”為名，行抗日之實。

退，澳門會淪為日本人控制下滋養戰爭機器的貨源地，成為無須軍事占領就能壓迫和奴役中國人的法外之地，成為饑寒交迫餓殍遍野金融崩潰的人間地獄……

1941年5月25日，《華僑報》載澳督采取嚴厲措施對付無良米商。 紀錄片《澳門人的抗戰》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群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嶄露頭角，在這個亂世舞臺上演了可歌可泣的傳奇。《風與潮》正是拾起了這顆被過往眾多抗日題材劇所忽視的遺珠，用藝術的手法講述了一段真實的故事。

四股力量與日寇斗智斗勇

在《風與潮》里，我們看到了四股力量和日寇斗智斗勇。

第一股力量是愛國華商，他們慷慨解囊捐助抗戰，有錢出錢，有糧運糧，想盡辦法打通被封鎖的運輸線，往澳門輸送給養，救災賑災。劇集通過“糧荒危機”“港幣保衛”“發行澳門幣”“物資爭奪”四場關鍵事件，展現了以何賢、馬萬祺為代表的華商，戰時運用智謀，幫助澳門紓困，守護澳門社會經濟穩定的歷程。

《風與潮》的時間線中，被觀眾稱為“澳門鐵三角”的男主何賢當時33歲，馬萬祺22歲，柯麟40歲。作為配角出現但有不少戲份的“賭王”何鴻燊只有20歲，是個剛畢業的大學生。這些在日后的歲月中風云際會、帶領澳門走向繁榮并在今后的幾十年里擺脫殖民政府控制，為回歸奠定堅實基礎的“大佬”們彼時還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人。

馬萬祺(右)與柯麟(中)、柯正平兄弟在澳門合影。

在亂世的舞臺中，以何賢為代表的愛國商人之所以能脫穎而出，獲得澳門的“人望”，靠的不是左右逢源的手腕和投機，而是挺身而出為澳門百姓解決實際問題，渡過一個個難關的擔當和才干，還有在民族大義面前堅定正確的選擇。

第二股力量是地下共產黨員和廣東游擊隊。《風與潮》中，醫生柯麟（譚凱 飾）被當作一切行動的“定海神針”。該角色的原型是中共地下工作者、醫學教育家柯麟（1901-1991），他曾任澳門鏡湖醫院首任院長、中山醫學院院長、國務院衛生部顧問。

電視劇中有這樣一幕：香港淪陷后，澳門成了重要的中轉站，梅蘭芳、鄒韜奮、蔡楚生等困在香港的文藝界名人，通過澳門這條通道安全轉移。歷史上，柯麟曾幫助文化界知名人士梁漱溟、范長江、夏衍、金山、蔡楚生等人逃脫日寇魔掌，1950年代初他又與何賢、馬萬祺合作，將一批汽油、雷達等軍用物資從澳門運往大陸，打破美國及其他敵對國家的禁運。馬萬祺評價其：“懸壺濟世良醫意，救國憂民志士心。有幸逢君爭早晚，難能相遇論當今。”

圖為馬萬祺手跡。

《風與潮》還出現了取材自真實歷史的游擊隊“白鴿隊”（由中山著名抗日將領歐初取名，寓意白鴿飛越伶仃洋），他們在澳門抗戰時期負責領導武裝力量，與日軍及其幫兇展開斗爭。劇中主角團和日方斗智斗勇的關鍵時刻，都多虧了游擊隊大隊長“區新”和白鴿隊隊長帶領的精英戰士的支援，他們用武裝斗爭成為對抗日寇的“定海神針”。

《風與潮》截圖

第三股力量是江湖勢力，民族大義面前，他們也調轉了槍口。編劇黃暉曾透露，劇中虛構的“大濠幫”幫主黃三合改編自當時澳門江湖上勢力最大的“三黃”三兄弟——黃球、黃森、黃祥，他將三人融合為一個人，起名“黃三合”。黃暉在調查原型“澳門三黃”時發現，其中一人在拒絕日軍要求后，和自己60多個手下，被敵人屠殺一空。

這股江湖勢力在劇中經常為何賢等人保衛澳門的行動助力，和游擊隊在武裝力量上打起了配合，與日寇和漢奸展開了英勇的斗爭。

第四股力量是愛國文藝界，劇中虛構了小提琴家喬音婉（藍盈瑩 飾）。這些港澳精英們，雖然看起來生活作派和所受教育已經西化，但內心根植著家國情懷。關鍵時刻，這些中國人發揮了很大力量。

還有最廣大的澳門普通民眾。劇中疍家漁民自發攢錢給內地抗戰捐款，搖著小船在日軍眼皮下冒險運送難民，學生上街表演募捐，就是澳門人民支持抗日救亡運動的縮影。

作為一部金融諜戰劇，在“糧荒危機”“港幣保衛”“發行澳門幣”“物資爭奪”四個主線任務中都少不了敵我雙方的明爭暗戰——敵方制造危機，我方見招拆招，設計“連環計”破局，最終取得勝利。作為一部劇本精耕細作的精品劇，《風與潮》在設計金融博弈劇情時非常細致和專業，更為重要的是，它并沒有為了追求“爽感”而在關鍵環節隨意開我方“金手指”，讓對方“降智”。相反，給日方特務機構開了不少“金手指”和全局視角。

而每一局復雜的博弈中，我方之所以可以在掌握更優資源的高智商反派圍追堵截下獲勝，靠的是以上幾股力量的團結——是愛國的中國人相互配合擰成一股繩，才擁有了以小搏大的偉力。而男主何賢只是作為主心骨之一在來回奔走，穿針引線。這樣的立意與設計，相比于近年來抗日劇中流行的個人英雄主義與“超人視角”，顯得技高一籌。

“實名制”抗日，訴說更有力度，“售后”更有趣味

編劇黃暉透露，原劇本中真實歷史人物姓名的角色占比高達95%。“澳門王”何賢、“賭王”何鴻燊、中共地下黨員柯麟、愛國華商領袖馬萬祺均用真名呈現，劇中涉及的商戰、金融戰也多取材自真實歷史事件，讓我們看到了何賢等人的赤誠愛國之心和過人的膽識。

1978年10月6日，鏡湖醫院新門診留醫大樓落成典禮，儀式后，鏡湖醫院慈善會董事、醫院領導及嘉賓合照留影。左起：柯小剛、饒不辱、柯正平、曾正、柯麟、何賢、梁昌、梁仲豪。 廖澤云主編《鏡湖薈萃圖片集》

以前，人們一提到“澳門何家”總是想到站在聚光燈下的“賭王”何鴻燊家族，而這部《風與潮》讓觀眾第一次了解到，被何鴻燊叫了一輩子“賢哥”的何賢，如何從一個普通商人開始，書寫他的澳門傳奇。

與畢業于港大的何鴻燊不同，何賢年幼時僅在私塾就讀三年，13歲就開始學做生意，憑借聰明機敏、誠信待人，從糧油店學徒一步步成長為廣州金融市場的經紀人。1928年，年僅19歲的何賢與友人集資一萬元，在廣州創立銀號“匯隆”，并被推舉為經理。1938年廣州淪陷后，何賢轉赴香港從事貨幣買賣。1941年底香港淪陷，何賢逃難到了澳門。正是在澳門這塊土地上，何賢開啟了傳奇的一生，其家族后代也開始與這座城市命運交織。

在澳門，何賢結識了商人馬萬祺，受邀出任大豐銀號經理，并成功推動澳門發行本地貨幣，緩解了市面上港元嚴重短缺的問題。1943年，何賢、高可寧及傅老榕等人在拱北關閘與日軍交涉，成功解除對澳門封鎖，平抑了飆升的糧價。

《風與潮》劇照，劇情中何賢聯合澳門商界、幫會和共產黨地方組織設局沖破日軍封鎖為澳門居民運來了急需的糧食。

除了如實呈現愛國商界人物，《風與潮》也刻畫了抗戰時期澳門社會不同政治立場中的愛國力量。

例如第一集中，在澳門愛國募捐中助力何賢壓制日商囂張氣焰的梁彥明（果靖霖 飾），其原型正是國民黨元老、澳門教育會會長、烈士梁彥明（1885-1942）。他曾任澳門教育會會長、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常務委員等職務，自“九一八”事變至“七七”全面抗戰爆發，始終積極投身抗日宣傳、募捐公債、慰勞傷員、撫恤烈士家屬等活動，因而遭敵人忌恨，于1942年12月29日被敵特狙擊，壯烈犧牲。

電視劇梁彥明角色與原型人物梁彥明（右）。

劇中反派也同樣基于歷史人物：日本陸軍駐澳門特務機關長澤榮作（矢野浩二 飾）及日偽特務黃公杰（胡明 飾），不僅確有其人，其惡行也被記載了下來。

黃公杰是日偽駐澳門特務機關頭子，澤榮作則是臭名昭著的“澳門殺人王”——日軍駐澳門特務機關正機關長，其主導的澤機關在1940年代策劃了針對中山和澳門的糧食封鎖，造成嚴重人道災難。

以上這些真人與真事，基本都能和《風與潮》中的主線劇情一一對應，這就讓抗日傳奇故事有了多一層的說服力和震撼——這些傳奇不僅僅是今人的藝術加工和創作，更是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里中國豪杰們的真實人生。同時，追劇的我們也會忍不住去搜索這些人物在歷史上的軌跡，發現他們和我們的交集，那種歷史的鮮活感瞬間涌上心頭，仿佛我們也活在他們的傳奇之中。這就是“實名制”歷史劇無法被取代的魅力吧。

比如劇中幾個有趣的點：在我們的時空中叱咤風云的“賭王”，在劇中初登場是個眼神清澈的求職大學生，劇中還特意讓他說了句臺詞：“賢哥，我這人從來不賭的。”

由青年演員馬啟越飾演的馬萬祺與未婚妻的甜蜜愛情感動了很多人，但劇情發展到一半他突然染上了當時的絕癥肺結核，正當觀眾要為這對注定悲劇的小情侶流淚時，搜索一下發現馬萬祺不僅活到了2014年，參與過抗擊非典和汶川地震救災籌款，而且這對眷侶恩愛一生還生了9個孩子；

“風潮”時期馬萬祺的婚禮（資料圖）以及電視劇中馬萬祺結婚照。1943年1月，馬萬祺與羅柏心喜結良緣，馬萬祺把結婚費用五萬大洋捐予廣東省婦女會兒童教養院。

2001年3月5日，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霍英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列席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據馬萬祺口述，在澳門回歸前，葡萄牙政府在與中國政府的談判中提出，多年來葡方在澳門沒有駐軍，中方也不能駐軍。馬萬祺獲悉這一消息后，立即向中央反映，堅決要求在澳門駐軍——“駐軍反映國家主權，你沒有駐軍，有什么事情怎么辦，無論多無論少，一定得有駐軍，這是國家主權問題。中央接到我對澳門必須駐軍的意見后，經過一段時間詳細研究，新華社澳門分社便轉告我，中央同意我的意見，‘一定在澳門駐軍，請放心’。事后證明，中央駐軍澳門的決策與我的看法是相同的。”

劇中代表江湖勢力的“俠少”黃子俠在一開始誤解何賢和漢奸合作，不僅對他懷恨在心，還在他落難時欺辱他。正當屏幕外的觀眾又急又氣時，發現后來他成了何賢一輩子的保鏢和小弟，原型黃子雅還寫了本書叫《何賢與我》……

甚至我們可以搜到劇中大反派澤榮作和大漢奸黃公杰伏法的新聞報道，真是比在劇中看到兩人死還要大快人心。

在聞一多的《七子之歌》中，澳門是那個呼喚“你依然保管我內心的靈魂，母親，我要回來”的孩子。在抗戰最艱難的歲月里，這個“孩子”雖然勢單力薄，卻從未背離祖國母親，它用自己特殊的“孤島”身份，在歷史夾縫中展現了沉默而偉大的擔當。這座城市血脈中始終流淌的愛國基因也為后來澳門特區政府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80年1月15日，葉劍英在北京會見澳門知名人士馬萬祺（右）、何賢（左）。

以往，我們的文藝作品中凡是涉及港澳，總是強調香港的國際化與江湖氣，以及澳門發達的博彩業，澳門抗戰歷史總是被略過和忽視。《風與潮》作為一部題材特殊、劇本扎實的主旋律劇集，突破性地把視角轉向了亂世中真正的江湖——大佬的誕生不僅是打打殺殺，也不僅是人情世故，而是走對了路，做對了選擇，在困境中有別人所不能及的擔當，才獲得了大家的信任。

澳門不僅有“賭王”的江湖，以何賢、馬萬祺、柯麟等為代表的亂世豪杰同樣值得我們濃墨重彩地書寫和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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