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日本如果不是被原子彈炸過，日本這個國家可能就沒有了

1945年8月6日上午8點15，美軍送來了“小男孩”。43個數后，價值1.5萬噸TNT得以釋放。霎時，地表溫度升至4000度，爆炸點半徑500米內的行人剎那汽化。立刻死亡人數約8萬，到年底死亡人數增至14萬。三天后的8月9日，第二顆、“胖子”在長崎上空爆炸，又造成約7.4萬人死亡。

當這些數字傳到英國戰時首相溫斯頓·丘吉爾耳中時，這位經歷了一戰塹壕戰、目睹二戰無數血腥戰役的政治家，在回憶錄中寫下了那句著名判斷：“原子彈救了日本。”

要理解丘吉爾這句話，必須回到1945年夏天的歷史現場。

盡管德國已于5月8日投降，太平洋戰場上的日本卻絲毫沒有投降跡象。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后，日本反應很激烈，軍部叫嚷著打本土戰。他們制定了“決號作戰”計劃，準備動員全國2800萬民兵（包括15-60歲男性和17-40歲女性），在海岸線挖掘地道工事，制造數以萬計的自殺艇和特攻飛機。

1945年4-6月的沖繩戰役成為盟軍的噩夢。在這座面積僅1200平方公里的島嶼上，日軍采用洞穴戰、自殺沖鋒等戰術，造成盟軍7.2萬以上的人員死傷。更令盟軍震驚的是，約10萬沖繩人沒了，其中許多是被日軍強迫自殺或當作人肉盾牌。日軍指揮官牛島滿在最后時刻切腹自盡，而非投降。

丘吉爾后來回憶：“沖繩戰役讓我們看到了日本本土作戰的可怕前景。每個山洞、每條溝壑都可能成為屠殺場。”

1945年7月17日，波茨坦正開著會，杜魯門拿著紙張：“嬰兒順利誕生”——代號“三位一體”的原子彈試驗在新墨西哥州成功。面對勸降，鈴木貫太郎“不予理睬”。

此時盟軍面臨兩個選擇：執行“沒落行動”（Operation Downfall）入侵日本本土，或使用新式武器迫使日本投降。

美軍參謀部基于沖繩死傷規模推算，入侵日本本土可能導致：

美國已生產出三枚原子彈（一枚試驗，兩枚可用）。7月25日，杜魯門批準對日使用原子彈。丘吉爾完全支持這一決定，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使用原子彈的決定從未被質疑過……它避免了100萬美國士兵和50萬英國士兵的死亡，更拯救了遠超過這個數字的日本生命。”

東京方面此時卻抱有危險幻想。東鄉茂德試圖通過還沒對日宣戰的蘇聯進行調停，幻想留下天皇和部分占領地。

日本想跟蘇聯談談，但沒獲同意。8月8日下午5點，佐藤如愿去見面了，等待他的卻是蘇聯開戰通知——蘇聯根據雅爾塔協議，在德戰停止三個月后對日作戰。佐藤后來回憶：“我雙腿發軟，幾乎無法站立。”

8月9日零點，157萬蘇軍開始絞殺關東軍。他們大多數能打的早已去了大海，留這的70萬部隊中很多是新兵，缺乏重武器。蘇軍以6600輛坦克、5200架飛機的絕對優勢碾壓推進，一周內推進400公里。

丘吉爾分析道：“蘇聯參戰徹底堵死了日本的退路。軍部那些狂人本想利用蘇聯斡旋爭取時間，現在連這最后的幻想都破滅了。”

廣島原子彈爆炸后，日本連續兩天激烈爭吵，以阿南為首的死硬者堅持討價還價：

他們甚至不相信那是原子彈，派核物理學家仁科芳雄前往調查。直到8月9日長崎再遭核爆，同時收到蘇軍全面進攻的消息，僵局才被打破。

當晚11點50分，天皇在防空洞召開御前會議。鈴木首相罕見地打破慣例，直接請天皇“圣斷”。昭和天皇用特有的宮廷語言表示：“我忍受難以忍受之事……同意接受盟國公告。”他特別提到：“原子彈的出現使繼續戰爭變得不合理。”

但軍部死硬派并未放棄。8月14日晚，陸軍省軍事課員椎崎二郎、畑中健二等少壯軍官發動政變，率兵占領皇居，搜尋那盤錄音帶。政變持續到次日，因鎮壓而失敗。15日，阿南惟幾在官邸切腹自殺，歷時三小時才斷氣，死前留下“堅信神州不滅”的血書。

丘吉爾對此評價：“這種死硬精神恰恰證明了我們的擔憂——如果沒有壓倒性的震懾，他們會戰斗到最后一個人，拉著整個民族陪葬。”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全國收音機響起天皇宣讀《終戰詔書》的聲音。這是日本民眾第一次聽到“玉音放送”，許多人跪地痛哭。詔書中明確提到：“敵人新使用殘虐炸彈……若繼續交戰，終將招致我民族之滅亡。”

當天，約有350名日軍軍官自殺，包括第1總軍司令杉山元、第12方面軍司令田中靜壹（雖鎮壓政變但仍選擇自殺）等高級將領。但絕大多數日本民眾表現出的是解脫——持續15年的戰爭（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終于結束。

丘吉爾在回憶錄中特別強調：“天皇的廣播保住了日本的政治骨架。如果沒有這個及時的決定，等到美軍登陸、蘇軍南下，日本將重蹈德國覆轍。”

歷史檔案顯示，盟軍內部確實討論過肢解日本，最終因美軍獨占而避免分裂，但朝鮮半島的38度線劃分（1945年9月2日由兩位美軍參謀在30分鐘內草草劃定）成為東亞永久的傷疤。丘吉爾目睹了德國被分為東西兩部分（1949年正式分裂），深知民族分裂的痛苦。

戰后統計顯示：

這些數字的對比讓丘吉爾堅信：“原子彈雖然可怕，但它實際上是仁慈的——它以較小的代價結束了更大的屠殺。”

1945年9月2日，東京灣，重光葵跛著腿簽了字。麥克阿瑟隨后發表演講：“愿和平永駐人間。”

日本雖然被占領，但保持了政治連續性：

丘吉爾在1953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六卷中總結道：

原子彈無疑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災難，輻射后遺癥影響了幾代人。但在1945年夏天的具體歷史情境中，它確實打破了一個死亡循環。正如長崎原爆幸存者、后來成為和平活動家的谷口稜曄所說：“最可怕的不是原子彈，而是戰爭本身。而最可悲的是，人類似乎總是需要某種極致的恐怖，才能從戰爭的瘋狂中清醒過來。”

丘吉爾的論斷提醒我們：歷史評價必須回到當時的決策環境，理解那些在有限信息、巨大壓力下做出的選擇。原子彈終結了一場戰爭，也開啟了一個核威懾的時代。而日本從廢墟中重建并放棄戰爭權（憲法第九條）的歷程，或許正是對那段歷史最復雜的回應——在毀滅與生存之間，人類總能找到艱難的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