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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遙、李雨珊等:可持續金融支持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理論機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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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生產關系變革,可持續金融則是這場變革的“加速器”。在總結可持續金融發展背景及內涵的基礎上,剖析可持續金融支持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作用機理。研究發現,基于資源配置、風險管理和市場定價三大功能,可持續金融有助于引導資金流向現代化產業體系,為傳統產業轉型及新興產業培育提供平穩發展環境,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構建公平定價規則,從而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然而,可持續金融支持新質生產力發展仍面臨挑戰,包括總量和結構難題導致市場規模效應不足、數據和人才難題導致“科技—產業—金融”循環不暢、風險和監管難題導致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風險加劇等。應通過持續完善頂層設計、拓展市場規模、強化質量保障、加強風險管理等措施,提升可持續金融服務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效能。

      一、問題提出

      正確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2025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新質生產力是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生產力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但伴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仍面臨著傳統生產力向先進生產力轉型的挑戰,需要用新的生產力理論指導中國式現代化實踐[1]。新質生產力的戰略部署推動人類文明迎來新的躍遷——從農耕文明的磨坊、工業文明的蒸汽機,邁向以零碳技術和創新要素配置為標志的新質生產力時代。新質生產力是繼土地、勞動、社會和自然生產力之后的新型生產力形態,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2]。新質生產力的“新”體現為新要素、新技術、新產業,“質”體現為高質量、多質性、雙質效,“力”表現為數字、協作、綠色、藍色和開放五大生產力[3]。現階段,中國能源利用效率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亟須從“資源依賴”逐步向“技術依賴”轉變,大力發展以綠色為底色的新質生產力,以推動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傳統生產力向新質生產力的變革不僅依賴技術革命性突破,更需要金融體系的深度適配。金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命脈,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基礎[4]。傳統金融模式在支持科技創新與綠色轉型中暴露出顯著短板,集中表現為配置低效、創新缺位與覆蓋有限,制約了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動能[5]??沙掷m金融作為應對氣候變化、追求低碳發展的工具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6]??沙掷m金融以人為本,以人類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個基本維度衡量某項經濟活動的價值,拓寬了傳統金融價值發現的維度[7],是支持中國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動能。近年來,許多國家政府和大型機構對發展可持續金融越來越重視,2013—2023年全球綠色與可持續金融市場的規模至少增長了10倍[8]。在資源配置方面,可持續金融的杠桿效應不僅推動了個體企業的綠色轉型,也在更大范圍內促進了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通過對高污染、高耗能企業的兼并重組,其杠桿效應能夠有效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在產品創新方面,可持續金融體系下的綠色金融的金融杠桿作用能夠調動社會資本參與環境保護和綠色技術創新,通過創新性的融資工具吸引私人資本進入綠色領域,從而促進綠色技術的研發和應用[9]。在覆蓋范圍方面,可持續金融不僅支持傳統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其社會維度的服務功能可為更廣泛的社會群體提供金融服務,有助于激發市場活力和擴大大眾創新創業的規模和潛能,為新質生產力的形成提供了廣泛的社會基礎。由此看來,可持續金融能夠突破傳統金融模式限制,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注入長效動能。

      現階段中國研究大多基于可持續金融和新質生產力兩個概念的內涵和發展路徑展開論述,但從兩者的理論源流出發,探討可持續金融支持新質生產力發展核心的協同演化規律以及兩者產生的“1+1>2”的整體效應的理論機制研究尚有空白。本文以可持續金融的內涵、作用機理為立足點,強調可持續金融是支持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基礎,產業是形成新質生產力的關鍵載體,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及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培育亦是可持續金融重點支持方向。以此為前提,本文著力分析了可持續金融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資源配置、風險管理和市場定價三大功能,并剖析了可持續金融支持新質生產力發展所遇困難與挑戰,提出了相對應的政策建議。

      二、可持續金融的發展背景及內涵

      (一)可持續金融的發展背景

      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全球關注的核心議題。1987年聯合國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正式定義了可持續發展概念,提出可持續發展是指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此后,《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等多項文件在國際會議上得到通過,可持續發展在國際組織的推動下逐步成為全球共識。2015年9月,聯合國193個會員國在聯合國大會第70屆會議上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該議程提出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包括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和169項子目標,旨在以綜合方式徹底解決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個維度的發展問題,使全球走向可持續發展道路。

      可持續金融源于可持續發展理念。推動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于引導資本投入可持續發展目標相關領域。根據聯合國的預測,要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全球每年需要5萬億~7萬億美元資金,發展籌資缺口估計達到4.2萬億美元,只有大量增加融資、改革國際金融架構,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2017年,聯合國社會影響力基金更名為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影響力融資委員會,并啟動了可持續發展目標影響力融資研究項目。2019年,第74屆聯合國大會發布了《達成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融資路線圖》,明確了1個主要目標、3項行動計劃、6大重點領域和15項具體倡議,為金融推動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全球行動指南。同年,聯合國宣布成立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投資者聯盟,計劃采取多項措施擴大可持續發展投融資規模。歐盟與中國、加拿大等國共同啟動了“可持續金融國際平臺”,旨在加強國際合作,協調可持續金融分類、披露、標準和標簽等方面的方法和舉措,不斷提升可持續金融的國際影響力。如今,可持續金融已成為全球市場關注的焦點,并引領著全新的投資潮流。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可持續金融發展。一方面,中國逐漸成為全球可持續金融的領導者。2018年,由中國人民銀行在中國擔任G20主席國時設立的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更名為可持續金融研究小組。2021年,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審議并通過了該小組的工作規劃:一是構建G20可持續金融路線圖以指導未來中長期可持續金融工作布局;二是在2021年推進三項重點工作,分別為強化可持續信息披露報送、整合綠色分類標準等方法和工具、鼓勵多邊開發機構積極助力《巴黎協定》目標的達成。中國人民銀行和美國財政部作為聯合主席,與G20成員、國際組織和私人部門開展了多輪協商,在廣泛收集并梳理各方的意見與建議的基礎上,初步明確了路線圖的重點領域。另一方面,“自上而下”可持續發展政策奠定了中國可持續金融的發展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可持續發展逐步成為國家戰略方向。“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指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和精髓。2012—2022年中央連續提出“生態文明建設”“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等戰略理念,為可持續金融奠定了堅實理論基礎,也推動了一系列可持續金融相關政策出臺,可持續金融市場實踐逐漸豐富,金融體系為推動可持續發展所發揮的作用愈加突出。

      (二)可持續金融的內涵

      可持續金融尚未在國際上形成統一的定義,但眾多國際組織均對可持續金融的概念進行了闡述和界定。2015年,聯合國調查報告認為可持續金融體系是一個創造、評估和處理金融資產的系統,通過塑造實際財富為包容性、環境可持續性經濟的長期需求提供服務。2018年,G20可持續金融研究小組將可持續金融定義為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方式支持可持續發展目標框架,推動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的融資以及相關的制度和市場安排。其主要包含三方面內容:一是將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因素納入財務決策中;二是金融要促進可持續經濟、社會和環境發展;三是構建一個穩定的金融體系,解決長期教育、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包括可持續發展、技術創新、基礎設施建設和緩解氣候變化。同年,歐盟委員會發布了《可持續增長融資行動計劃》,認為可持續金融一般是指在投資決策中適當考慮ESG因素,從而增加對長期和可持續活動的投資的過程。目前可持續金融雖然并無官方統一定義,但其具有四個方面的特點:一是將ESG因素納入財務決策的政策、流程和實踐中[10];二是減少和管理環境和社會風險及負面影響[11];三是引導資本用于環境和社會可持續的活動和資產[12];四是促進透明度、問責制和長期價值創造[13]。廣義的可持續金融是在人類可持續發展這一宏大的目標和進程中金融體系變革的產物,以《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指引,旨在達成環境、經濟、社會與治理可持續并凸顯國家金融引領力的金融活動集成,其主要包含綠色金融、氣候金融、轉型金融等,并與數字金融、科技金融一起,協同創新金融服務模式,為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及未來產業培育提供定制化金融解決方案。狹義的可持續金融為在國際可持續發展框架下,為契合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所衍生的金融形態,其核心聚焦于為具有創新驅動、綠色生態及融合發展特性的產業集群予以精準適配的金融資源對接與優化配置,主要包含為傳統制造業綠色轉型及綠色新興產業提供的綠色金融工具,在傳統制造業向高端化、智能化轉型進程中發揮橋梁作用的轉型金融服務,以及與數字金融、科技金融配合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及未來產業下的企業提供的多樣化金融扶持。涉及的相關概念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可持續金融相關概念



      可持續金融是人類發展新時期對傳統金融體系的優化。傳統金融以西方市場經濟的經典經濟學理論為基礎,以資本為核心,以實現投資者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沙掷m金融以人為本,以人類可持續發展為目標,拓寬了傳統金融價值發現的維度。從本質上看,可持續金融嘗試重塑經濟、社會和環境的關系,將過往僅與經濟發展和資本緊密關聯的金融體系賦予了可持續發展使命。從作用上看,可持續金融以資金流動為核心,能有效發揮資源配置、風險管理和市場定價功能,從而激發經濟主體對經濟、社會和環境價值的創造,有力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從內容上看,可持續金融以推進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為宗旨,而可持續發展目標旨在以綜合方式徹底解決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個維度的發展問題,故其涵蓋了所有產生社會和環境正向外部效應的金融服務,其具體內容如圖1所示。在環境方面,可持續金融可細分為支持減緩氣候變化、適應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保護、海洋保護和其他環境問題的金融解決方案,與之相關的金融服務為碳金融、氣候金融、生物多樣性金融、藍色金融、綠色金融、轉型金融等。在經濟方面,可持續金融聚焦被投資實體在就業、供應鏈、基礎設施等方面的直接與間接經濟影響。在社會方面,可持續金融圍繞人權、勞工標準、社區福祉、消費者保護等社會議題,提供社區發展債券、消費者保護保險等工具。在治理方面,可持續金融針對董事會治理、信息披露、商業倫理等治理議題,提供ESG投資框架、反腐敗金融產品等??沙掷m金融通過多維度金融支持協同推進經濟可持續、社會公平及治理現代化,契合其服務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與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的核心定位。


      圖1可持續金融涵蓋的金融服務

      注:資料來源于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三、可持續金融支持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作用機理

      (一)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載體

      習近平同志指出,“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16]。產業是經濟之本,是生產力變革的具體表現形式。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點任務,并強調“要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我們必須搶抓機遇,加大創新力度,培育壯大新興產業,超前布局建設未來產業,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因此,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17]。新質生產力的載體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其兩大重點發展方向——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和新興產業、未來產業超前培育,共同構成了現代化產業體系的主要脈絡。

      1. 推進傳統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

      制造業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門發布的《關于加快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提出“推動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是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制造強國建設的必然要求,關系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全局”。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強調“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制造業作為傳統產業的支柱,不僅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保障。中國是制造業大國,制造業規模連續15年位居世界首位。傳統制造業作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底,其增加值約占全部制造業比重的80%,在經濟轉型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推動傳統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內容之一。高端化,重點是引導企業持續優化產品與服務的質量及層次;智能化,重點是鼓勵企業積極應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加快數字化轉型及智能化變革;綠色化,重點是推動石化加工、機械制造等重點行業企業實現節能降碳和綠色轉型。

      現階段中國傳統制造業在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2024年中國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9.2%,制造業前進動能不斷增強,規上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7.7%,對全部規上工業增長貢獻率達46.2%。在高端化及智能化轉型方面,2024年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9%,占全部規上工業的比重較2023年提高0.6個百分點。服務機器人產量1051.9萬套,增長15.6%;3D打印設備產量341.8萬臺,增長11.3%。在綠色化轉型方面,新能源汽車產量1316.8萬輛,比上年增長38.7%;太陽能電池(光伏電池)產量6.8億千瓦,增長15.7%。但從總體上來看,中國傳統制造業發展仍然還處在一個由大變強、爬坡過坎的重要關口。關鍵核心技術的對外依存度仍處高位,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轉。工業軟件市場被外資品牌高度壟斷,工業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的生產經營困難仍然較多,轉型升級的資金瓶頸和技術創新能力不足仍是傳統制造業轉型的主要制約因素之一[18]。

      科技創新是推動傳統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的重要因素。在推動傳統制造業高端化及智能化轉型方面,當前科技創新鏈條需更加靈巧,技術更新和成果轉化應更加快捷,進一步發揮科技創新“降本增效”的關鍵作用,從而及時將科技創新成果應用到傳統支柱行業上。在推動傳統制造業綠色化轉型方面,當前中國傳統制造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具有明顯的高碳特征,應正確處理好發展與減碳關系,有序推進實現“雙碳”目標。完善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調控,強化環保、安全等制度約束,建立健全綠色低碳發展政策體系,加快綠色科技創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實現傳統制造業綠色轉型[19]。

      2.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現實途徑是通過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這是中國式現代化所要建設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核心內容[20]。戰略性新興產業以突破性前沿技術與關鍵發展需求為基礎,對經濟社會全局與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引領作用。未來產業代表著科技和產業的發展方向,是科技含量高、綠色發展足、產業關聯強、市場空間大的產業。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綠色環保等領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聚焦未來制造、未來材料、未來能源等領域的未來產業的布局發展,具有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消耗少、發展潛力大、綜合效益好等特點,是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選擇。

      產業綠色化和數字化發展奠定了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培育根基。綠色化與數字化既是全球產業變革的核心趨勢,也是新質生產力的典型特征[21]?,F階段,中國在產業綠色化和數字化發展中取得了顯著進展。一是堅定不移走綠色發展道路推動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與綠色低碳深度融合。中國通過能源結構優化和綠色產業培育,逐步轉化為具體的實踐成果,為推動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與綠色低碳深度融合提供了有力支撐。在能源消費層面,2024年中國煤炭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為53.2%,比上年下降1.6個百分點。天然氣、水電、核電、風電、太陽能發電等清潔能源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為28.6%,上升2.2個百分點。在產業培育層面,中國已累計培育綠色工廠5 095家,產值占制造業總產值的比重超過17%,綠色工業園區371家、綠色供應鏈管理企業605家、綠色產品近3.5萬個。同時,中國已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和最具競爭力的清潔能源產業鏈。二是運用數字技術優勢深化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培育。一方面,中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完備,為以數字化為抓手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提供了基礎保障。截至2024年末,中國光纜線路總長度達7288萬千米,累計建成5G基站425.1萬個,具備千兆服務能力的10G PON端口2820萬個,建成千兆城市207個,實現縣縣通千兆、鄉鄉通5G。全國在用算力中心標準機架數超過880萬,同比增長16.5%。累計建成5G虛擬專網5.5萬個,工業互聯網標識解析二級節點381個,接入企業50.6萬家。另一方面,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提高產業體系安全系數、增強大國經濟韌性的關鍵。2024年,中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達到10%左右,集成電路、人工智能、工業軟件、基礎軟件產業等取得長足進步。數字產業完成業務收入35萬億元,同比增長5.5%,實現利潤總額2.7萬億元,同比增長3.5%,直接從業人員達到2 060萬人。數字產業呈現積極發展態勢,為穩定經濟增長、賦能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作出了重要貢獻[22]。

      以綠色化和數字化作為重要抓手促進科技創新對加快培育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意義重大。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要求中國順應科技與時代發展潮流,逐漸從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轉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綠色發展作為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一部分,倡導通過對傳統化石資源的深度加工利用,發展新能源、新材料,升級能源結構和降低能源浪費,實現生態友好的“低排放”和“零排放”生產目標。其亦可加快戰略性、前沿性、顛覆性綠色科技創新及其推廣應用,推動綠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從而不斷提升社會經濟發展的“含綠量”。此外,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須把維護中國數字經濟產業安全穩定、推動中國數字經濟產業優化升級放在重要地位。充分運用數字技術推動傳統制造業改造升級,發揮“數據要素×”的倍增效應,以數字經濟發展帶動智能制造、智慧農業、高端服務業發展,從而加速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

      (二)可持續金融支持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作用機理

      新質生產力破解了傳統生產力發展的生態困境,厚植了生產力可持續發展的底蘊,是生產力發展的最新質態。發展新質生產力,要以科技創新賦能關鍵性顛覆性技術突破[23],從而帶動傳統制造業升級并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進一步增添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動能。而確立產業轉型升級及新興產業培育在新質生產力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則亟須可持續金融的有力支撐。中國人民銀行于2021年3月研究確立了“三大功能”的綠色金融發展政策思路,明確指出包括資源配置、風險管理及市場定價功能在內的綠色金融“三大功能”將切實助力中國“雙碳”目標實現[24]。相較于綠色金融,可持續金融則是一個更廣泛的概念。其不僅關注環境責任,還特別強調社會責任與社會公平,致力于推動社會效益的提升以及可持續社會的構建。基于可持續金融與綠色金融的緊密關系,可持續金融同樣具備資源配置、風險管理和市場定價這三大功能,為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及新興產業培育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有效降低產品研發與投資的風險,并為具有氣候環境效益的綠色產業提供合理的市場估值,從而促進新質生產力的綠色和可持續發展。

      一是發揮可持續金融資源配置功能,引導資金流向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核心在于整合并應用人工智能、先進制造技術和新材料技術,以此推動生產工具的革新,實現生產過程的先進性、綠色低碳性和安全性。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進步是產業轉型的關鍵組成部分,其標志著從傳統生產模式向新型生產模式的轉變,是實現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的重要步驟。以綠色環保及新能源技術為代表的綠色新興產業為例,當下綠色新興產業的國內市場培育結構失衡,大量綠色信貸資金用于基礎設施綠色升級、節能環保以及清潔能源產業,其余新興業態受綠色資金支持力度有限,引入社會資本和拓寬融資渠道成為新興綠色產業發展的當務之急[25]。而可持續金融則可通過資金配置激發經濟主體對亟待發展的綠色領域新型技術的創造,從而引領產業升級,催生當代先進生產力。再以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為例,農副食品加工、紡織業、服裝服飾業等關系國計民生行業的傳統制造業亟須綠色低碳轉型,除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轉型債券等間接融資工具外,可持續金融還可通過提供如股權融資等直接融資方式以支持傳統制造業的可持續技術創新的資本需求,通過引導社會資本流向、優化資源配置提供間接融資支持,推動產業轉型的資金供給。而按照可持續發展理念來評價上市公司,則可更加有效地發揮市場機制,引導上市公司學習借鑒在ESG方面的最佳實踐,規范上市公司行為,推動企業生產方式由能耗大、浪費多的“單向度”過程向綠色低碳的“循環型”模式轉變,使得整個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的發展方向轉型,實現人類社會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和諧共生。

      二是發揮可持續金融風險管理功能,奠定傳統制造業轉型及新興產業培育的平穩發展環境。安全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必要環境和重要保障。在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背景下,新技術、新動能、新業態的出現,將催生出更為復雜多變、因素交織、系統結構復雜的風險源,使其在與自然系統和社會因素組合、疊加或耦合的情形下,導致更多不確定性的新型風險。例如,近年來極端天氣及重大自然災害頻發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且由此帶來的經濟損失巨大,阻礙諸如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健康、順利地發展。構建專業化的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安全風險源的體系、機制和模式,將為傳統制造業及新興產業的平穩發展提供重要的技術保障。而可持續金融憑借其在風險管理方面的獨特優勢,可成為防范化解新型風險的關鍵抓手。首先,可持續金融不僅能夠提供諸如保險、衍生品等工具為企業和產業的發展提供氣候環境風險保障,還可引導金融機構將氣候環境風險納入管理范疇,對相關金融風險進行識別、評估、監測和管理。通過環境信息披露、環境壓力測試、綠色和棕色資產風險權重調整等途徑,為新興產業提供適應氣候變化的必要工具和策略,從而增強新興產業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和韌性。其次,可持續金融可不斷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下企業的氣候環境信息披露,轉變企業生產經營理念,有效促進投融資方對氣候相關風險的認知和重視,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培育提供了一個更加健康和透明的投資環境。最后,可持續金融可將碳密集相關的傳統企業納入支持范疇,通過界定轉型活動、引導企業制定轉型計劃以及在金融工具中嵌入懲罰機制等手段,有效促進傳統企業的減排和業務轉型,幫助其更好地管理和減輕轉型風險敞口,從而在新發展格局中保持競爭力。

      三是發揮可持續金融市場定價功能,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公平發展的定價規則。促進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及培育新興產業要求重構生產關系,不僅會推動新要素對傳統要素的替代,更會加速自然資源等傳統要素利用方式優化,這必然要求更精細、更有效和更高質量的資源管理制度,加快健全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體系,明晰碳排放權、用能權、用水權、排污權等資源環境要素的產權,建立覆蓋全成本的價格機制,引導各類資源要素向新興產業集聚,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由于環境效益與氣候風險成本尚未內生化,部分金融機構現階段只能對注重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產業及項目進行識別并發放統一的利率優惠,未能有效反映其資產真實內部價值。可持續金融通過市場定價機制,確保傳統制造業和新興產業的資產得到長期性合理的估值,還可通過各自的交易市場形成更為合理的定價機制。如可持續金融下的碳金融市場規則的建立,初步形成了有別于區域碳市場差別碳價的統一碳價格,且當前三個履約周期結束后碳市場總體運行平穩,顯示出中國將環境影響外部性內部化的良好開端。而基于碳交易形成的碳配額抵質押等金融手段也進一步拓展碳資產的金融屬性,成為企業融資的新渠道。隨著中國碳市場拓展納入主體范圍、引導機構投資者入市、開放碳金融衍生品等,未來基于碳交易形成的產品定價將不斷優化,環境權益產品如水權、用能權以及排污權等將通過各自的交易市場形成更為合理的定價機制。

      四、可持續金融支持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挑戰

      可持續金融作為支持新質生產力培育的中堅力量,在疏通金融“血脈”與產業“肌體”協同循環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紐帶作用。然而,當前中國可持續金融發展仍在總量和結構、數據和人才、風險和監管等方面存在堵點與難題。

      (一)總量和結構難題:可持續金融市場尚未形成規模效應支持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

      一是可持續金融市場規模較小,限制其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潛力。全球可持續金融市場規模雖已擴張至4.2萬億美元,但資金分配仍表現為明顯的傾向性[8]。氣候債券倡議組織(CBI)數據顯示,大部分可持續資金流向被嚴格界定為“深綠色”或“純綠色”的投資項目,而對于旨在幫助傳統高碳產業高端化、智能化和綠色化的資金需求則因缺乏統一標準和框架而面臨融資障礙。從中國情況來看,可持續金融產品的主流依然集中于綠色領域,作為綠色金融規模最大的產品,2024年綠色信貸余額為36.6萬億元,占境內外貸款余額比例僅為14.10%。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發行國之一,2024年綠色債券發行僅為6814.32億元,同比下降18.65%,占所有債券發行規模的0.86 %。從轉型金融工具來看,2024年中國共發行58只可持續發展掛鉤債券,發行規模合計344.29億元,同比增長38.41%。盡管可持續發展掛鉤債券等可持續金融產品在種類和發行量上呈現增長趨勢,但相較于綠色債券市場約3.62萬億元的規模,其體量仍然較小。顯然,可持續金融在整個金融體系中的占比仍然有限,其在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方面的潛力尚未得到充分釋放。

      二是可持續金融市場結構失衡,難以有效滿足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的金融需求。從金融機構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來看,中國可持續金融主要以商業銀行發放綠色信貸為主,整個可持續金融市場行業仍然存在覆蓋領域窄、發展片面化、模式單一化的特征。商業銀行在發行可持續金融產品中占據主導地位,而其他金融機構的參與度則相對較低,保險、基金、信托、融資租賃等多元化產品和服務創新不足。從區域金融生態發展異質性來看,當前中國不同省份間實際金融發展情況差異較大,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及氣候投融資試點尚未充分發揮“以點帶面”的示范效應,適應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多樣化融資需求的可持續金融發展模式在各地尚未成熟。從產品質量上看,目前國內大多數金融機構對可持續金融的理解和認可程度仍有待加強,且由于中國現行法律和政策文件未能有效監管企業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相關信息披露,不同地區、行業對信息披露的標準也不盡相同,使得部分可持續金融產品的質量參差不齊,部分監管審核機構對相關信息識別能力不足,造成中國各地區可持續金融市場規模存在顯著差異。

      (二)數據和人才難題:可持續金融發展基礎薄弱導致“科技—產業—金融”循環不暢

      推動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和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命題[26]。可持續金融作為中國金融重要發展方向,不僅是推動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的關鍵,亦是中國科技創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撐。然而,中國可持續金融仍面臨金融基礎設施無法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可持續金融科技創新的主動權尚未掌握在自己手中等問題導致“科技—產業—可持續金融”循環不暢。

      一是可持續金融數據基礎設施與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之間的技術兼容性問題日益凸顯。一方面,從可持續金融數據收集視角來看,可持續金融數據的標準化和非標準化之分使得數據的整合和分析更為復雜。標準化數據如交易所信息和基本財務數據相對容易獲取和處理,而非標準化數據,如企業的環境影響報告和社會影響評估,往往需要額外的清洗和標準化工作,從而增加了數據處理的難度和成本,增加了金融機構在評估和監控風險時的技術難度,導致資金難以有效對接現代化產業體系下的企業創新需求。另一方面,從數據共享的角度來看,可持續金融數據共享平臺面臨著技術和監管的雙重障礙。技術層面上,不同平臺間的數據格式和隱私保護措施可能不兼容,且當下可持續共享數據平臺尚未普及進一步限制了數據的有效共享。監管層面上,可持續數據的分級分類管理、權屬界定以及監管規則的不確定性均可能阻礙數據的自由流動和使用。相比于大中型企業,現代化產業體系下有眾多初創型科技創新企業由于缺乏完善的ESG治理相關數據記錄,導致信息的不完整和不連貫,限制金融資源在科技創新領域優化配置。

      二是可持續金融科技、人才等投入要素的內生創新動力不足。一方面,可持續金融科技創新內生動力不強。為支持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可持續金融需運用人工智能、區塊鏈等先進技術,而此類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則需大量資金投入。中國六大國有銀行年報數據顯示,2020和2021年中國科技總投入增速高達33.5%和12.34%,而2022年同比增速跌破兩位數,放緩至8.42%,2023年增速急劇放緩到5.38%。此外,從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看,中國2023年的水平為2.65%,位列世界第12位,仍低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2.7%的平均水平,基礎研究投入占全社會研發投入的6.77%,顯著低于發達國家普遍15%以上的水平。投入不足導致中國在可持續金融科技前沿技術的研發和應用進展緩慢,難以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成果。另一方面,可持續金融領域的人才培養體系尚不健全,掣肘其業務實踐??沙掷m金融作為一門新興復合學科,其深入推進亟須大量兼備多領域知識與技能的復合型人才,目前中國尚未打造出貼合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需求的可持續金融人才培育體系,進而在吸引與留存高端人才方面仍有瓶頸。

      (三)風險和監管難題:可持續金融治理水平不足加劇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風險

      穩定的可持續金融發展環境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必然要求。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經濟、社會、環境各方面矛盾交織并不斷加劇,其對金融領域產生的直接、間接成本與沖擊效應具有必然性、可預見性以及不可逆性[27],波及可持續金融體系的平穩運行,導致資金的避險情緒升溫,流向新興產業培育與傳統制造業轉型的資金受阻。

      一是可持續金融風險識別能力有待提升。一方面,針對環境與社會等風險的量化評估體系尚未健全?,F階段中國金融機構尚未掌握成熟的ESG及轉型等系列風險的管理方法學,難以科學量化評估金融機構所面臨的環境、社會等系列風險,未能充分了解系列風險的傳導路徑,也未將可持續發展相關風險成本納入經營考慮。另一方面,環境與社會等風險與產業協同管控存在缺口。新的環境、社會等系列風險未能全面解決,而避險情緒導致的現代化產業發展風險仍在延續。尤其是現代化產業體系下的傳統制造業面臨低碳轉型的挑戰,部分碳密集型行業融資收縮過快將引發金融風險。部分金融機構仍未將可持續發展因素融入其投資決策中,現階段仍采取一刀切的“運動式”減碳方式,對石油加工、金屬制品等傳統碳密集型行業“抽貸”“斷貸”。融資收縮過快導致傳統化石能源行業融資成本提高,一定程度提升了投資不良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劇金融風險。

      二是可持續金融風險評估所需的技術工具與外部環境仍有優化空間。一方面,風險量化技術在產業建設中的適配性不足?,F階段國內僅有少數大型金融機構嘗試開展環境壓力測試和情景分析,量化分析可持續發展相關風險,總體來看仍缺乏開展環境風險量化分析的專業技能[24]。環境壓力測試模型仍聚焦傳統制造業碳排放測算,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循環經濟價值鏈等新興領域缺乏定制化評估框架。另一方面,信息披露質量制約風險評估精度。ESG相關信息披露水平未完全符合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要求。尤其是碳排放和碳足跡信息的核查與驗證仍處于起步階段,缺少針對碳相關指標的大范圍強制披露的實施方法。生態環境部門的污染監測數據、工業和信息化部的產能利用率數據與金融系統的信貸流向數據之間尚未形成結構化交互通道,制約金融機構構建多維風險預警圖譜。

      三是可持續金融監管體系仍需完善。一方面,風險監測維度覆蓋不全形成監管盲區?,F有風險監測系統多聚焦傳統信用風險維度,缺乏對環境、社會以及治理風險的穿透式追蹤能力,尤其對技術路線改變引發的產業鏈資產減值風險、綠色專利侵權導致的估值波動等新型風險缺乏預警指標。另一方面,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存在應用斷點。金融機構對綠色項目的風險管理多停留在貸前準入階段,未能建立覆蓋研發—中試—量產—退出的全流程監測體系,綠色項目監管鏈條尚未實現從技術研發到產能退出的閉環覆蓋。此外,可持續發展因素融入風險管理存在表層化傾向。ESG等可持續發展相關指標納入監管考核仍停留在定性評價層面,尚未形成與產業碳生產率、資源循環利用率等核心指標掛鉤的定量監測體系。

      五、政策建議

      加快建設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加快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戰略基石。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克服可持續金融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挑戰,完善頂層設計、擴大市場規模、提升產品和服務質量、加強風險管理,發揮好可持續金融對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促進作用,對實現金融資源與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良性互動具有重要意義。

      (一)完善可持續金融頂層設計,增強與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政策協調

      由于技術革命與金融體系的關系密不可分,生產力質變的創造性進程往往伴隨著金融體系的推動和波動。技術變革引發的產業轉型時代下可持續金融的發展需要國家層面的“發展戰略”,以自上而下方式完善可持續金融頂層制度設計,縮小可持續金融與現代化產業體系間的壁壘,從而將可持續金融轉化為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內生動力,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高質量發展之路。一是持續推動高水平、高質量、高效化的可持續金融政策和標準體系的建立。要在充分理解可持續金融內涵、吸收地方綠色金融等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加快構建全國性統一標準。從國家層面制定“可持續金融發展戰略”,并將其對標中國“十五五”規劃和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制定可持續金融中國方案。二是提升中國在可持續金融標準制定領域的國際話語權。要依托亞洲投資開發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多邊金融平臺,加強與國際市場的聯系與交流,發揮G20可持續金融工作小組、可持續金融國際合作平臺、中英綠色金融工作組等多雙邊合作平臺功能,加強中國在可持續金融標準制定等領域的交流合作,推動中國標準與國際可持續金融倡議的互認對接,爭取在生物多樣性金融、轉型金融等新興領域擁有規則制定主動權。三是提高可持續金融與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政策協調水平。要全面準確理解新質生產力的內涵,將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基本要求內嵌于引導可持續金融發展的關鍵制度。在促進可持續金融與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橫向整合方面,可由工信部門、生態部門聯合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項目庫,配套開發可持續發展專項貸款等融資產品。在促進可持續金融與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縱向協同方面,可在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等區域試點產業政策與可持續金融工具的適配性評估機制,重點解決科創企業技術評估與融資增信難題,并在橫向整合與縱向協同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完善激勵約束機制。將金融機構對現代化產業領域的支持力度納入監管評級,對引導創新與推廣可持續發展園區貸、可持續發展工廠貸、可持續發展項目貸、首臺(套)重大技術裝備保險的金融機構給予稅收優惠,引導資金精準對接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需求,形成產融結合、動態推進的工作機制。

      (二)拓展可持續金融市場規模,釋放可持續金融在新質生產力中的全域動能

      可持續金融、現代化產業體系和新質生產力三者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豐富的可持續金融產品和良好的金融服務是完善中國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潤滑劑”,構建協同、高效的現代化產業生態是新質生產力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要提高可持續金融產品的市場占比,解決可持續金融市場結構失衡的問題,需從擴大可持續金融產品體系規模和構建多元化可持續金融服務生態兩方面入手。

      一方面,建議持續擴大可持續金融產品市場規模。一是推出針對現代化產業體系下企業的專項貸款產品。金融機構可著力構建適配現代化產業體系的信貸供給機制,重點擴大綠色貸款和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發行規模。強化綠色信貸、可持續發展掛鉤信貸產品優勢,利用政策激勵的杠桿效應,通過內部資金轉移定價優惠、增強與碳減排貨幣政策工具的銜接等方式,放大可持續信貸產品相關產品的比較優勢,重點提升其對現代化產業體系下的企業信用貸款的支持力度。二是推動股權與債券融資在可持續金融領域的深化發展。優化多層次股票市場體系,鼓勵企業通過主板、科創板、創業板等資本市場發行綠色股票,為不同行業和成長階段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下的企業提供適宜的融資平臺。優化銀行間市場、交易所、柜臺等債券市場的分層,鼓勵符合條件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下的企業發行可持續發展掛鉤債券、綠色債券吸引民間資本,為傳統制造業轉型及新興產業培育募集資金。允許企業根據其項目技術突破指標或市場應用進度調整債券償還條款。有序引入包括提前償還債券、預期票據以及特殊稅收債券在內的創新型債券品種。

      另一方面,建議構建多元化、多層次的可持續金融服務生態體系。一是構建多類型金融機構協同參與的市場格局。保險公司可充分發揮保險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的風險緩釋功能,積極探索綠色保險與產業轉型風險的研發與適配力度,積極為現代化產業體系下的企業提供增信,增加綠色保險種類、提升保障范圍。信托公司可設立綠色或可持續發展掛鉤信托基金,吸引政府引導基金、社會資本等多方資金參與,對處于概念驗證階段的新興綠色科技企業提供10年以上的長期研發資金支持。而對于成熟的綠色產業項目,可發行集合信托產品,實現社會資本與產業升級的收益共享。融資租賃公司可發揮“技術+金融”雙輪驅動優勢,創新碳租賃、綠色租賃等產品,同時聯合商業銀行開發先租后貸、先貸后租、租貸結合等組合工具,為企業發展提供全周期融資服務。二是因地制宜進行可持續金融深入創新。以廣東、浙江等為代表的、宏觀經濟基礎與金融生態基礎較好的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可充分發揮經濟基礎好、市場主體活躍、配套設施完善度較高等優勢,通過以點帶面的方式率先在成熟、重點的領域開展可持續金融創新產品先行先試,再通過市場傳導機制向更廣范圍發散,形成多主體參與的可持續金融實踐。對于江西、貴州等生態基礎較好、承接產業轉移潛力較大的中西部地區,可以充分發揮經濟帶腹地職能優勢,把握生態資源稟賦持續探索打造可持續金融支持企業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新發展路徑。對于甘肅、新疆等經濟基礎較為落后的地區,可充分依托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戰略,引入國際可持續投資資金,拓寬中國現代化產業發展的資金來源。

      (三)強化可持續金融發展質量保障,暢通現代化產業體系成果轉化的高效通道

      可持續金融可促進科技創新并加強創新引領,將科技創新成果應用到具體產業和產業鏈上,為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提供全新的技術和方法。而提高可持續金融的運用水平,質量建設是關鍵。一是要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為構建互聯互通的可持續金融數據應用體系提供基礎保障??山ⅰ罢龑А髽I披露—機構創新”的聯動機制。政府層面要構建標準引領與平臺賦能的雙輪驅動機制,通過政策引導、搭建平臺等方式為現代化產業體系下的企業數據應用提供指引與平臺,并加快建立統一的可持續金融系統接口和數據格式,逐步推進強制性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企業層面要加強環境數據管理與應用。加大對產品全生命周期排放、環境影響及可持續發展方面數據披露的重視程度,將涉及污染物排放數據、資源利用效率、清潔能源使用等方面信息作為企業管理的重要方面。金融機構層面要深化數據賦能推動產品創新。金融機構可充分運用云平臺技術,建立現代化產業間的信息共享機制,完善可持續金融數據與公共服務平臺的對接體系,為可持續金融產品創新提供支持。二是要強化科技、人才等關鍵要素在可持續金融領域的投入。在科技投入方面,政府可制定政策加強核心技術攻關,支持可持續金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秉持創新驅動、數字賦能、綠色引領、開放合作的理念,全力挖掘“新質”語境下可持續金融的前沿技術,為傳統制造業深度轉型及新興產業培育演進筑牢金融根基,夯實新質生產力建設的金融基石。積極引導金融機構與科研機構深度合作,依托人工智能驅動的智能合約技術,搭建可持續金融數據庫,構建可持續金融科研成果轉化收益的智能分配體系。鼓勵組建由金融科研領軍人物與創新團隊共同牽頭的攻關小組,開展可持續金融、信息技術、區塊鏈技術等多學科交叉研究,為可持續金融產品的創新開發提供有力支持。

      在人才投入方面,要持續實施可持續金融人才培養戰略。各地教育部門及高校要著力完善可持續金融人才的選拔與培育體系,增強在政策扶持、資金投入以及科教資源配置上對可持續金融人才培養的重視程度,構建起自主培養與委托培養相結合、專業深化與跨領域發展相協調、理論研究與實踐操作相融合的人才培育模式。要構建“課程—實踐—學科”三位一體的可持續金融人才培養體系[27],開設可持續金融、可持續金融科技創新、可持續金融數據分析等核心課程,聚焦前沿技術應用與工具實操。此外,還可聯合金融機構搭建產學研實訓平臺,建立全周期實踐能力培養鏈條。推動金融、環境和可持續相關領域的跨學科教育,允許金融專業學生選修環境科學等專業課程,進而建立產業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同步推進的人才培養體系。

      (四)加強可持續金融風險管理,奠定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穩定基石

      建立能夠應對各類風險的金融體系,是在氣候變化的客觀環境下保障金融安全、防范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必然舉措。中國亟須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可持續金融風險管理體系,從而保障其對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穩定支持。一是加強可持續金融風險識別與管理能力建設。建議金融機構厘清風險在可持續金融系統內部的傳導機制并采用關鍵風險指標進行識別。金融機構可設計環境—社會—治理風險的三維識別框架,重點破解物理風險與轉型風險的跨周期傳導路徑。開發包含氣候情景分析、行業脆弱性評估的預警指標體系,預防環境與氣候等風險演化為金融系統性風險。企業則可依托工業互聯網平臺整合現有數據,建立與金融機構風險模型兼容的共享數據庫。定期向金融機構和社會公眾披露相關信息,便于金融機構快速精準地對企業的風險狀況進行評估。二是鼓勵金融機構開展風險評估和環境壓力測試。政府及監管部門可通過提供資金扶持、技術援助以及研究支撐等多元手段,激勵金融機構開發嵌入環境、經濟、社會因子的風險評估體系,從而應對環境變化、經濟下行、社會動蕩等因素導致的金融風險。而針對“綠天鵝”事件頻發態勢,金融機構可著力開發并完善環境壓力測試方法學,將環境與氣候因素整合到在險值(VaR)模型、環境—經濟系統模型、基于歷史數據的計量經濟分析以及數據驅動的因果分析方法中。通過多維數據分析校驗,識別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對可持續金融體系的主要影響路徑及其波及效應。三是完善并拓展可持續金融風險監管框架。金融機構可逐步建立涉及客戶重大風險的內部報告和責任追究制度,明確投資準入的標準。前置風險預警環節,建立健全風險管理長效機制,對金融產品實施全生命周期管理,強化內部監管功能。將可持續發展因素納入銀行資產管理和儲備投資,引導金融機構和投資者關注并重視各類風險和我國現代化產業的培育。此外,亦可聯合監管部門設計分層風險分擔方案,通過“政策性擔保+綠色保險”組合工具分散投融資風險,對符合可持續發展導向的業務給予風險準備金計提優惠,激發機構內部產品創新內生動力。

      本文原載于《當代經濟科學》2025年第6期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碳中和目標下能源企業的資產擱淺風險及對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的影響”(72361167635)

      本文引用格式為:王遙,李雨珊,吳禎姝.可持續金融支持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理論機制研究[J].當代經濟科學, 2025, 47 (06):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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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王 遙 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院長

      李雨珊 中央財經大學國家財經戰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吳禎姝 上海電機學院商學院講師

      本文轉自12月23日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歡迎關注“人大重陽”平臺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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