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兒越鬧越大了。原來以為只是圈內人私下嘀咕幾句的陳年舊賬,結果國家文物局和江蘇省委省政府接連出手,一個工作組、一個調查組,前后腳就上了。查的還不是什么小打小鬧的事,直奔南京博物院的管理環節去的。賬冊、鑒定意見、流轉記錄——這些平日里外人瞅都不瞅一眼的“死材料”,現在成了決定是非的關鍵。你說巧不巧,一張據傳估值8800萬的仇英《江南春》,當年居然是以贗品名義劃撥出去的,2001年還掛著6800塊錢的價簽悄悄賣了人。數字擺在這兒,聽著就讓人心頭發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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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會兒誰也沒多想。可后來風聲一起,細琢磨就不是滋味了。尤其是鑒定報告上關鍵信息被“打碼”,捐贈人壓根沒收到通知——這事要真存在,那可就不只是手疏了,而是流程上開了大口子。國有博物館收捐,哪有不列清單、不上編號、不存底檔的道理?更別提遇上爭議還敢自己拍板的,按規矩得報上級復核,原始材料一樣都不能少。現在問題來了:這些閉環環節,到底有沒有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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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那場“龐家舊藏展”,更是把火點旺了。南京博物院把徐鶯請出來,說是“家族代表”站臺,照片一登,報道一發,公眾自然以為這是官方認證過的。可在身份核實這關上卻撕扯不清,后續爭議不斷。展覽這種地方,本就是半學術半傳播的場子,一旦背書過了頭,分寸拿捏不準,很容易讓人誤解為“蓋章認可”。別的博物館聰明些的,遇到大事早就拉第三方機構聯名發研究,把宣傳和學術責任掰開說清楚,咱們這兒倒好,一腳踩進模糊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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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風口浪尖上的人,名字也都冒出來了:南博原院長徐湖平、原文物征集員徐沄秋,還有那位曾在展廳露臉的徐鶯。具體角色如何、責任幾何,還得等調查說話。眼下最關鍵的幾件事——工作組啥時候進門?階段性查啥?賬冊能不能全交出來?鑒定原件、交易單據、劃撥流水,能不能拼成一條完整的鏈?還有那些當年經手的人,愿不愿意坐下來聊一聊那段往事?
這類調查,向來是從“文件對不對得上實物”開始刨根的,之后才慢慢牽出背后的人和事。公眾看得焦心,各種說法滿天飛,但誰說了都不算,最后還得看通報。你信也好,不信也罷,事實總有浮出的一天。只是有時候,那張薄紙落下來,已經隔了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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