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南博事件”的一些猜想（二）

二、1986年“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以下簡稱“七人小組”）在南博未看到《江南春》圖卷，其背后是否有隱情？

從《中國古代書畫圖目》未收錄，楊仁愷、劉九庵的工作筆記中未記載來推論，當年“七人小組”在南博應該是沒有看到《江南春》圖卷，那這是由于什么原因所導致的？是否存在如某些人猜測的，當時的管理者已有將之處理掉的打算呢？

以我個人的看法，很可能是“小私心有，大貓膩無”?！捌呷诵〗M”成立的背景是文革結束后，各地國有文物收藏單位內收藏了大量未經鑒定的書畫作品，而當時的原則是，“七人小組”到某地，某地的文博單位準備待鑒定的書畫作品。

而這其中有的單位格局較大，意識到這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盡可能多地將庫藏作品都拿出來請專家鑒定，并在鑒定結束后根據當時形勢的需要，大力支持了兄弟單位的書畫收藏事業。比如“七人小組”在上海朵云軒花費了23個工作日，鑒定了近一千六百件（套）古代書畫，而事后上海朵云軒以此為基礎，向上海博物館和遼寧省博物館提供了300多件元、明、清書畫、書札精品。而遼寧省博物館的楊仁愷也因此與上海朵云軒及其工作人員結下了深厚的友情。

而有些單位的格局就比較小，生怕由于此次“巡檢”而漏了庫底，導致將來作品被上級調撥或討要（因為有不少作品系“十年動亂”期間由抄家而來，從法理上來說應當發還原收藏者）。因此南博方面是不是因為這種考慮而將之前被列為“偽作”的《江南春》圖卷藏著掖著，不愿拿出來請謝稚柳、啟功、楊仁愷、劉九庵等人過目，我以為還是很有可能的。

至于認為當時的領導已經有將其私下處理的想法，則略顯“陰謀論”了一些。畢竟給南博方面后續一系列操作留下政策空間的《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1986年版）當時剛出臺，而最終出售作品的“江蘇省文物總店”要遲至1990年12月才成立。

但無論如何，南博方面沒有將《江南春》圖卷交“七人小組”復檢，也使其失去了避免后續一系列爭議操作發生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