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不為人知的另一面，最先和張學良談判的，原來不是周恩來

1935年冬天的陜北已是刺骨寒風，荒涼的黃土地被霜雪浸透。就在這偏僻的地方，一支剛剛完成長征的紅軍正在忙著修整。誰也沒想到，幾個月后，這塊土地會卷入一場震動世界的大事件。故事的開場，并不是人們熟知的“少帥扣蔣”，而是一次隱秘而又大膽的接洽——一位化名“季克農”的紅軍將領，要獨闖洛川城，與東北軍談一次成敗難料的“買賣”。
時間往前推兩個月，1935年10月，中央紅軍抵達陜北，臨時政府隨即設立對外聯絡機構，掛的是“外交部”牌子，實際任務卻只有一個：為即將到來的統戰搭橋鋪路。這塊牌子被交到43歲的李克農手中。李克農在黨內的“江湖傳聞”極多——潛伏上海中統、“扮戲子”“當電臺股長”，能從徐恩曾眼皮子底下搜羅情報，又能帶著偵察連走完兩萬五千里長征，謹慎與大膽兼具。周恩來對他說：“這次不只是送口信，最好把門也敲開。”
敲門得選好時機。1935年11月，南京方面截獲《八一宣言》的譯文后，蔣介石連夜召集軍事會議，第一句話就是“西北不安，紅軍未滅”。而遠在西安的張學良，聽到宣言中“停戰抗日”的呼吁，內外交困的情緒再度被點燃。東北軍自1933年退守關內后，罵名纏身，士氣低迷。張學良清楚，要想雪恥，只剩與共產黨合作這條路。于是他讓軍參議處給延安捎話：愿意派人密談。

“密使”得有人接頭。1936年2月24日深夜，李克農、戴鏡元以及一名警衛員換上便衣，從甘泉向洛川出發。帶路的是東北軍53軍團長高福源。按照行軍速度，不過百余里地，卻走了足足兩天，理由簡單——誰也不確定路旁草垛里有沒有黃埔學員的暗槍。2月26日凌晨，三人進城，隨行的外貿局長錢之光卻不見了，據說去白區采購電機零件。李克農心里明白，此刻自己就是單刀赴會。
對面也有籌碼。東北軍談判代表王以哲在軍中頗有人望，他開門見山：“只要不再打仗，生意好談。”李克農順勢提出“三條”：互不侵犯、聯合抗日、保護通商。王以哲點頭，協議當即擬就，電臺密碼則由戴鏡元譯發。很快，中央來電同意，紅軍包圍甘泉的部隊后撤，東北軍換防順利完成。雙方第一次正式握手，外界一無所知。
3月4日，張學良回到洛川。少帥一身長袍，步子邁得極快，劈頭一句：“我來整銷，不做零售！”意思擺得清清楚楚——要直接對話最高層。李克農不慌不忙，夾根香煙，淡淡地回敬：“什么生意都能談，看你張老板開價。”王以哲見勢，趕緊給煙點火。沒人注意到李克農其實不會抽，這只是他慣用的“緩場子”手段。

接下來的十四小時，雙方像拉鋸一樣拋出問題——紅軍是真心抗日還是借口擴張？紅軍內部是否一盤散沙？為什么一定要反蔣？李克農耐心解釋東征戰役意圖，講到蘇區“兵民是勝利之本”，再到運動戰、游擊戰的優勢。張學良聽到“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民”，眉頭舒展了許多，但傲氣仍在：“真要合作，紅軍得先改編，槍納入中央。”話音未落，李克農手里的煙已被掐滅：“我是談判代表，不是投降代表。”他起身欲走，張學良拉袖子：“李局長別急，都是為了國家民族嘛。”交鋒過后，彼此心里都有了底：對方能扛事，也守分寸。
會談結束，達成三點默契：一，張學良希望與毛澤東或周恩來直接會面；二，紅軍派常駐代表留西安，雙方設秘密電臺；三，東北軍可聯系盛世才，為紅軍借道新疆。最棘手的是張學良要求紅軍讓出瓦窯堡。那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怎么可能拱手讓人？李克農輕描淡寫一句：“打回來一座淪陷城豈不更好？”少帥尷尬一笑，回話“是做給南京看”。至此，互信的種子埋下。
6月上旬，紅軍撤出瓦窯堡，東北軍進駐。外界又一次毫無風聲。兩個月后，周恩來準備秘密赴延安與張學良面談。為了安全，警衛班被要求換東北軍制服，七八個戰士死活不肯，干脆戴上紅五星，灰衣招搖過市。當地憲兵見狀噤聲，誰都不敢攔。會談地點選在延安郊區一座小教堂。張學良未帶隨員，卻帶來一個特別“禮物”——劉鼎。劉鼎早年在宋慶齡寓所與張學良長談多日，彼此結下信任，如今再見，立馬成了會談潤滑劑。

周恩來與張學良談的核心，仍是“聯合抗日”。張學良關心紅軍補給來源，周恩來談“陜甘寧可自給”，還提“外援未必是唯一出路”。兩人對日本作戰能力的估計相近，都認定華北告急已成定局，再拖無異坐以待斃。談完協議草案，周恩來臨別只說一句：“敵人要來，咱們一起扛。”張學良用陜西腔回了一個字：“成！”
同年12月12日凌晨，槍聲劃破西安夜空。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變，扣押蔣介石，史稱“西安事變”。外電紛紛報道，卻沒人知道此前已經有八個月鋪墊。事變當晚，李克農守在西安南大街的聯絡點，密電延安：“局勢陡變，和平機會尚存。”毛澤東19日一天內連發11封電報，核心只有一句：要和平，不內戰。
周恩來抵達西安的那刻，留給外界的形象的確煥然一新——長須盡去，西服筆挺，可他最先做的不是與張學良對談，而是聯系李克農，確認第一手情況：東北軍與西北軍的態度、中央軍反應速度，以及少帥個人情緒。隨后才與張、楊多輪會晤，提出“和平解決”框架。
事變第三天凌晨，南京政府下令40萬大軍進逼潼關。東北軍內部分歧一觸即發，少壯派主張“劫法庭救少帥”，元老派擔心兩線作戰。王以哲剛從前線趕回西安，沒來得及歇腳就被少壯派子彈擊傷，當晚不治。聽到噩耗時，周恩來正在見張學良，場面沉默良久。李克農隨后組織武裝警衛隊，護送少壯派骨干離開西安，以免仇殺擴大。危機暫時被按下。

12月24日，經過國共雙方及社會賢達斡旋，蔣介石接受“聯共抗日”主張，公開承諾停止內戰。張學良親送蔣返南京，結果機翼剛落，少帥人身自由即被收回，從此長達半個世紀的幽禁生活。那一刻的機場，李克農沒有出現，他在西安郊外電臺前目送電波出境——那是向延安發去的最后一份事變簡報。
西安事變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基石，臺前周恩來是公認的靈魂人物，而幕后若缺李克農那一連串隱秘的接洽，張學良恐怕難以在1936年做出決斷。1949年后，李克農先后負責國家安全、外交戰線，但提到西安事變，他只淡淡一句：“那是許多同志一起做成的事，我只是跑了幾趟腿。”倘若沒有那幾趟腿，歷史走向很可能截然不同——東北軍不會提前與紅軍互信，陜北戰場缺乏喘息，國共更難在對日戰爭前夕實現合作。
今天翻檢檔案仍能看到當年那封2月26日密電，末尾附一行半模糊的手寫加密碼，簽名“K.N.”。字跡有些歪，墨跡也被歲月風干，卻正是這行字，將兩支原本刀兵相見的軍隊聯系到同一張桌子。不得不說，歷史拐點常常誕生于看似不起眼的瞬間，而真正推門的人，往往藏在影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