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剛解放十日，陳毅下令處決25歲軍代表

1949年8月14日，上海的幾大報紙頭版突然刊登了一條爆炸性新聞。

沒什么鋪墊，直接就是一張布告，上面那個刺眼的紅圈里，寫著一個名字：歐震。

罪名很長，但老百姓只記住了兩個點：貪污了四塊銀元，霸占了國民黨軍官的姨太太。

第二天，也就是8月15日，槍聲響了。

這事兒要是放在今天，估計很多人會覺得不可思議。

四塊銀元是個什么概念？

按當時的物價，也就夠買幾袋面粉。

為了這點錢，加上一個作風問題，就把一個剛進城的功臣給斃了？

但當時的上海市長陳毅不僅斃了，而且是在判決書上親自加批的一行字。

這聲槍響，其實就是新政權給上海灘立的第一塊規矩。

用現在的話說，這是陳毅在跟還沒死心的舊勢力攤牌：別拿以前那套來衡量共產黨，這回是真的不一樣。

要把這事兒說清楚，還得把時間往回倒兩個月。

1949年5月，解放軍進駐上海。

那是怎樣一個場面？

這邊的戰士為了不擾民，抱著槍睡在馬路上；那邊的霓虹燈下，潛伏的特務、投機的商人和等著看笑話的西方記者，都在暗處盯著。

當時西方媒體有個著名的預言，說共產黨這幫“泥腿子”進上海，就像紅軍進瓷器店，待不了三個月就得爛掉。

畢竟上海是個大染缸，十里洋場，紙醉金迷，誰能頂得住？

歐震就是在這個時候進城的。

這小伙子才25歲，江蘇人，出身挺苦，淮海戰役的時候被俘虜過來，后來在部隊里表現不錯，一路干到了榆林分局的軍代表。

這可是個實權派的位置。

剛進城那會兒，歐震也是想好好干的，但上海這地方，誘惑實在太多了。

6月8號，歐震接了個任務，去查抄國民黨空軍電臺臺長畢曉輝的家。

畢曉輝早跑臺灣去了，家里就留了個叫朱氏的二姨太看房子。

壞就壞在這個朱氏身上。

歐震一進那個裝修豪華的小洋樓，眼睛就有點不夠用了。

再一看那個風韻猶存、一臉驚恐的姨太太，這小伙子的心里防線瞬間就崩了。

白天查抄的時候，他還裝得一本正經，到了晚上，他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

那種權力的快感，夾雜著對大城市奢華生活的向往，讓他徹底迷失了。

他產生了一種很危險的錯覺：老子提著腦袋打下來的江山，享受一點怎么了？

這不就是古代版的“打土豪分田地”嗎？

只不過這次分到的是女人。

當天半夜，歐震換了身衣服，又去敲畢家的門。

這一次，他不是來執法的，是來“收租”的。

他嚇唬那個女人，說還有問題沒交代清楚，搞不好要坐牢。

那個在舊社會混過來的朱氏多精明啊，一眼就看穿了這小伙子想要什么。

于是，四塊銀元塞進了歐震的口袋。

半推半就之間，歐震就在畢家住下了。

后來的日子，歐震簡直過成了神仙。

他在外面租了房子，把朱氏當外室養了起來，沒事就去過過“老爺”的癮。

為了養女人，他開始利用職權搞錢，恐嚇、敲詐，短短十幾天，他就從一個解放軍戰士，迅速滑向了他曾經最痛恨的那種舊官僚。

歐震以為自己做得天衣無縫。

他甚至覺得，現在局里大家都忙著抓特務、搞治安，誰有空管他這點破事？

但他忘了一點，這時候的共產黨，眼睛里是容不得沙子的。

最先發現不對勁的，是他身邊的戰友。

大家平時都抽幾分錢的劣質煙，怎么歐震最近突然抽起好煙了？

口袋里還老是有銀元碰撞的聲響。

更離譜的是，這小子經常夜不歸宿，問他就支支吾吾說去查案。

榆林分局的局長劉永祥覺得不對勁，立刻讓人暗中調查。

這一查，把局長嚇得后背發涼。

好家伙，不僅貪污受賄，還搞起了金屋藏嬌這一套。

這要是傳出去，上海市民會怎么看？

“原來共產黨和國民黨一樣，也是來搶錢搶女人的？”

證據確鑿，歐震被抓了。

剛開始他還想狡辯，說那是自由戀愛，說錢是家里寄來的。

等到朱氏被帶到局里，竹筒倒豆子全交代了，歐震才癱在地上，像一攤爛泥。

案子報上去，整個上海公安局都震動了。

局長李士英氣得拍桌子，這個歐震還是他的老部下。

按照當時的法律，貪污這點錢，加上生活作風問題，判個十年八年也就頂天了，罪不至死。

局里有了分歧。

有人說，他是淮海戰役過來的，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教育一下算了；也有人說，殺了他是不是太重了，畢竟才四塊銀元。

這報告最后就擺到了陳毅市長的辦公桌上。

那幾天的上海，其實挺亂的。

物價飛漲，投機商在搞破壞，特務在搞暗殺。

老百姓雖然看著解放軍睡馬路挺感動，但心里還是犯嘀咕：這幫人能管好上海嗎？

會不會過幾天也變成貪官？

陳毅看著案卷，半天沒說話。

他太清楚這個案子的分量了。

這不是殺不殺一個人的問題，這是在爭奪民心。

如果對歐震網開一面，那么之前建立起來的所謂“紀律嚴明”，瞬間就會變成一句笑話。

“不能留。”

陳毅把煙頭掐滅，對身邊的人說。

他提起筆，在判決書上重重地寫了四個字：“同意槍斃。”

這四個字一下去，歐震的命就沒了，但上海的民心算是穩住了。

行刑那天，圍觀的群眾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說實話，很多人是抱著懷疑的態度來的。

他們見多了國民黨的“雷聲大雨點小”，貪了幾萬金條的大老虎都沒事，共產黨真會為了四塊銀元殺自己人？

直到一聲槍響，歐震倒在血泊里。

人群安靜了幾秒鐘，然后炸開了鍋。

一個在上海待了幾十年的老先生，看著刑場方向，在那哆哆嗦嗦地感嘆：“不一樣，這次是真的不一樣了。”

歐震這一死，帶來的震懾力是巨大的。

緊接著，李士英局長借著這股勁兒，對上海警隊來了個大清洗。

那段時間，誰要是敢手腳不干凈，不管是留用的舊警察還是進城的新干部，一律從嚴處理。

你看，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殘酷。

歐震以為他拿走的只是幾塊錢和一個女人，其實他是在挖新政權的墻角。

在那個特殊的節點，他用自己的一條命，給全上海的干部上了一堂最貴的黨課。

后來那個朱氏怎么樣了，沒人知道。

但那四塊銀元的故事，在上海灘傳了很久。

其實回過頭來看，1949年的上海就是一場巨大的賭局。

共產黨手里除了嚴明的紀律和為人民服務的初心，其實沒什么籌碼。

那些資本家、知識分子、普通市民，都在看，看這支隊伍能不能守得住底線。

陳毅贏了。

他用一聲槍響，告訴了所有人答案。

那年夏天過后，榮毅仁這些大資本家沒走，他們覺得這幫人靠譜；上海的治安也奇跡般地好轉了，連小偷都少了很多。

直到今天，我們在檔案里看到“歐震”這個名字，除了一聲嘆息，更多的是一種警醒。

那個倒在刑場上的年輕人，如果不進上海，也許會是個好農民，或者是個好戰士。

但在那個巨大的染缸面前，他沒守住。

而歷史，從來不會給失守的人第二次機會。

參考資料：

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解放初期的社會治安與反貪污斗爭》，檔案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