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功德林關押了8名黃埔一期生，僅一人被槍決，他是誰？

1959年12月4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內掌聲雷動，首批戰犯特赦的名單依次宣讀。幾位須發斑白的黃埔老將緩緩起身，向席間鞠躬致意。很少有人記得，距此不過十年，他們曾被同時關押在城西那座名叫“功德林”的高墻內；八個人并肩走進鐵門，今日卻只剩七人等到自由。

往回看1949年1月的深夜，北京和平解放的第一天，解放軍接管了這所由寺院改成的看守所。山門匾額寫著“功德林”三字，名稱溫和，往事卻冰冷：北洋政府時期，李大釗等烈士在此被絞刑，麻繩和香火共存，這里由此沾染了沉重血跡。

新政權接收后并未拆除舊牢，而是將它改作戰犯管理所。做法不同于昔日的拷打，一道新原則擺在看守與囚犯之間——改造代替報復。剛一入夜，就見工作人員搬進藥箱、棉被，還有用麻繩扎好的報紙，這些物件后來成了許多人心態轉折的起點。

1949年至1950年間，八位黃埔一期畢業的高級將領先后被送來：杜聿明、黃維、李仙洲、宋希濂、曾擴情、周振強、范文杰和鄧子超。平均年齡五十三歲，軍銜多為中將以上，勛章仍在箱中叮當作響，他們卻得在狹小囚室面對戰爭失敗的回聲。

真正的枷鎖不是鐵鏈，是思緒。杜聿明腎病發作，高燒不退；周振強夜夜失眠，撞墻求解脫；黃維抱著被褥默默落淚。他們原先擔心嚴刑拷問，結果迎來的卻是醫生診治、文化學習和體力勞動的日程表。誤差之大，讓情緒先松一口氣。

功德林的日子不算輕松——早操、出工、晚點名，一個環節都少不了，但多了討論會。某日午后，杜聿明在交流室站起身，只說了兩字：“打錯。”室內空氣驟然緊繃。宋希濂聽完沉默許久，隨后低聲應和：“也該想想，為誰打仗。”短短一句對話迅速在各號房傳開，幾個人的心防隨之出現裂縫。

改變隨即擴散。曾擴情幫識字少的士兵抄寫報紙；周振強用養殖經驗辦起小型雞舍；范文杰主動申請教文化課。1956年秋，符合審查條件的幾位被移送到軍委管理的戰犯所，居住環境和醫療條件均有提升，他們對未來第一次生出模糊期待。

與之形成尖銳對比的是鄧子超。自進門起，他便堅持一句口號：“蔣委員長不會錯！”學習不去，勞動敷衍，談話必頂撞。1954年，他策劃越獄失敗，致一名看守受傷，成為自身命運的拐點。此后各種自殘、煽動行為接連登記錄入。

多年反復勸導無果，中央政法部門最終認定其“拒絕改造、頑固抗拒”。1959年首批特赦即將實施前，軍事法院死刑判決獲批。八月清晨，他被押至功德林外的刑場，年六十四歲，成為八名黃埔一期生中唯一赴死者。

同一時期，其余七人陸續迎來新生活。杜聿明恢復公民權后，被推選為政協常委；李仙洲定居青島，鉆研抗戰史料；宋希濂回湘西整理回憶錄；黃維在北京軍委檔案室協助整理日軍文件；曾擴情、周振強、范文杰則各自在圖書館、工廠、地方志辦公室繼續工作。這些昔日的對手，如今以另一種身份參與國家建設。

功德林的高墻依舊，但八個人的結局已然分野。七人學會轉彎，走向社會；一人執迷不悟，止步刑場。對于當年黃埔軍校那批熱血青年而言，槍響或掌聲，其實皆源于同一句無聲提問：戰爭結束后，你準備怎樣活？答案不在教條里，而在每個人的抉擇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