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熊向暉向中央請辭，榮毅仁因何致信國務院總理：中央不要批準

1983年，中信公司的一封特殊來信擺上了國務院總理辦公桌。

這封信的發出人，不是普通職員，而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最重要的企業家之一，榮毅仁。

他在信中懇求：“請中央不要批準熊向暉的退休申請。”

而此時，熊向暉已經是兩次主動請辭，第一次被聶榮臻、葉劍英兩位元帥聯合“攔截”，這次，則是榮毅仁親自出手挽留。

一個本已準備告老還鄉的紅色特工，為何讓國家高層如此看重？他與榮毅仁之間，又有著怎樣超乎尋常的默契和故事？

紅色密令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的消息傳來，熊匯荃正隨著清華南遷隊伍輾轉長沙。

在這個風雨飄搖的年代，國家危亡，山河動蕩，少年學子胸中皆有“匡時濟世”之志。

而在長沙的某個深夜，熊匯荃忽然接到一封組織的密令，改名“熊向暉”，加入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隨隊前往國民黨第一軍胡宗南部“服務”。

從此他告別了學生身份，這一走，就是整整十年。

一場與死亡、信念、智慧博弈的地下生涯正式拉開帷幕。

熊向暉的潛伏身份非常特殊，他不是普通臥底，而是周總理親自挑選的“紅色釘子”。

當年，周總理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聽了蔣南翔對熊匯荃的介紹后，僅僅片刻便拍板決定：“此人非他莫屬！”

在國共合作的皮下早已暗藏鋒芒的時期，要打入胡宗南這樣的高級將領身邊，如不具備超凡的才情、堅定的信仰和過人的機智，是絕無可能的。

熊向暉的“入局”，是通過一次偽裝成“抗戰志士”的面試開始的。

在胡宗南親自面試服務團成員的那晚，熊向暉蓄意“坐而不立”，以一番精妙的抗日言論迅速吸引了胡的注意。

他用“孫中山遺囑首句即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巧妙借古喻今，一番“積極抗日是真革命，不抗日是假革命”的慷慨陳詞，使得胡宗南刮目相看。

胡宗南當即拍板將其留在自己身邊，擔任機要秘書。

從此，熊向暉的身份便從清華才子，轉變為胡宗南的“左膀右臂”，而真正的使命才剛剛開始。

他白天是胡宗南的侍從副官、文書秘書，處理各種密電和講話稿，晚上則用過目不忘的本領將胡宗南機要情報牢牢記于腦中，然后在合適的時機通過地下電臺送往延安。

胡宗南口中那個聰明干練、文采斐然的“熊秘書”，其實是我黨埋在西北國民黨核心圈子里最鋒利的一把情報匕首。

1943年，蔣介石親批《對陜北地區作戰計劃》，命胡宗南籌備“閃擊延安”。

熊向暉作為機要秘書第一時間接觸到這份絕密電文，他立刻通過秘密渠道將情報回報黨中央。

彼時的延安，仍處在資源極度匱乏、敵我力量懸殊的狀態，一旦敵軍真如計劃發動突然襲擊，后果不堪設想。

情報送達后，毛主席與周總理迅速部署反制策略，硬生生將這場即將爆發的戰火扼殺在搖籃之中。

延安得以保全，而熊向暉本人卻在胡宗南“徹查泄密者”的嚴令下險些暴露。

為掩人耳目，他故意皺眉怒斥“泄密可恥”，要求清查所有知情人員，甚至主動將自己也列入名單接受審查。

此番演技天衣無縫，竟使胡宗南深信不疑，親手將調查任務交由他親自統籌，殊不知，這位信任的幕僚正是泄密的關鍵人物。

到了1947年，胡宗南再次受命大舉進攻延安。

蔣介石一改以往試探態度，命令投入15萬大軍、近百架飛機，要一舉拿下陜甘寧邊區。

熊向暉親自閱覽作戰方案，震驚于計劃的周密兇猛。

當晚，他便以一種極為冒險的方式，將手寫情報藏入信封，托胡宗南的機要交通員送出。

此舉違反了他多年來一直遵守的地下工作原則，卻也是他在分秒必爭下唯一的選擇。

幸而人心未泯，交通員如約將密信送達，潘裕然成功接應并上報黨中央。

這一次，黨中央決定主動撤出延安，將一座空城送給敵人。

而胡宗南雖然有兵，卻在失去目標、信息失靈、后勤不足的多重困局下，無功而返。

而毛澤東在得知這一情報的由來后，語氣凝重而堅定地說：

“熊向暉，一人可抵幾個師！”

這位曾讓蔣介石“閃擊延安”屢屢落空、令胡宗南成為笑柄的紅色臥底，是影響全局的關鍵力量。

從1937年潛入敵營，到1947年悄然歸隊，這十年間，熊向暉將青春與忠誠獻給了隱秘戰線。

他的名字幾乎沒有出現在報紙上，卻以無聲的方式，悄然改寫了中國革命的進程。

歷史從不辜負信仰者，那些隱在幕后的十年，終將成為共和國豐碑上不可或缺的一筆。

兩帥聯名

1982年的北京，熊向暉坐在家中書房，桌上攤著一摞厚厚的資料和半寫未完的稿紙。

他已經習慣了如今這份平靜的生活，讀書、寫字、偶爾散步，偶爾回憶起那些驚心動魄的潛伏歲月，像翻閱一部屬于自己的傳奇史。

多年以來，他在外交戰線、情報系統、統戰前沿屢立奇功，名滿體制之內，卻少有人知曉他的真正過往。

他從未為自己張揚什么，反而對“功成身退”這四字抱有深厚的向往。

因此，62歲的熊向暉鄭重地向中央提交了退休申請，打算徹底告別官場，安然度日。

本以為這次告別會順利獲批，卻沒料到，這封請辭信剛遞交上去，竟在短短數天內驚動了兩位共和國開國元帥，葉劍英和聶榮臻。

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聯名致信中央，態度堅決而直白，熊向暉不應此時退休。

他們的理由也極為明晰，“他雖屬老干部，卻仍屬中青年中的精銳，有才干，有經歷，組織經驗豐富，如今國家正值關鍵時期，不可輕言退下。”

兩位元帥的信在高層引發了極大震動。

這不是普通的人事建議，而是重量級戰略安排。

中央慎重研究后，決定接受葉帥與聶帥的意見，調他前往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一個新興但急需黨的領導核心加強的特殊單位。

榮毅仁提前得知了風聲，這位中信公司的創始者、董事長，當即撥通了熊向暉的電話。

電話接通后，榮毅仁聲音中帶著掩不住的欣喜與熱切：

“向暉同志，我可要來拜訪你了！聽說你要到我們中信公司來擔任黨組書記，我這個老朋友可太高興了！”

“我剛剛提出退休，突然又要出山，不知自己是否還能勝任。”

熊向暉如實相告，面對這個調令，他沒有激動地拍板答應，也沒有立刻推辭，而是決定請示時任主管中信工作的谷牧同志。

在與谷牧的一番深談中，他表現出難得的冷靜慎重：

“我可以去干半年，先熟悉情況，這半年的時間，我要扎扎實實地調查摸底，一個月內不對任何事發表意見。”

這番話，聽在谷牧耳里如同定海神針。

帶著這份謹慎的態度，熊向暉在正式赴任前，便提前踏進了中信公司。

他沒有擺出官員姿態，也沒有召開大會議論大方向，而是默默翻閱中信成立三年來的全部文件、章程和會議記錄。

那一個月里，熊向暉幾乎每天都待在辦公室，從早讀到晚，遇到不解的條款便親自找到相關負責人了解背景，有時甚至一坐就是十幾個小時。

很快，熊向暉便摸清了中信公司的癥結所在，還提出了解決辦法。

“我原以為這只是一次半年的暫任。”熊向暉曾在日記中寫道，“沒想到，是又一場持久戰，但只要是組織需要的事，哪怕再來一次十年，我也不會說不。”

挽留信箋

1983年6月，熊向暉一如既往地整理文件、審閱公文，但眼神卻時不時飄向窗外。

桌上那份寫得工整的請辭報告，已靜靜放了幾天。

他不是臨陣脫逃之人，也不是負氣離職，只是深知自己的年歲漸高，經力不復從前，自覺功成身退，是對組織的體面交代，也要給更年輕的同志機會。

這一年，他已64歲，從胡宗南身邊的紅色臥底，到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再到統戰部副部長。

如今又被兩位元帥“點將”來到中信公司擔任黨組書記、副董事長，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他從未有一刻辜負過信仰與使命。

可他更明白，任何一位黨員干部，終有謝幕之時，懂得適時退出，亦是另一種責任。

幾天前，他在思索再三后，將請辭報告遞交給中央，語氣懇切：

“希望能在工作階段性完成之際退休，撰寫回憶材料，同時為年輕同志讓出位置。”

他并未張揚，甚至未與身邊人多言。

但消息傳得飛快。

幾日后，這份“請辭風波”便傳到了榮毅仁的耳中。

這位中信公司的掌舵人、共和國改革開放的“旗手之一”，在聽到熊向暉要退休的消息后，第一反應不是震驚，而是焦急。

他知道，這封請辭信若獲批準，對于剛剛步入正軌的中信來說，絕不僅是失去一位干部那么簡單，而是會引發整個組織系統的松動。

榮毅仁深知熊向暉在公司內的分量。

自從他到任以來，黨組織體系迅速建立，機構權責梳理得以推進，他與自己分工明確、合作默契，堪稱“無聲勝有聲”的好搭檔。

如今這位搭檔要走，豈能輕易應允？

他沒有猶豫，提筆寫下一封措辭懇切、感情真摯的信，親自遞交給國務院總理。

信中言辭懇切：

“熊向暉同志到任九個月以來，為公司黨組織建設傾注大量心血，尤其在理順黨政關系、健全內部監督方面卓有成效。”

“我與他配合極為默契，深知他才干與經驗之不可替代，懇請中央暫緩批準其退休請求，給予中信公司以延續之力。”

寥寥數語，字字肺腑。榮毅仁雖是企業家出身，卻極少動情言辭，此次親自上書，足見情急之深，重視之切。

國務院收到來信后，高度重視。

最終，中央決定不予批準熊向暉的請辭，讓他繼續留任中信黨組書記職務。

熊向暉得知后，沉默片刻，輕輕點頭，組織既已決定，他便毫無二話。

他知道，這不是個人的去留問題，而是關系到整個中信公司組織根基的大事。

熊向暉回到辦公室后，照常開始工作。

幾天后，他專程拜訪榮毅仁，表達謝意，他說：

“這封信，我看到了，我會繼續堅持做好這份工作。”

榮毅仁擺擺手，語氣一如既往平和：

“我只是把事實說出來而已，留住你，是為了中信能走得更穩。”

二人之間，從未有過過多寒暄，卻有著一種比言語更深的默契。

他們在管理理念上互補，一個講實干，一個重制度，一個外圓內方，一個柔中帶剛。

正是在這樣的配合下，他們成功解決了中信公司早期最棘手的兩個問題，機構膨脹和權責不明。

兩人并肩作戰數年，中信公司逐步發展壯大，成為改革開放的標桿企業之一。

而他們之間這種“默契勝言語”的搭檔，也成為后來無數黨政企業合作的典范。

1985年，中央終于批準熊向暉辭去黨組書記一職，但他仍以副董事長身份留在中信，直到1989年才徹底卸任，功成身退。

而那封榮毅仁親筆寫就的挽留信，也隨時間沉入檔案館，成為共和國改革歷程中一頁靜默卻滾燙的篇章。

一位紅色特工，一位實業巨擘，他們沒有在硝煙戰場相識，卻在國家建設的和平年代，用信任、忠誠與智慧，共同捍衛了一個企業的制度與方向，也留下了“政企合作”的溫情典范。

而熊向輝，一顆紅心向黨，永遠發光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