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毛主席參加中央會議時，查看參會人員名單：怎么會有毛遠新

1954年冬，北京落了整夜的雪，積到腳踝。凌晨五點多，育英小學的宿舍樓還沒亮燈，12歲的毛遠新已經拎著鋁飯盒鉆出門。他得趕在早操前坐公交去中南海報到，因為“大伯”昨晚透過衛士囑咐——周末回家必須自己來，絕不準動公車。北風刮得臉生疼，他仍緊了緊圍巾：“這點苦不算啥，伯伯說的，干部子弟得先練硬骨頭。”這一幕，后來被中南海守門班長記在工作筆記里，成為毛澤東教育侄子的一個縮影。

時間往回撥三年。1951年秋，朱旦華帶著兒子進京開會，康克清一句“讓孩子去主席那兒待幾天”，把小遠新推進了毛家客廳。彼時毛岸英犧牲不久，屋里氣氛低沉。毛遠新還不知道“志愿軍烈士”這四個字意味著什么，他只覺得大伯笑得有點勉強。可沒過十分鐘，兩個孩子在榻榻米上掰手腕的叫喊聲就蓋住了沉悶，毛澤東端著茶碗站在門口，第一次露出真正的笑容。

自那以后，毛遠新周末常住進來，卻從未被特殊照顧。李訥坐小車去北大附小，他照舊擠公交回育英。“溫室花朵”四個字，毛澤東說出口就像釘子，釘在侄子心里。于是刮風下雪，他也堅持步行，鞋面裂口就拿麻線扎兩針。衛士曾提議送雙新棉鞋，被主席擺手拒了：“孩子腳板凍一凍沒壞處，記住群眾的冬天是什么味。”

學習成績，毛遠新不輸任何同學。育英小學畢業，他拿到101中學保送名額；1960年又被哈軍工提前錄取。高興地跑去毛主席臥室報喜，卻迎來一句：“保送沒多大能耐，考進去才算真本事。”一句話把侄子打回原點。他最終放棄保送，硬是考進清華。錄取通知送達的那晚，毛澤東合上書，抬頭對秘書說：“這才像潤蓮的骨血。”

大學寒假，毛遠新趕赴廣州向伯伯匯報。哈軍工同學勸他轉學，理由簡單：那里缺尖子生。毛澤東聽完并沒立刻點頭，只笑問：“陳賡收不收你？”一句話點醒侄子——去哪不重要，關鍵是能不能吃苦。幾天后，他背著行李北上松花江畔，重新注冊為哈軍工學員。課堂之外，他主動報名車工實習，機油蹭滿袖口，樂得合不攏嘴。

畢業分配時，組織準備把這名優等生送進國防科研所。毛澤東皺眉：“研究室空氣太溫和，新兵先去連隊蹲幾年。”最終，毛遠新穿上了沈陽軍區的軍裝，在風沙里同戰士一起住土坯房。有人疑惑堂侄是否受了委屈，他只說一句：“伯伯讓我來，我就來。”

1966年1月，他背著行李回京向毛主席告別，準備赴東北部隊任排長。臨行那晚，主席只交代一句話：“記住工人、農民的滋味，別忘了地圖上最冷的地方仍有人站崗。”話不重，卻像在他肩上壓了塊石頭。

兩年后，1968年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早到十分鐘，坐定后接過秘書遞來的參會人員名單。眼鏡剛扶穩，眉頭便擰起，“怎么會有毛遠新？”聲音不高，卻帶著明顯的不悅。秘書解釋：“他被提名中央委員。”毛澤東放下名單，拿筆狠狠一劃。外人只看到大筆鉤銷，卻未必讀懂背后的邏輯——干部越年輕，臺階就該爬得越扎實；侄子也是干部，理應如此。會后兩天，毛遠新在沈陽接到電話，通知暫緩進京。電話筒那頭，他只回答了兩個字：“遵命。”

此后幾年，中央常委名單反復調整，毛澤東不止一次把侄子的名字劃掉。有人議論“主席是否太苛刻”，但無論褒貶，一條原則沒變：遠新得先在基層摸爬滾打，否則早晚栽跟頭。毛遠新自己心里也明白，用他后來在支隊會議上的一句玩笑：“家里那位老人家怕我走得太快，會扭到腳。”

這段伯侄關系被外界解讀過無數版本，褒貶參半。可有一點始終清晰——毛澤東把對子侄的感情壓在紀律之下；毛遠新把對伯伯的敬重轉化為服從與歷練。1968年那支劃掉名字的筆，其實和1954年那雙被凍紅的小手是一脈相承：先做人，再做官，先懂人民，再談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