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碩博擴招一代：“科學立國”戰略失敗后的就業之痛

通過對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泡沫經濟時代中，教育、衛生、醫療等各個產業的詳盡分析，梳理日本多種社會問題形成的根源所在。

每一個問題都在結合中國讀者最關心的話題：

“醫生未來的待遇會更好還是更差？”

“生育率下降會影響教師就業嗎？”

“研究生擴招，報考人數下降，研究生還值得讀嗎？”

作為文化相近、軌跡相似的鄰國，日本的社會發展史，是最能給國人帶來思考和借鑒意義的發展史。

第六章日本碩博擴招一代

——日本碩博學歷貶值史：大擴招的教訓

2023年，作家阿部恭子的紀實文學《高學歷難民：失落的精英們》成為日本社會現象級作品，短短一年時間歷經4次加印。

這部聚焦“碩士與博士生存困境”的著作，通過田野調查與個人敘述，講述了20世紀90年代研究院倍增（大擴招）計劃后，100余萬擴招碩博學生在失落經濟時期下的凄慘境遇。通過將一個個血淋淋的個體命運與“擴招余波”結合，揭示了日本曾經那段碩博大擴招政策所留下的經驗與教訓。

那么時隔近40年，當重新回顧這段碩士擴招的歷史，給今天的我們留下了哪些啟示？

引子：自信的決策與研究院倍增計劃

1991年，相田洋編寫的《電子立國日本の自敘伝》（《電子立國日本自述》）出版，該書系統描寫了日本當時最成功的微電子產業，如何從60年代百廢待興，至70年代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彎道超車，再到80年代電子計算機血戰中獲勝的全過程。書籍出版的次年，便榮獲了日本文學的最高獎項之一的“文部大臣藝術獎”。

該書如此成功不僅是因為詳細記錄了日本微電子產業的發展歷程，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當時日本社會從上到下普遍存在的技術崇拜心態，即認為技術升級可以解決一切問題。80年代，日本產業在全球市場上風光無限，這種對技術進步的無限信心滲透到政府決策、企業經營和民眾觀念的方方面面。他們堅信，只要在技術領域保持領先，就能在全球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社會的全面進步。

由于該書的影響力過于巨大，同年NHK就上映了6集紀錄片《電子立國：日本的自傳》，開篇第一句話就是，“繼汽車之后，電子產品成為日本賺取外匯的又一大得力干將”。雖然彼時日本經濟已經陷入衰退的泥潭，日經指數接近腰斬，日本政府依然自信地認為這只是一輪短暫的經濟沖擊，技術的發展依然能夠推動日本社會的長期發展，而這種心態甚至深刻影響著頂層決策。

1991年末，日本一年一度的國民經濟白皮書發布，副標題竟然是“長期增長的條件”。面對連續15個月的經濟衰退與大幅下滑的房地產市場，通產省規劃中依然自信地宣布，日本至少還有5—10年的二次增長曲線。一時間日本全民信心爆棚，尋找下一個長期增長點成為當時熱議話題，而這甚至一度刺激了日經指數在年末的小幅反彈。

而就是在這種狂熱的氛圍中，政府提出以科技創新重新刺激經濟增長的科學立國戰略，其中擴招高學歷人才是該戰略的主要任務之一。政府篤信通過擴招高端人才復制80年代的產業優勢，日本可以迅速走出經濟衰退的沖擊。在此背景下，文部省啟動了一場為期多年的研究生擴招計劃。由于當時恰逢大學生失業潮，在就業難的背景下社會掀起了一場持續多年的考研熱，研究生報名人數僅4年就翻倍增長。但此后考研潮愈演愈烈，導致研究生出現過量供應。最高峰時日本國立大學畢業生考研比例竟然高達60%，雖然政府多次調整政策，但最終這場碩博大擴招卻演變成了學歷大貶值。

而這輪擴招就是至今都在日本教育史上飽受爭議的，平成三年（1991年）《研究院倍增計劃》。

根據文部科學省《學校基本調查》，大擴招后博士生就業率連續9年低于60%，以2007年為例，當年畢業的15973名博士中，僅有9167人找到工作，其中文科與社科類博士的就業率更是不足40%。而碩士就業率雖然略高于博士，但也依然遠低于同時期本科生就業率。

如今“高學歷貧窮”在日本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名詞，其與“女性貧窮”共同被稱為就業冰河時期兩大特殊性貧困群體，意指其貧困發生的原因具有時代的特殊性。許多高學歷者在畢業后只能從事低收入的臨時教師工作，年收入普遍低于200萬日元。他們掛著一紙高學歷文憑，卻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在碩士學歷貶值后，日本大學生考研讀博意愿大幅降低。

2021年文部省統計，選擇大學畢業后繼續攻讀研究生的比率僅為11.8%。如今日本本科生畢業就參加工作成為常態，由此可見這輪貶值對日本學生就業觀的影響之大。

那么當年的學生們到底經歷了什么，這輪碩博大擴招又是如何進行的？

一、擴招之初，過量的擴招人數與教育質量下滑

1992年日本啟動了泡沫后第一輪高等教育改革，放寬碩士招生限制成為改革的核心。擴招實施不到三年，碩士在校人數就從6萬暴增至10萬，后來這段時間被稱為碩士擴大化時期。

改革后各大學開設研究生課程的門檻被大幅降低。起初，社會對這一改革寄予厚望，認為這實現了學歷提升與人才儲備的雙贏局面，當年國民經濟白皮書更是將碩士擴招稱為日本科學立國戰略的重要支柱。那么被寄予厚望的大擴招計劃，最終是如何造成學歷大貶值的呢？

事實上，政策實施后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超額擴招與教育質量的嚴重下滑。

1.教育資本化失控（超額擴招現象）

倍增計劃推出時，政府規劃用10年時間將碩士人數增長至10萬人。但實際僅5年就已經超過原定的規劃擴招人數，最高峰時更是超過原定規劃的2倍還多。后來超額擴招導致的研究生供給過剩，也被認為是其學歷貶值的主要原因。

那么擴招為何嚴重超過規劃？

這是因為政策放寬后大量民間資本涌入大學投資，許多不具備研究生教學能力的私立大學也開始擴招。泡沫破裂后資本將教育視為一門好生意，因為經濟下行期間教育屬于剛需行業。此前私立大學設立研究院的門檻極高，如今門檻放開自然導致資本紛紛涌入。

據文部省統計，4年時間里，私立大學的碩士學院數量從170家暴漲至290家。當時甚至出現學院還在籌備，但招生工作已經在開展的奇觀。由于新建學院數量過快，各私立大學師資力量出現嚴重不足，為了爭奪有限的教師資源，教育界甚至出現了所謂“一億教授”的說法，意指私立大學邀請一位國立大學的教授，每年需要支付的報酬在一億日元以上。

1994年私立大學報名數突破3.2萬人，而當年總共只錄取了2萬人，這意味著即使最差的研究院都存在淘汰率。短短4年，私立大學在校人數就從不足2萬躍升至4.5萬人，由此可見這一輪擴張速度之快與研究生超額擴招的數量之大。

2.教育質量下滑

除了私立大學過度擴招以外，當時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研究生教育質量的飛速下滑。由于各大學都處于擴招狀態，教師數量完全跟不上碩士擴招速度。而這也導致了研究生教育質量的飛速下滑。文部省統計，擴招前全國研究院平均師生比例是1:2.7，擴招后僅三年就超過1:5。個別新成立研究生學院甚至出現一名導師同時負責10名學生的情況。

由于學生數量的急劇增加，導師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指導壓力，往往只能進行一些簡單的學術交流和建議，難以對學生的研究課題進行全面細致的把控。與此同時，很多學生選擇讀研更多是將其視為“經濟冰河時期”的就業緩沖地帶，而非出于對學術研究的熱愛和追求。

因為畢業過于輕松，社會將研究生學院稱為休閑之地，大大降低了大眾對研究生，尤其是私立大學研究生的認可度。后來這段時間也被稱為研究院寬松時期，意指其學歷含金量明顯低于大擴招以前。

至1996年日本私立大學碩士就業率跌破恐怖的60%，成為當時所有學歷段就業率最低的群體。可以說短短四年，日本私立大學碩士學歷就迎來致命的貶值。

二、擴招政策大調整，大學競爭化時期與從嚴考核

1996年日本社會已經意識到過度擴招帶來的危害。

研究生人數增長過快，擴招后學生的綜合素質出現明顯下滑。—1995年《日本教育白皮書》。

但面對愈演愈烈的大學生失業潮，當時日本陷入了兩難的選擇，如果停止碩士擴招，則原先海量的考研學生必將開始找工作，此時的就業市場根本無法容納如此多學生。文部省統計僅1996年一年就新增22萬失業大學生，而當年參加各大學碩士筆試人數高達11萬，可以說考研有效緩解了當時社會恐怖的就業壓力。在大擴招無法停止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996年提出研究生教育質量改革與博士擴招計劃。一方面，政府鼓勵研究生進行博士深造以延緩就業，此后又推出博士后支援計劃，最高峰是在讀博士數量達到7萬，博士后達到1.5萬，是擴招前的整整三倍。

其實日本啟動博士擴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1996年正處于“科學立國”戰略最關鍵時期，急需海量博士人才參與到基礎研究中。站在當時的決策角度思考，假設科學立國戰略成功，那么大擴招的人才都可以投入新興行業中。關于博士的情況后文再說，我們先說說日本是如何進行研究生教育質量改革的。

1.大學競爭時期—從嚴考核

當時政府通過引入大學間競爭制度，將高校經費從申請制改為競爭制，企圖通過競爭倒逼各大學提升學生的學術研究產出能力。此后高校間迅速形成馬太效應，不具備科研能力的私立大學逐漸被市場淘汰。這一改革效果也是立竿見影，從1996年開始各大學論文總量連續3年增長超過10%。

但對于國立大學的在校學生來說，這一改革則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問題，那就是其畢業門檻被大幅度提高，各國立大學為了競爭經費，紛紛對學生提出極為嚴苛的畢業論文要求。這導致許多學生無法按時完成學業，只能選擇延時畢業。

根據文部省數據，質量改革前碩士的平均延畢率在8%以下，但改革后最高達到了17%。同時各國立大學每年還有約2000人選擇退學，90年代因為考研人數眾多，優質的國立大學考研競爭十分激烈，不到萬不得已幾乎不會有人選擇退學。

可見這一輪質量改革對學生畢業難度要求之高。

2.教授的無情壓榨

但其實除了畢業難以外，當時的學生還面臨一大問題，那就是教授們的無情壓榨。由于日本高校采用教授負責制，教授對學院內所有學生去留問題都有一票裁定權，導致教授權力極大。

學生們想要專心進行科學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文部省統計1998年研究生實際科研時間僅占53%，剩下時間都在處理非科研事項。一邊是艱難的畢業論文，一邊是教授的無情壓榨，研究生與博士們幾乎都處于嚴重過勞狀態。

當時社會將這種畸形的導師制度稱為“主公與家臣”的關系。2003年，電視劇《白色巨塔》上映。這部作品表面講述日本醫學院殘酷權力等級制度，實則是影射當時各國立大學教授群體生存現狀，馬上引發社會熱議。“本該是科研的象牙塔的大學為何淪為泯滅人性的白色巨塔”成為當時的討論焦點。而該劇影響力之大甚至創下收視紀錄，可見日本社會對這一問題的關注。

三、“科學立國”戰略失敗后的就業之痛

在競爭如此激烈環境中考上碩博，又艱難畢業的學生們，他們的就業狀況究竟如何呢？讓人遺憾的是，就業之痛才是這批學生們命運最殘酷的考驗，這也正是“研究院倍增計劃”至今都在日本飽受爭議的原因。

在這里，我們需要再回顧下這輪碩士擴招的歷史背景，1991年當政府提出擴招政策時，是基于10年后“科學立國”戰略成功，日本爆發大量新興產業需要海量碩士與博士的人才設想。但2001年正值日本陷入最艱難的超級就業冰河時期，“科學立國”戰略不僅沒有成功，反而在90年代后期那場著名的芯片戰爭中慘遭失敗。這一系列挫敗導致大量擴招的人才，根本沒有派上用場，就已經面臨了貶值的危機。

1.隱形難民，100萬余擴招的碩博學生

“科學立國”戰略失敗后，日本社會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那就是大擴招期間產生的100余萬研究生與博士如何安置。這批高學歷人才因年齡劣勢很難在就業市場找到工作。他們究竟遭遇了什么？

（1）科研機構法人化沖擊

1999年日本遭受了泡沫破裂以后的第二次經濟沖擊。當年因為財政負擔難以維持過量的研發支出，日本啟動了國立科研機構法人化改革，改革后原由政府扶持的科研機構開始自負盈虧，各大科研機構實施人員降本增效。此前各大科研機構一直是日本研究生的主要就業渠道，這輪縮招導致國立大學研究生就業率首次跌破70%。

（2）高校縮編潮

2000年政府開始調整科研扶持政策。在前一年日本半導體市場份額被韓國超越后，基本已宣告第一次“科學立國”戰略失敗。此后政府宣布只對通信等四個產業進行經費扶持，放棄了此前全學科扶持的戰略。2002年政府科研經費開始減少，各大高校開始縮減人員編制，由于高校與研究機構同時縮減編制，當年博士與研究生就業率雙雙跌破60%，這批大齡博士與研究生被迫成為“高學歷窮忙族”。

而更糟糕的是，政府于2004年宣布對高校實施經費管控改革，此后每年的高校經費都要比上年減少1%。大量依附高校的機構被裁撤，碩博學歷的失業人數進一步增加。機構裁撤潮中很多高學歷者已經超過35歲，中年失業的痛苦想必今天的你我都感同身受。

（3）企業支援計劃失敗

2002年開始，政府啟動了企業支援計劃協助研究生與博士就業。政府給予一定獎勵，鼓勵企業雇傭研究生與博士搞研發，獎勵最高時期每雇傭一名博士可以獎勵企業500萬日元。但現金獎勵也沒有換來企業的雇傭，2004年文部省調查數據顯示，只有15%的企業愿意雇傭博士與研究生。因為經過10年的經濟衰退與破產潮的洗禮，多數企業都處于戰略收縮階段，對于研發創新的投入十分謹慎，因此企業沒有意愿雇傭太多的研究型人才。當時正是勞務派遣最嚴重的時期，找不到工作的碩士博士，很多只能淪為派遣員工，與本科生甚至高中生拿著相同的薪水。而不愿從事派遣員工的高學歷者，則只能返回高校從事低薪的臨時教師，以期待有一天可以轉正，繼續干回自己熱愛的科研工作。

但這一天終究沒有到來。

2.就業冰河時期特別援助

2005年為了應對經費縮減潮，日本各高校開始對臨時教師制度進行改革。改革后臨時教師不再有轉正機會，所有合同都是一年一簽，按照上課次數付費，其工資待遇與穩定性甚至低于就業市場的派遣員工。據2005年文部省統計，臨時教師每節課的平均酬金在2萬日元左右。為了增加課時，他們不得不同時在幾所大學兼職任教。即便如此，臨時教師的全年收入也往往不到全職正式教師工資的30%，許多人甚至同時在便利店打工，過著白天在大學教書，晚上在便利店上班的生活。根據文部省2007年統計，臨時教師的年收入普遍低于200萬日元，屬于日本的絕對貧困群體。而當時日本有整整16.8萬臨時教師（全教育口徑），其中73%都是35歲以下的碩士與博士生。2010年日本啟動就業冰河時期特別援助，高學歷的臨時教師成了主要援助群體。

就此他們中的很多人掛著一紙高學歷文憑，卻在臨時教師制度中逐漸走向貧窮。從2007年以后日本大學生開始拒絕讀研考博，日本曾經穩居世界第三的科研體系走向崩塌。

尾記：32年的輪回

1992年，日本政府開啟“研究院倍增計劃”。

2002年，隨著政府科研經費開始減少，這場持續了十余年的碩博大躍進畫下句號。日本政府于當年宣布“研究院倍增計劃”基本結束，此后各國立大學碩博人數開始逐漸回落。

“研究院倍增計劃”結束后，日本政府未再對該計劃發表過任何評價。直到2018年，文部省首次承認日本科研處于衰退時，才對90年代“研究院倍增計劃”進行反思，90年代初對于經濟復蘇的過度樂觀，導致未能控制好碩博擴招比例，是以后同類計劃必須檢討的部分。

回望這一代擴招的碩博學生，他們一度是日本90年代最優秀的一群人，在失業潮的洪流中艱難上岸，又在高壓環境下成功畢業。但個人的努力又怎能敵過時代的洪流。最終他們的命運只能隨著日本經濟的持續衰退走向沉淪。

2010年以后隨著日本經濟的恢復，企業與科研機構開始逐漸恢復對科研的投入。此后研究生就業率開始回升。但起薪基本已經與本科生保持一致。2020年以后由于經濟的持續向好，日本社會開始釋放大量研究生與博士招聘需求。2024年日本再次提出博士擴招計劃，這一次政府希望在20年間將博士人數增長2倍。

而此時距離上一輪碩博大擴招已經過去了整整32年。

日本為何產生“博士遠離”現象

自2003年“科學立國”戰略失敗后，日本博士人數就處于持續下跌狀態。博士入學人數從2003年最高的1.8萬下跌至1.4萬，更糟糕的是，這1.4萬人里還有43%的在職人士與16%的外國學生，碩士直升博士人數只有40%，而在2003年83%的博士都是碩士直升。

如今的博士課程已經淪為職場學歷鍍金的場所，社會普遍認為只有找不到工作的人才會去讀博士，而這種現象被稱為“博士離れ”（博士遠離），意指博士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長期面臨就業率低于本科生的困境。而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除了“科學立國”戰略失敗以外，從1996年開始的博士擴招政策也在推波助瀾。那么博士的政策究竟是如何演變的，又是如何導致博士遠離現象？

1.萬博計劃

1996年的“一萬博后計劃”是日本博士擴招的起始點，當年《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提出，為提升日本的科學研究水平，需要在2000年實現培養10000名博士后的目標。計劃推出后國立大學迅速擴大了博士與博士后人才規模，最終在1999年提前完成，比原定提前一年。

但該計劃卻產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大量博士無法對口就業。由于只強調就讀人數與畢業人數，各大高校在擴大招生規模的同時，并未充分考慮市場需求和就業環境的變化，將擴招重點放在了當時所謂前沿的腦科學與超級材料領域（因為同年日本推出前沿工程計劃，研發總投入達到14.4萬億日元），產生了大量“無駄博士”（無用博士）。

許多所謂前沿領域的博士不得不接受低薪、非專業對口的職位，不僅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浪費，也造成了博士的嚴重過剩。而同時期日本政府也忽視了對于博士就業的配套的制度以及經濟支持，甚至還在其中火上澆油。1997年頒布了《大學教師任期法》，開始在大學中推廣任期制，大學將退休教師的崗位回收并進行削減或重新分配的現象增多，博士留校難度也加大。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很快從“無用博士與博士過剩”向“博士就業難”的情況轉變。21世紀初，日本網絡出現《百名博士之村》的故事，渲染了一批博士人才的悲慘生活。

之后又有《高學歷窮忙族》一書問世，講述許多博士畢業生難以進入一流企業就業，甚至淪為未就業或從事非正式職業的窘境。

2.財政壓迫下的改革

1996年日本啟動博士擴招之時，可能連政策制定者都不能預料到此后急轉直下的經濟環境。當第一批擴招博士生尚未畢業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便如巨浪般拍碎日本出口導向的經濟支柱，連續兩年GDP都出現超過1%的負增長。至2001年小泉政府上臺之時，面對龐大的赤字，內閣提出在教育界實施“沒有禁區的改革”，也就是后來的大學結構改革。其中最重要的舉措就是促進國立與公立大學的重組，大幅減少大學數量，而這進一步減少了招聘新教師數量。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當時已經進行國立科研機構獨立法人改革，2001年僅三大國立研究院之一的產業技術綜合研究院就裁員900人。許多原本就難以維持的科研項目和研究崗位被迫削減或取消，這使得博士畢業生就業更加艱難。

鑒于科研機構與大學都已經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政府于2001年提出推動科研人才進入企業界的構想，并在此后兩年推出多項政府補貼計劃，而這就是“博士企業支援計劃”。然而該政策的推出不僅沒有降低博士的失業率，反而進一步增加了博士入學人數。

一方面，企業對于雇傭博士生的積極性依然不高。因為在經濟形勢不佳、企業自身經營壓力較大的情況下，企業更傾向于招聘具有實際工作經驗、能夠迅速投入工作并創造價值的人員，而不是高學歷但缺乏實踐經驗的博士生。博士生的培養成本相對較高，企業擔心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所以即使有政府補貼，企業在招聘博士生時仍然持謹慎態度。

然而企業支援計劃在另一方面卻對學生群體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反而吸引了更多研究生去讀博士。這其中有兩個原因：第一是部分學生機械地認為在企業支援計劃的補貼下，博士生會比碩士生更容易找到工作；第二則是由于當時嚴峻的失業潮，碩士的就業率也不足65%，很多學生認為反正也找不到滿意的工作，不如進一步深造讀博，一方面可以暫時避開就業壓力，另一方面也期望通過提高學歷在未來獲得更好的就業機會。在這種思想作祟下，日本博士的入學人數在2003年達到了歷史最高的1.8萬人，與此同時，日本博士的就業率卻也跌到了歷史最低的54.4%。

3.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

而2004年政府實施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又將博士留校就業的最后一扇門給關上。法人化改革之后，文部省對科研經費按照每年強制下降1%的比例削減。到了后期，部分大學的人均科研經費竟低至50萬日元，這般微薄的資金，幾乎僅能維持電費和復印費的支出。國家對各大學的財政撥款逐漸減少的同時，大學教授的退休年齡卻被延長，這導致各大學陷入了捉襟見肘的境地，鮮少有充足的經費用于招聘青年教師。在這種背景下，東京出現過300:1，甚至400:1的大學教師應聘比例，而這也是前文提到為何有如此巨量大學臨時教師存在的原因。

最終在持續多年的低就業率與嚴重過剩的供應矛盾下，日本博士遠離問題就此被引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