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鷹律師：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與故意殺人的區別

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與故意殺人罪是刑法中兩個重要的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權的罪名，二者在犯罪構成、主觀故意和量刑上存在顯著區別，司法實踐中也常出現控辯雙方對罪名認定的爭議。一、 兩罪定罪量刑的核心區別兩罪的根本區別在于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內容不同，這直接決定了罪名的認定和刑罰的輕重。（一）主觀故意不同故意殺人罪：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無論是希望（直接故意）還是放任（間接故意）死亡結果的發生。例如，明知用刀捅刺他人胸腹部可能導致死亡，仍實施該行為并放任結果發生，即構成（間接）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行為人主觀上只有損害他人身體健康的故意，對死亡結果的發生既不希望也不放任，通常屬于過失。也就是說，死亡結果是行為人意料之外的，違背其本意的。（二）客觀行為與結果的關聯性不同雖然兩罪都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結果，但行為與結果的因果關系在行為人主觀層面的評價不同。故意殺人中，死亡結果是行為人主觀追求或放任的；而故意傷害致人死亡中，死亡結果是行為人過失造成的。（三）量刑檔次與刑罰輕重不同故意殺人罪：根據《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意味著，對于情節較輕的故意殺人（如防衛過當、義憤殺人等），量刑起點可以低至三年有期徒刑。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根據《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該條款沒有單獨規定“情節較輕”的量刑檔次，這意味著一旦認定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在沒有法定減輕情節的情況下，起刑點即為十年有期徒刑。這種立法差異導致了一個司法實踐中的困境：在某些被害人有過錯、行為人主觀惡性不大的案件中，認定為“情節較輕”的故意殺人罪，量刑可能反而比認定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更輕，出現了“重罪輕判、輕罪重判”的處罰倒掛現象，有違罪刑相適應原則。因此，有司法觀點呼吁在故意傷害致人死亡中增設“情節較輕”的量刑檔次。二、 司法實踐中區分兩罪的關鍵要素在具體案件中，當行為人拒不供認或供述模糊時，判斷其主觀故意必須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綜合全案證據進行分析。主要考察因素包括：案件的起因與雙方關系，是積怨已久、預謀殺人，還是因瑣事突發沖突、一時激憤？犯罪工具與打擊部，使用的是否是致命兇器？是否特意選擇心臟、頸部、頭部等要害部位進行攻擊？打擊力度與行為節制，行為是否兇狠、有無節制？在被害人失去反抗能力后是否繼續加害？案發時間、地點與環境，是預謀選擇偏僻地點，還是在公開場合突發？犯罪后的態度與表現，行為人是積極施救、報警，還是逃離現場、漠不關心？行為人的一貫表現，是平時遵紀守法，還是目無法紀、動輒行兇？對于“動輒行兇、不計后果”的突發性案件，司法實踐中通常遵循“結果論”的傾向，即按實際造成的損害結果定罪：造成死亡結果的，按（間接）故意殺人論處；造成傷害結果的，按故意傷害論處。三、 指控故意殺人被認定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案例以下是2個檢察機關以故意殺人罪起訴，但法院最終認定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的典型案例：案例一：王某1故意傷害案基本案情：被告人王某1與被害人王某2系工友，酒后因瑣事發生口角，王某1遭王某2等人毆打后，返回宿舍取刀，在廝打中刺中王某2腿部（腘窩）致其動脈破裂死亡。控辯觀點：公訴機關指控構成故意殺人罪。被告人及辯護人辯稱只想傷害，無殺人故意。法院認為，雙方平日無矛盾，案發起因系酒后沖突；從客觀行為看，王某1持刀傷害的是被害人腿部而非要害部位，反映出其在加害部位上有一定選擇性，對要害部位有避讓意識，說明其主觀上缺乏追求或放任被害人死亡的主觀故意。因此，其行為更符合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的構成要件。判決結果：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案例二：張某故意傷害案（夫妻糾紛案）基本案情：被告人張某因家庭瑣事（妻子私自拿錢）與妻子吳某發生爭吵撕打，張某用鐵錘擊打吳某頭部數下致其重傷（后經搶救未死亡）。案發后，張某將哭鬧的孩子帶至姐姐家，并請求姐姐報警和叫救護車。案件爭議：審理中存在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兩種觀點。最終認定理由：法院采納了故意傷害的觀點。理由包括：1. 雙方系夫妻，平日感情較好，無深仇大恨；2. 犯罪動機系因家庭小事一時沖動，不符合常理殺人；3. 案發后表現是關鍵：張某雖未當場施救（因孩子哭鬧），但主動將犯罪事實告知家人并要求報警和叫救護車，其后續行為與被害人得到救助有因果關系，表明其主觀上并非追求或放任死亡結果。判決結果：本案造成重傷結果，故以故意傷害罪定罪量刑（文中未列明具體刑期）。一個相反認定的案例作為對比，卜某故意殺人案則展示了相反的情形。被告人卜某因瑣事持刀捅刺被害人胸、腹部兩刀致其死亡。一審、二審法院均未采納其“只想傷害”的辯解和辯護人關于定故意傷害罪的意見。法院認為，卜某作為成年人，應當知道捅刺胸腹部可能致人死亡，仍實施該行為并放任結果發生，具有殺人的間接故意，故構成故意殺人罪，最終判處無期徒刑。此案凸顯了打擊要害部位且行為無節制時，對放任死亡結果的間接故意的認定。總之，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與故意殺人罪的區分，核心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司法認定需綜合全案主客觀情況判斷。目前立法上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缺少“情節較輕”的量刑檔次，可能導致在某些案件中出現量刑不均衡的問題。在具體案件中，犯罪工具、打擊部位、行為節制性以及案發前后表現等，都是判斷主觀故意的重要依據。

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與故意殺人罪是刑法中兩個重要的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權的罪名，二者在犯罪構成、主觀故意和量刑上存在顯著區別，司法實踐中也常出現控辯雙方對罪名認定的爭議。

一、 兩罪定罪量刑的核心區別

兩罪的根本區別在于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內容不同，這直接決定了罪名的認定和刑罰的輕重。

（一）主觀故意不同

故意殺人罪：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無論是希望（直接故意）還是放任（間接故意）死亡結果的發生。例如，明知用刀捅刺他人胸腹部可能導致死亡，仍實施該行為并放任結果發生，即構成（間接）故意殺人。

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行為人主觀上只有損害他人身體健康的故意，對死亡結果的發生既不希望也不放任，通常屬于過失。也就是說，死亡結果是行為人意料之外的，違背其本意的。

（二）客觀行為與結果的關聯性不同

雖然兩罪都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結果，但行為與結果的因果關系在行為人主觀層面的評價不同。故意殺人中，死亡結果是行為人主觀追求或放任的；而故意傷害致人死亡中，死亡結果是行為人過失造成的。

（三）量刑檔次與刑罰輕重不同

故意殺人罪：根據《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意味著，對于情節較輕的故意殺人（如防衛過當、義憤殺人等），量刑起點可以低至三年有期徒刑。

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根據《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該條款沒有單獨規定“情節較輕”的量刑檔次，這意味著一旦認定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在沒有法定減輕情節的情況下，起刑點即為十年有期徒刑。

這種立法差異導致了一個司法實踐中的困境：在某些被害人有過錯、行為人主觀惡性不大的案件中，認定為“情節較輕”的故意殺人罪，量刑可能反而比認定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更輕，出現了“重罪輕判、輕罪重判”的處罰倒掛現象，有違罪刑相適應原則。因此，有司法觀點呼吁在故意傷害致人死亡中增設“情節較輕”的量刑檔次。

二、 司法實踐中區分兩罪的關鍵要素

在具體案件中，當行為人拒不供認或供述模糊時，判斷其主觀故意必須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綜合全案證據進行分析。主要考察因素包括：

案件的起因與雙方關系，是積怨已久、預謀殺人，還是因瑣事突發沖突、一時激憤？

犯罪工具與打擊部，使用的是否是致命兇器？是否特意選擇心臟、頸部、頭部等要害部位進行攻擊？

打擊力度與行為節制，行為是否兇狠、有無節制？在被害人失去反抗能力后是否繼續加害？

案發時間、地點與環境，是預謀選擇偏僻地點，還是在公開場合突發？

犯罪后的態度與表現，行為人是積極施救、報警，還是逃離現場、漠不關心？

行為人的一貫表現，是平時遵紀守法，還是目無法紀、動輒行兇？

對于“動輒行兇、不計后果”的突發性案件，司法實踐中通常遵循“結果論”的傾向，即按實際造成的損害結果定罪：造成死亡結果的，按（間接）故意殺人論處；造成傷害結果的，按故意傷害論處。

三、 指控故意殺人被認定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案例

以下是2個檢察機關以故意殺人罪起訴，但法院最終認定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的典型案例：

案例一：王某1故意傷害案

基本案情：被告人王某1與被害人王某2系工友，酒后因瑣事發生口角，王某1遭王某2等人毆打后，返回宿舍取刀，在廝打中刺中王某2腿部（腘窩）致其動脈破裂死亡。

控辯觀點：公訴機關指控構成故意殺人罪。被告人及辯護人辯稱只想傷害，無殺人故意。

法院認為，雙方平日無矛盾，案發起因系酒后沖突；從客觀行為看，王某1持刀傷害的是被害人腿部而非要害部位，反映出其在加害部位上有一定選擇性，對要害部位有避讓意識，說明其主觀上缺乏追求或放任被害人死亡的主觀故意。因此，其行為更符合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的構成要件。

判決結果：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案例二：張某故意傷害案（夫妻糾紛案）

基本案情：被告人張某因家庭瑣事（妻子私自拿錢）與妻子吳某發生爭吵撕打，張某用鐵錘擊打吳某頭部數下致其重傷（后經搶救未死亡）。案發后，張某將哭鬧的孩子帶至姐姐家，并請求姐姐報警和叫救護車。

案件爭議：審理中存在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兩種觀點。

最終認定理由：法院采納了故意傷害的觀點。理由包括：1. 雙方系夫妻，平日感情較好，無深仇大恨；2. 犯罪動機系因家庭小事一時沖動，不符合常理殺人；3. 案發后表現是關鍵：張某雖未當場施救（因孩子哭鬧），但主動將犯罪事實告知家人并要求報警和叫救護車，其后續行為與被害人得到救助有因果關系，表明其主觀上并非追求或放任死亡結果。

判決結果：本案造成重傷結果，故以故意傷害罪定罪量刑（文中未列明具體刑期）。

一個相反認定的案例

作為對比，卜某故意殺人案則展示了相反的情形。被告人卜某因瑣事持刀捅刺被害人胸、腹部兩刀致其死亡。一審、二審法院均未采納其“只想傷害”的辯解和辯護人關于定故意傷害罪的意見。法院認為，卜某作為成年人，應當知道捅刺胸腹部可能致人死亡，仍實施該行為并放任結果發生，具有殺人的間接故意，故構成故意殺人罪，最終判處無期徒刑。此案凸顯了打擊要害部位且行為無節制時，對放任死亡結果的間接故意的認定。

總之，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與故意殺人罪的區分，核心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司法認定需綜合全案主客觀情況判斷。目前立法上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缺少“情節較輕”的量刑檔次，可能導致在某些案件中出現量刑不均衡的問題。在具體案件中，犯罪工具、打擊部位、行為節制性以及案發前后表現等，都是判斷主觀故意的重要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