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前院長的家：滿屋的“胡平雅藏”，卻說自己不收藏？

近日，一段實名舉報視頻在網絡上掀起軒然大波，直指國內文博體系深處可能存在的暗流。

南京博物院典藏部退休老職工郭禮典，手持工作證，以平靜卻極具力量的姿態，揭開了對前院長徐湖平的一系列指控。視頻中并無激烈的肢體語言與情緒宣泄，但每一句陳述，都如同精準的手術刀，剖向文博管理可能存在的積弊核心。

郭禮典的舉報聚焦于三個關鍵操作，環環相扣，勾勒出一條令人驚心的潛在路徑：其一，“撕封條”——指稱在任者無視程序，擅自處理承載歷史印記的抗戰時期文物保管箱封條，甚至未待國家文物局批文；其二，“定贗品”——質疑權威專家輕易將故宮級別館藏真品定性為贗品，完成了關鍵的“身份轉換”；其三，“走暗門”——指控這些被“降格”的文物，通過其主管的文物商店低價流轉，進而進入關聯拍賣公司，最終漂洋過海，成為海外藏家與商人的囊中之物。官窯重器、傳世孤品、名家真跡，或許就在這套“組合拳”下，悄然褪去國寶光環，化作了隱秘賬戶上冰冷的數字。

更為嚴峻的指控是，舉報稱，為規避文物清查盤點可能暴露的問題，相關責任人甚至長期阻撓故宮南遷文物的歸還進程——非不愿還，而是不敢還，怕“一還就露餡”。國寶歸家之路，竟可能成為掩蓋問題的障礙，這無疑是對文物保護初衷的莫大諷刺。

回應與“巧合”：簽名、訪談與滿墻風雅

面對洶涌的輿論，尤其是涉及具體藏品《江南春》畫卷的爭議，處于風暴眼的徐湖平前院長作出了回應：此事未經其手，自己不懂鑒定，一切以調查結果為準。然而，互聯網時代的信息留痕，常讓“選擇性遺忘”無所遁形。

有網友檢索出一份1997年的關鍵文件——“撥交省文物商店剔除品書畫”清單，在院長簽字欄位，清晰可見“徐湖平”三字筆跡。這與此前“不懂鑒定”、“未經我手”的表述，形成了耐人尋味的對照。文件的真實性有待考證，但它無疑將公眾的質疑引向了更深處。

面對網上實名舉報，最近，徐院長自己跳出來回應了。視頻中，徐前院長面容和煦，侃侃而談。

然而，觀眾的視線迅速被其身后背景牢牢吸引：那并非一面普通的墻，而儼然是一座精心布置的“私人雅室”。兩個釉色瑩潤、器形端莊的瓷瓶靜立，其風采令不少屏幕前的文玩愛好者心頭一凜。盡管僅憑影像無法論斷真偽，但其所處環境與持有者身份，難免引發無限遐想。

鏡頭稍移，更為豐富的景致映入眼簾：書柜中、墻壁上、案幾旁，各類文玩器物琳瑯滿目。其中，多幅字畫作品落款清晰可見“湖平”二字，疑似官窯的瓷器與其他難以名狀的老物件穿插其間，共同營造出一種深厚的“收藏”氛圍。此情此景，與多年前一家權威媒體為徐湖平所做專題報道的標題，形成了極具戲劇性的反差。那篇報道的標題赫然寫著——《徐湖平：不收藏，不鑒定，不介入藏品交易》。報道中，這“三不”原則被表述為其堅守的職業底線與操守。

“底線”之問：原則在何處失守？

一面是公開宣稱的“不收藏”底線，一面是私人空間內滿目的“湖平”風雅，強烈的對比催生出一連串無法回避的詰問：

倘若真如所言“不收藏”，那么這滿室精心陳列、落款其名的字畫，從何而來？是機緣巧合的獲贈，還是另有淵源的寄存？

倘若“不收藏”是鐵律，那些氣質不凡、即便非真亦屬精工的瓷器與器物，又該如何解釋其匯聚一室的緣由？

是否存在著一種危險的邏輯：凡經某些渠道認定或需要其為“贗品”之物，便可繞開“收藏”的界定，從而合理合法地進入私人空間？

抑或，在某種語境下，“收藏”二字的定義本身，就具備了令人玩味的彈性？

更有甚者，試圖以“此處非其家”作為辯解。然而，退一步言，即便此空間非其日常居所，墻上那些指名道姓、題贈“湖平”的作品又作何解？難道全國的書畫藝術家們，皆不約而同地將情誼與墨寶饋贈于同名者？此種概率，恐怕比博物館庫房盡藏仿品更為渺茫。因此，空間的主人身份與“不收藏”宣言之間的根本矛盾，已難以消弭。

一位曾執掌數十萬件國之瑰寶的博物院院長，一面在公眾面前樹立起清廉自守、遠離市場的形象，一面卻在私人天地里坐擁一片與職業身份高度敏感關聯的“雅藏”。這幕現實圖景所蘊含的諷刺意味，遠超任何虛構的藝術作品。它擊中的，是公眾對文物守護者最基本的信任期待。

反思與期盼：守護文明，需以清白為基

郭禮典老先生的舉報，其真偽與細節，亟待權威、獨立、透明的調查組予以徹查并公布結論，絕非被舉報者幾句自辯便可定論。

文物，是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歷史的無聲證人，絕非任何個人的私產，更不容成為權力尋租或利益交換的籌碼。文博系統的權威與公信力，建立在每一道程序的嚴謹、每一次鑒定的審慎、每一份管理的透明之上。撕開的封條、翻轉的真贗、隱秘的通道，若屬實，所損害的不僅是具體文物的安全，更是整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根基。

公眾的激憤與追問，并非針對個人，而是源于對國寶深沉的關愛與對制度漏洞的深切憂慮。文博領域的“碩鼠”若存，必須依法嚴懲，以儆效尤。我們不能總在國寶流失、無可挽回之后，才痛定思痛，高喊加強管理。

文章至此，凝為三點心聲：

第一，文物屬于國家，屬于民族，屬于子孫后代。守護者的職責是傳承與保全，任何將其視為私有財貨或經營資本的行為，都是對歷史的背叛。

第二，退休老職工的勇氣發聲，是守望文化良知的可貴力量。舉報是否屬實，應由徹底、公開、公正的調查來判斷，絕不能讓“自查自糾”流于形式，或讓關鍵證據湮沒于時間。

第三，文博系統的清廉與專業，是文化遺產安全的生命線。唯有扎緊制度的籬笆，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每一件文物的流轉都有跡可循、經得起檢驗，才能從根本上杜絕暗箱操作，讓“徐湖平們”的“三不”底線，真正成為所有從業者不敢逾越、不能逾越的紅線。

那些將歷史封條視若無物、將國之重器玩弄于股掌、將職業底線當作遮羞布的人，應當銘記：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人間有秤，斤兩分明。文博凈土，不容蠹蟲；文明薪火，需以清白之心傳遞。此案何去何從，公眾拭目以待，歷史亦將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