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女子戰爭期間生下兩個孩子:每天只吃一根黃瓜,孩子僅4斤重
2023年10月戰爭爆發時,哈迪爾·阿爾·格爾巴維已懷孕七個月。在此之前,這位26歲的準媽媽為兒子的降生做了細致周全的準備。由于是高危妊娠,她每月看兩次醫生,定期做超聲波檢查并服用維生素。“我注重所有細節,”她說。
她當時住在加沙城東部,靠近以色列邊境。考慮到懷孕會使快速行動變得困難,戰爭第一天她就決定前往加沙城西部的父母家。“我以為只是幾天時間,之后就會回去。”
自那以后,這個家庭已流離失所13次,她與丈夫共同居住的房屋也已被毀。
10月下旬,距離預產期大約還有五周時,格爾巴維身處加沙城一棟居民樓遭以色列大規模空襲的現場附近。“感覺像地震一樣,”她回憶道。她逃往希法醫院,那里每個角落都擠滿了流離失所者。使用衛生間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無法忘記那個夜晚的恐怖,”她說。那里有一個存放身份不明遺體的地方,還有一個裝人體殘肢的桶。據報道,那次空襲造成超過100人死亡。格爾巴維記得那股氣味。“我無法忍受。我當時懷著孕。我感到惡心……愿上帝憐憫那些遇難者。”
格爾巴維和丈夫認為,前往南部分娩會更安全。在流離失所者營地,使用衛生間仍然是一場噩夢。她經常需要在夜間叫醒一個人陪她去。
由于害怕自然分娩——因為找到交通工具會很困難,尤其是在夜間——她請求汗尤尼斯市納賽爾醫院的醫生為她引產。分娩過程中,附近建筑遭到襲擊,她擔心恐慌和混亂會導致自己的孩子被抱錯,于是讓母親在一旁看守。她描述當時的感覺是“恐懼,難以忍受的恐懼”。
賈瓦德出生后,阿爾·格爾巴維搬進了一間出租公寓,與30個人同睡一屋。她找不到止痛藥來處理縫合傷口,只能在夜間默默忍受疼痛,以免吵醒他人。她認為自己當時還患有產后抑郁。“我臉色蒼白,身體虛弱無力,頭發也在脫落。”
幾個月后,他們搬進了帳篷。“那是我第一次住帳篷,”她苦澀地說,“到處都是沙子和昆蟲。”她時刻擔心賈瓦德被蟲子叮咬。夜晚她抱著他入睡,頻繁醒來確認孩子是否還活著——她聽說過新生兒被凍死的事。
隨后,在賈瓦德九個月大時,阿爾·格爾巴維發現自己再次懷孕。“起初我感到震驚和沮喪,”她說,“住在帳篷里,我怎么能再把一個孩子帶到這個世界?”
2025年1月的停火協議帶來了短暫的希望。“我無法形容當時有多高興,”她說。盡管處于孕早期且眾人勸阻,她仍堅持步行返回北部的公寓。她和丈夫在沿海公路的人行道上坐了一整夜,忍受著寒冷等待檢查站開放。最終,他們回到了家,看到了賈瓦德的藍色房間和她在戰前懸掛的裝飾品。
他們在那里度過了六周,并開始為分娩做準備。3月18日,以色列打破停火協議,他們不得不再次撤離。他們的房屋后來被摧毀。
這次懷孕遠比上一次艱難,整個孕期都在戰爭中度過。她說最難以忍受的是饑餓。“有些日子我一整天只能吃到一根黃瓜。”她為腹中胎兒擔憂,看著賈瓦德哭著要食物時更是心碎。“ Nanna, nanna(食物),”孩子總是這樣喊著。每當有食物時,她都會把自己的那份給他。“我別無選擇。”
“空襲、缺乏安全、沒有隱私、住在帳篷里——所有這些都很艱難,但饑荒是最痛苦的,”她說,“你會因為饑餓又找不到任何食物而哭著入睡。”
聯合國調查發現,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造成大規模平民傷亡和危及生命的條件,這些行為“符合種族滅絕的特征”,包括“將饑餓作為戰爭手段”。
臨近預產期時,她決定搬回父母家附近,那里有配備保溫箱的醫院。她要求像上次一樣進行引產,但醫院已擠滿緊急病例,醫生安慰她可以自然分娩。
一天夜里,她的宮縮開始了。她不想打擾那些“一整天沒吃東西”正在睡覺的家人,于是在叫醒母親之前先叫了救護車。她的丈夫當時在南方。宮縮每五分鐘一次,她走下了五層樓。大樓停電,電梯無法使用。幾分鐘后,她在救護車上生下了一個男孩,取名法里斯。
法里斯體重僅2公斤。格爾巴維將此歸因于饑餓,并表示孩子至今仍然瘦小。
在醫院里,她的床上有血跡。護士告訴她沒有麻醉劑,只能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縫合傷口。她說“那種疼痛難以忍受”。
醫院需要床位。精疲力盡、疼痛難忍的格爾巴維不得不坐在椅子上,直到觀察期結束。尋找返回父母公寓的交通工具非常困難。他們最終找到一輛能載他們半程的公交車。分娩五小時后,格爾巴維走回了父母家,又爬上了五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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