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晚年回憶：第1個跟我講要搞導彈的是陳賡，他還請吃了頓飯

1986年秋，航天部組織一次內部座談，83歲的錢學森被請上講臺。老人神色平和，卻突然拋出一句引起全場側目：“要不是陳賡，今天的中國導彈不知道要晚幾年起步。”聽眾安靜下來，閃光燈也暫時停止，故事由此開始。

時間往回撥到1955年10月8日。那天凌晨五點，上海龍華機場霧氣未散，一架蘇制伊爾-14穩穩降落。艙門開啟，疲憊卻興奮的錢學森踩上久違的故土。半年拉鋸、半月船程、一紙外交斡旋，他終于突破美國五年軟禁。周恩來指示：讓錢學森先去東北轉一轉，“看看那里的工業底子，也散散心”。這句話聽似隨意，實則深意——東北不僅有機床和鋼鐵，還有一座尚未對外公開的軍事工程學院。

抵沈陽后，接待任務落在空軍工程部的朱兆祥肩上。剛一見面，錢學森就直截了當：“聽說羅時鈞、莊逢甘在哈爾濱教書，能不能安排見面？”兩位都是麻省理工舊友，他思念已久。朱兆祥略一遲疑，撥通了院長專線。這通電話把遠在北京的陳賡驚動了。

陳賡當時正在總參匯報蘇聯考察成果。聽說“錢博士想來”，這位大將爽朗地笑：“行！讓他來，讓他看看咱們哈軍工。”說完立刻放下文件，從北京南苑機場登機，風雪夜航飛往哈爾濱。

48小時后，松花江岸氣溫零下二十度，哈軍工教學樓前燈火通明。錢學森的車剛停穩，身著棉大衣的陳賡俯身握手：“歡迎回家，咱們這兒可沒有什么秘密對你保留。”錢學森一愣——上午有人告訴他院長在北京，怎么人卻提前趕到了。副院長劉居英笑著解釋：“陳院長凌晨四點上的飛機，就為這一次見面。”

接下來的參觀異常緊湊。機械工廠、風洞實驗室、彈道分析室接連走過，數據圖紙鋪滿桌面。錢學森時而皺眉，時而點頭。走進炮兵工程系時，他被一枚臨時裝配的液體火箭模型吸引。“推力測試怎么做？”“我們用水泥底座配合簡易傳感器。”任新民回答時帶著歉意。錢學森卻拍了拍模型外殼：“方法原始沒關系，方向對就值錢。”

午飯安排在學員食堂——高粱米飯、凍白菜燉排骨。陳賡夾了一筷子菜，忽然問：“老錢，中國人到底能不能搞導彈？”這個問題沒有客套余地。錢學森抬頭，鏡片后目光明亮：“能！外國人能做的，中國人沒理由做不到。”短短十一個字，擲地有聲。陳賡如釋重負，桌上氣氛頓時活躍，有人小聲感嘆：“這下心里有底了。”

下午四點，北風更烈。錢學森與羅時鈞、莊逢甘在走廊短暫敘舊。羅時鈞感慨：“當年在劍橋分析噴氣流，如今卻在冰城研究火箭。”一句半玩笑，讓幾個人都笑了。可誰都清楚，面前這條路注定艱難。

當天夜里，大和旅館一間包房燈光明亮。陳賡將一紙菜單塞到服務員手中，只點了四樣菜：醬骨、鍋包肉、溜肉段、拍黃瓜。沒有山珍海味，他解釋得云淡風輕：“咱軍工經費寶貴，全省著點。”酒是高粱白干，入口辛辣。陳賡端杯：“今天這頓，就算為中國未來的火箭碰個頭。”錢學森與任新民舉杯相碰，清脆一聲，外面的風聲像答和。

宴會持續到深夜。技術討論漸入細節——慣性導航、姿態控制、再入彈道……陳賡不是專業工程師，卻邊聽邊記。他把筆記本合上，神情鄭重：“缺什么設備、資料，列清單。院里搞不到的，我飛北京去要。”錢學森微微頷首，旋即提出首批需求：高精度陀螺儀、氮氣閥門、耐高溫合金。陳賡立刻派通訊員連夜起草電報。此舉在那年月并不尋常，足見決心。

1955年10月中旬，視察行程結束。返京火車上，錢學森透過車窗看群山倒退，腦中仍是那句直白問題：“咱們中國人，搞導彈行不行？”僅僅三周后，他把一份《建立中國現代火箭導彈研究所建議書》交到中央軍委科技部門。文件首頁附言：“建議聘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任新民等為核心成員，立即開展液體火箭發動機論證。”

1956年4月，國防部五院在北京西郊掛牌。“五院”初始人員約兩百人，近四分之一來自哈軍工。院長錢學森，技術副院長任新民，政委屈武。揭幕那天，陳賡專程到場，卻依舊低調，一身舊軍大衣，袖口磨白。他握住錢學森手臂，壓低聲音：“從今天起，‘能不能’已經不重要，只剩‘什么時候’。”

進入六十年代，中國導彈試驗頻傳捷報。東風一號、東風二號先后成功，背后凝結著一群人白手起家的心血。1964年，任新民帶隊的液體運載火箭完成首次高空試驗。回到指揮大廳，他給錢學森寫了張紙條：“哈軍工那間簡陋高塔，終于有了結果。”這是一種默契，也是一種傳承。

十年倏忽，風雨變幻。1969年底，陳賡已因病去世整整一年。那一年暮春，錢學森收到軍委寄來的陳賡舊筆記本，封面仍是1955年宴后紀錄。翻開第一頁，密密麻麻全是當晚敲定的物資清單，旁邊還畫了個小火箭，箭頭指向星空，筆跡粗獷卻堅實。

再次轉到1986年的會場，錢學森停頓片刻，把那個筆記本舉高示眾。臺下年輕工程師看得入迷，有人私語：“從那頓飯開始，歷史拐了彎。”話音落處，老人輕輕放下筆記本，簡單總結八個字：“一諾千金，方顯擔當。”說完，他把目光投向窗外，北京的天已近黃昏，而遙遠的松花江畔，似仍有那聲爽朗的“行！”在回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