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排5連冠功臣周曉蘭，退役后官至副司長，1995年辭官后移居美國

1981年11月16日的東京國立體育館里，比分定格在17比15，中國替補席爆發出一陣撕心裂肺的歡呼。就在上一秒，日本頭號主攻剛躍起扣球，卻被網前一記干脆利落的單人攔截擋了下來，那個高高舉起的左手屬于周曉蘭。從那天起，“天安門城墻”這四個字被排球迷反復提起，也讓她的名字刻進了中國體育的集體記憶。

很多年后，周曉蘭坐在加州帕薩迪納一間普通的屋子里，對來訪的舊友說了一句俏皮話：“那次要是沒攔住，可能就沒有后面的五連冠了。”這句半真半假的玩笑，道出了她在中國女排最輝煌時代中的分量。她的故事，不只停留在賽場，退役后的軌跡同樣耐人尋味。

1957年深秋，周曉蘭出生于南京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66年，她被接到太原與父母團聚。三年后，一紙下放通知把全家推到晉中山區。山路崎嶇，挑水成了每天的“必修課”；碰到暴雪的夜晚，還得摸黑趕回土屋。一回，她提著半桶水轉過山坳，冷不丁對上一雙綠幽幽的狼眼，她抖著聲音對自己嘀咕：“不能跑，跑就輸了。”慌亂中，她躲進洞口，握著一塊尖石僵坐到天亮。狼沒撲來，膽子卻被這晚硬生生練大。這些“不寫進簡歷的小事”后來成了她對抗高壓比賽、機關紛爭的心理基底。

1973年的太原市運會上，16歲的周曉蘭被籃球教練挑中，卻因名額已滿，被調去人數短缺的排球隊。原本是臨時“安置”，結果排球對她像磁鐵一樣。體校每天四小時高強度體能加技術練習，她不僅沒嚷苦，反倒主動加練。18歲時，她的攔網高度突破三米二，一次又一次在省青少年賽上給對手機會“吃餅”。數名選才教練輪番打聽那個身高182厘米、臂展過人、出手極快的姑娘。隨后，她被召進國家青年隊，1977年隨隊征戰巴塞羅那世青賽并拿到亞軍。回國第三天，國家隊封一份公文：周曉蘭報到時間——本月二十八日。

進入國家隊，她趕上郎平、孫晉芳、梁艷等黃金一代集訓。訓練館里最流行的口頭禪是“別人做十次，我們做十二次”。周曉蘭在筆記本扉頁寫了七個字：攔網就像關城門。1981年的世界杯、1982年的世錦賽、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中國女排連拿三座冠軍獎杯，一路狂飆。到1986年世錦賽，隊史的“五連冠”終于封頂，周曉蘭以主力副攻的身份完成了最后一擊，成為這段傳奇的親歷者。

高光處急轉直下的是退役與轉型。1987年，30歲的周曉蘭作別國家隊，進入上海體育學院深造。畢業后，她進入國家體委球類司，從干事到處長再到副司長，10年步步高升。那是體育體制轉折的關鍵期，國外職業聯賽的運作模式令人眼熱，而本土項目則要摸索商業化路徑。周曉蘭主張“走出去，請進來”，爭取贊助，引外教，建立青訓網點。“不能守著功勞簿睡大覺，”她在一次內部會上說，“再拿不到冠軍，就對不起那面五星紅旗。”她的直率加上球員時代的威信，讓排球處一掃官僚習氣，推行了多項新的積分考核和后備人才計劃，成績起色肉眼可見。

然而，再堅固的城墻也會遇到地震。1990年代初，中國女排成績波動，1992年更爆出運動員涉藥風波。輿論洶涌，國家體委要求迅速回應。周曉蘭建議召開公開發布會，向社會公布調查細節并道歉，既示擔當也挽公信。部分同僚卻擔心“家丑外揚”，強烈反對。場外煙硝彌漫，場內爭議不斷，排球管理層的主導權開始搖擺。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94年，她雖晉升為球類司副司長，但感覺“手腳都有了繩子”。

此時，郎平正在美國執教，國內上下希望她回國救火。勸說郎平回歸的重任自然落到周曉蘭身上。兩人通了十幾封信，最終達成一致：辭掉美國高薪，回國掛帥。事已成，卻突然有人通知周曉蘭：“后續對接由其他同志負責，你先別插手。”她愣住，當下撥電話給老友，“小平，我可能去不了機場接你了。”電話那頭沉默幾秒，只回了一句：“我懂。”多年后提起此節，她平靜地說：“那會兒明白了，球場勝負尚可加時，官場有些球壓根不給你上場機會。”

1995年初春，她把一封不足百字的辭職信遞到領導桌上。承辦人以為她只是一時意氣，勸了兩次。她回答平靜而堅決：“感謝組織多年的培養，我只是累了。”當年，她38歲，正值副廳級序列的黃金年紀。就職務而言，她前途一片光明；可對自己而言，坐在辦公桌前看人事調令遠不如在球網上決勝負來得痛快。就這樣，排球處的姑娘們目送她提著一只舊旅行箱走出大門。那天北京飄著細雨，沒有歡送儀式，只有幾聲輕輕的“保重”。

外界原以為她會火速被國外俱樂部高薪挖走，畢竟歐美排球界對“中國隊五連冠副攻”早已艷羨不已。出人意料的是，她婉拒了所有報價，帶著女兒橫跨太平洋，與在加州大學執教的丈夫團聚。那一年，她搭在閨女肩膀上的手，才真正停下來。

在美國的日子平靜得像舊郵票。清晨給家人做早飯，送女兒上學，傍晚去校園球館給學生義務做技術輔導。偶爾有華文媒體循著“傳奇女將”的名頭登門，她只是笑著遞茶，“聊女排沒意思，球還在場上飛，你去問小姑娘們吧。”幾個年輕的記者悻悻而歸，卻帶走了一個印象：這位昔日的副司長更像鄰家大姐，愛種玫瑰，愛做紅燒肉，只是院子里支起的排球網隨時提醒著她的來處。

熟悉她的人知道，她不是“告老”而是“歸零”。離開國內前，她用個人積蓄成立了一只小基金，托朋友操作，用于支持西部貧困地區中學的排球架和排球。收到設備的孩子們寫來毛邊信紙：“謝謝周阿姨，我們也想當世界冠軍。”她在信末批了一行字：“先學扣球，別急著當英雄。”簡短，卻足以說明她對下一代的期待。

翻看周曉蘭的履歷，有三個高光節點：山村挑水的少女，東京決勝的副攻，北京機關的副司長。頭銜與場景跳躍之大，令人咋舌。可是把時鐘撥回，她每次轉彎都理由簡單：要么為了贏球，要么為了安心。排球帶她去過世界，政治生涯讓她看清廟堂，最終，家庭把她拉回了最普通的煙火日子。

2023年，她66歲，膝關節隱隱作痛，仍堅持帶著社區的孩子們跑步熱身、教授墊球。旁人問她是否后悔離開體制。她擺擺手：“要是我沒走，可能也幫不上女排什么忙。倒不如把經驗講給小朋友，省得他們走彎路。”說這句話時，她指了指自己還算筆挺的背脊，“看，我的站姿還是‘攔網位’。”

從巍巍賀蘭山腳下的偏遠山村，到名震全球的冠軍領獎臺，再到機關寫字樓里的公文堆，最后定居萬里之外，周曉蘭的人生跨度夠大，卻始終圍著排球旋轉。前半生，她把全部青春獻給國家榮譽；后半生，她把余溫留給了家庭與孩子。有人稱這是一種退場，但對她來說，可能只是換了場地，哨聲響起時，她依舊會本能地舉起雙臂，仿佛那是1981年的東京夜晚，身后是億萬觀眾的屏息，面前是呼嘯而來的快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