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董必武去廣州探望徐海東，席間說道：說真的，我很欽佩你

1955年，當共和國第一批將帥名單公布的時候，整個國家都沸騰了。

可就在大連的一間療養院里，有個人的反應卻跟大伙兒完全擰著來。

這人叫徐海東，報紙上清清楚楚印著他的名字，大將，而且排名第二，緊跟在粟裕后面。

這本是天大的榮耀，可擱他身上，倒成了天大的負擔。

他拿著報紙，手都在抖，不是激動的，是難受。

他立馬就讓人找來紙筆，要給中央寫信。

信里就一個意思：我這大將當不了，得降級。

他說自己從抗戰那會兒就躺下了，十幾年沒帶過一天兵，沒打過一仗，寸功未立，頂著這么高的軍銜，心里燒得慌，覺都睡不著。

這封信寫得情真意切，跟掏心窩子一樣，火速就送到了北京中南海。

這事兒在中央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毛主席、周總理他們看了信，心里頭也是五味雜陳。

他們比誰都清楚，徐海東這個人，不是在客氣，他是真這么想的。

他的這份“愧”，恰恰說明了他的品格；而中央堅持要給的這份“功”，那可是拿命換來的，是刻在中國革命骨子里的。

要說徐海東這功勞到底有多大，得把時間往前倒推二十年，回到1935年的陜北。

那時候，中央紅軍剛走完兩萬五千里長征，九死一生到了吳起鎮。

說是“軍”，其實慘得不行，剩下的人不到一萬，一個個衣衫襤褸，面黃肌瘦，槍里沒幾發子彈，兜里比臉還干凈。

整個中央的家當，就剩下一千多塊大洋。

這點錢，別說打仗了，連讓大伙兒吃頓飽飯都費勁。

那會兒的中央，真可以說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士氣低落到了冰點。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徐海東帶著他的紅二十五軍出現了。

他們可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紅二十五軍自個兒也剛打完了一場“小長征”，從鄂豫皖蘇區出發，一路血戰，硬是在陜南開辟了一塊根據地。

聽說中央紅軍北上了，徐海東二話不說，立馬帶隊西征，前來會合。

當毛主席看到徐海東的部隊時，眼睛都亮了。

這支隊伍，雖然人也不多，但軍容整齊，精神頭足，裝備在當時看算是相當不錯的了。

兩軍會師，那場面，跟失散多年的親兄弟見面似的。

可光有精神支持還不夠，現實問題擺在眼前——中央沒錢了，揭不開鍋了。

當時擔任中央紅軍后勤部長的楊至成，愁得頭發都快白了，找到毛主席匯報，說部隊過冬的棉衣、糧食、津貼，全沒著落。

消息傳到徐海東耳朵里。

他當時是紅十五軍團的軍團長，剛和中央紅軍合編。

他問自己的后勤部長：“咱們賬上還有多少錢？”

部長回答說：“軍團部也就剩下7000塊大洋了，這是咱們全部的家底。”

徐海東聽完，手一揮，斬釘截鐵地說：“拿出5000塊，馬上送到中央去！”

旁邊的人都愣了，提醒他：“軍團長，咱們自己部隊的開銷也大啊，這一下拿出這么多，咱們怎么辦？”

徐海東眼睛一瞪：“困難是大家的，但中央的困難是最大的困難！

只要中央在，紅軍就在，咱們勒緊褲腰帶也得把錢送過去！”

就這么著，5000塊亮閃閃的銀元，連夜送到了毛主席那里。

這筆錢，在當時簡直就是救命的錢。

它不止是錢，它穩住了軍心，讓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

毛主席后來好幾次跟人提起這事，都感慨萬千，說徐海東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

周總理也說，這5000塊大洋，體現了真正的革命情誼，幫了天大的忙。

所以，當周總理拿到徐海東那封降銜申請時，他沒有批復，而是親自跑了一趟大連。

在病床前，周總理緊緊握著徐海東的手，語重心長地跟他談。

他說：“海東同志，評你大將，是根據你對革命的貢獻。

中央最困難的時候，是你伸出了援手。

光憑這一點，這個大將你就當得起！

不高，也不低，恰如其分。”

話說到這個份上，徐海東眼圈紅了，再也沒提降銜的事。

從那以后，徐海東雖然大部分時間還是在病床上，但他心里頭那股勁兒一直沒松。

他把病房當成了自己的新戰場，把學習當成了每天的操練。

他出身窯工，大字不識幾個，革命年代全靠在戰斗間隙里學。

現在有了大把時間，他就跟自己較上了勁。

從看報紙開始，遇到不認識的字就查字典，一個一個地記。

他每天雷打不動地讀《人民日報》，還系統地學習馬列著作，研究軍事理論和中外歷史。

他跟身邊的人說：“我人是躺下了，但腦子不能停，思想不能掉隊。”

1960年春天，董必武去廣州工作，特意去看望在那里休養的徐海東。

董老本來是抱著安慰病人的心態去的，結果倆人一聊起來，董老反倒被徐海東給鎮住了。

他們從國內的建設，聊到國際的形勢，從我軍的現代化，談到古代的戰爭謀略。

徐海東雖然脫離一線工作崗位那么多年，但看問題眼光毒辣，分析得頭頭是道，很多見解都非常深刻，一點都不過時。

聊完出來，董必武拉著徐海東的手，由衷地贊嘆：“海東同志，我真的很欽佩你！

有的人雖然在位子上，但思想已經僵化了，跟不上形勢。

你雖然在病中，但思想一直站在時代的前沿，從沒落伍。”

這句“欽佩”，是對徐海東后半生最好的注腳。

他的功勞，不光是戰場上的沖鋒陷陣，不光是長征路上的雪中送炭，更是在這漫長而寂寞的病榻歲月里，那種永不熄滅的革命斗志和對知識的渴望。

1970年，這位一生都在戰斗的將軍在鄭州病逝。

他離開這個世界時，身邊沒有顯赫的排場，只有陪伴他多年的書籍和一份對革命事業未盡的牽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