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害李大釗的兇手癱瘓在床，彭真和羅瑞卿意見不一，最終結局如何

1951年7月15日，北京入伏第一天，潮熱壓得人喘不過氣。就在這天清晨，北京市公安局值班室的電話聲驟然刺耳，一封從東北轉來的“特急密電”擺上了副局長馮基平的案頭：有人舉報，當年參與捕殺李大釗的主犯吳郁文潛伏在舊鼓樓大街。密電末尾還有一句話——“身體已癱，仍目露兇光”，讓所有人不寒而栗。

密電被迅速呈到市委書記彭真處。彭真沉吟片刻，留下一行批示：務必查清，速報。幾分鐘后，他又把紙條遞給剛剛進屋的公安局長羅瑞卿，兩人交換了一個復雜的眼神。羅瑞卿當場表態：“抓，立刻抓。”彭真卻補了一句，“政策要明，病殘兇犯也要依法處理。”分寸之爭，就此埋下伏筆。

專案組當晚趕到舊鼓樓。房門吱呀一聲，油燈昏暗，一個干瘦的老人斜躺在木板床上，下肢萎縮，雙眼卻像冰碴一般。偵查員遞上一張舊照片，他只抬了抬眉：“認得。”短短兩個字，塵封的血案被徹底撕開。現場搜出的陸軍中將任命狀、二等文虎勛章，成了鐵證。吳郁文被抬上擔架，押送看守所。

審訊記錄翻到1927年4月28日。那天黎明，北京南郊功德林監獄內，絞刑架上的粗麻繩甩出沉悶響聲。李大釗、謝伯俞等20位革命者被強行套上繩圈。執行官就是吳郁文與陳興亞。李大釗怒斥：“你們絞得了我，絞不死共產主義！”一句話震碎清晨的寒氣，卻沒能換回生命。38歲的軀體倒下，理想的火種卻在地下涌動。

北平和平解放后，彭真走進已經廢棄的功德林監獄，巨型雙架絞刑機仍立在墻角。那具冰冷而笨重的木頭，經文物部門編號0001號，被推進歷史博物館。站在絞刑機前，彭真當即下令：主要兇手，一個都不能漏。

鎮壓反革命運動于1950年底展開，第一條線索出現在上海。群眾舉報，前京師警察總監陳興亞化名“陳復齋”藏在靜安寺附近。抓捕時，他還試圖辯解，結果檔案、口供、人證一應俱全。陳被押回北京，不久死于1959年的病榻。有人嘆他“逃過審判”，但卷宗上的“血債”二字，已刻得無可抹去。

第二個突破源自兩封匿名信：線人指稱“博哉”實為吳郁文。偵查員溫振海找遍舊鼓樓，最終在門牌4號發現“吳博齋”——中間只差一劃，卻隔著生死。鄰居悄聲說：“這老頭兒腿瘸，解放后再沒邁出院門。”鎖定目標不足三日，手銬便卡在床前。吳被送醫羈押，肺病、褥瘡交纏，1953年5月17日斷氣。檔案上批注：罪行成立，未及宣判，伏法于病榻。

第三人雷恒成行蹤最詭。檢舉信稱，他在上海跑馬廳一帶擺攤算命，口中金牙閃爍，懷中金表叮當。偵查員佯裝求卜，“師父，看看來年運程？”雷捋須開講：“財運官運雙旺……”音未落，暗號已遞。1952年9月深夜，警車停在重慶北路46號。9月25日，上海公安局上報：雷恒成，真名確鑿，主兇之一。華東公安部長許建國批示：死刑，立即執行。十二月，刑場槍聲短促，這位“神算”再無卦可占。

第四條線索則來自一個主動上門的老人。1953年春，原京師警察廳司法處長蒲志忠在孫女陪同下走進偵查處。姑娘小聲勸道：“自首是最好出路。”蒲低頭沉默良久，終于交代了自己當年的角色。他的口供里，反復出現“王振南”三個字——1927年特別法庭的主審推事。抓捕王振南，成了解放后最后一環。

圍繞蒲志忠的處理，彭真和羅瑞卿再次出現分歧。羅瑞卿主張收監，以示國法無情；彭真則認為既然政策鼓勵自首，應依法寬大。最終，市委決定取保候審，令其協助偵破余案。蒲擔驚受怕的心，才稍稍落地。正是他提供的細節，讓王振南露出馬腳。

王振南隱居上海，改名換姓，自詡“讀書人”，白天逛舊書攤，晚上與舊友品茶。1955年11月，偵查員在一間弄堂屋里找到他。聽到“功德林”“特別法庭”幾個字，他臉色瞬間灰白。12月13日，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其死刑，執行書落款：人民政府。

至此，四名主要兇犯全部定論。陳興亞病故，吳郁文病亡，雷恒成、王振南伏法。絞刑架靜靜矗立在博物館一隅，木紋斑駁，無聲卻真實。檔案柜里，黃紙呈文、軍裝勛章、血字供詞并排陳列。案件塵埃落定，法規程序、政策尺度、歷史公義，在這場長達二十余年的追索中交織，給出一個清晰的答案：哪怕兇手已癱瘓在床，正義依舊可以步步為營，找到它應到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