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委員劉建勛，曾任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河南省委第一書記

簽字人是華國鋒。

對于這個在河南這片熱土上當了整整17年“封疆大吏”的老頭來說，這幾張薄薄的紙片，分量比千鈞還重。

上面沒說啥好聽的場面話，雖然承認了點成績，但轉(zhuǎn)頭就是一頓狠批，說他犯了“嚴重錯誤”，立馬卷鋪蓋走人。

沒有歡送會，沒有退休返聘的顧問頭銜，甚至連個體面的臺階都沒給留。

這位曾經(jīng)在河南一句話就能讓地皮抖三抖的省委第一書記，就這么灰頭土臉地離開了。

一直到他躺在病床上快不行的時候，心里頭那個結(jié)都沒解開，怎么想都想不通：自己這輩子拼了命干，怎么就落了個這下場？

好多人現(xiàn)在的年輕人知道河南，也就是聽說過焦裕祿是個好官，知道紅旗渠是個奇跡，可真沒幾個人知道，要是沒有劉建勛在后面硬撐著，這些事兒八成連個影兒都沒有。

要把劉建勛這事兒講明白，咱們不能在那按部就班地查戶口，得直接把時間軸拽回到一九六一年。

那是個什么年份？

大家都懂，三年困難時期，餓得人心里發(fā)慌。

河南更是慘得沒法看，信陽那一帶的爛攤子還沒收拾利索，老百姓一個個面黃肌瘦，眼看著就要頂不住了。

就在這火燒眉毛的時候，毛主席直接點將，把劉建勛扔到了河南這個“火坑”里當?shù)谝粫洝?/strong>

這哪是去當官啊，純粹就是去救火，搞不好還得把自己搭進去。

劉建勛一到任，也沒整那些虛頭巴腦的調(diào)研，直接干了一件讓所有人都嚇得腿軟的事兒——“借地渡荒”。

在那個哪怕多養(yǎng)只雞都能被說是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敢動土地這個命根子，簡直就是在那兒玩火。

這不就是變相的“包產(chǎn)到戶”嗎？

要是被人抓住了把柄，扣上一頂“走資派”的大帽子，那可就是萬劫不復(fù)。

烏紗帽再貴，也沒老百姓的命值錢，這賭局他必須得跟。

劉建勛心里跟明鏡似的，他知道這步棋險得很，但他更知道，如果不這么干，河南的老百姓真就得餓死一大片。

他一邊在政策上搞這種“擦邊球”，一邊動用自己當年的老關(guān)系，硬是從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那邊弄來了大批土豆。

也就是這些看起來不起眼的土豆，加上那幾分“借”來的地，硬生生把無數(shù)個瀕臨破碎的家庭從鬼門關(guān)拉了回來。

那時候河南的老農(nóng)提起劉建勛，那眼神都不一樣，那是真把他當救命恩人看。

這人不僅膽子大，眼睛還毒。

咱們現(xiàn)在都知道焦裕祿是縣委書記的榜樣，那都是后來宣傳出來的。

可在當時，焦裕祿也就是蘭考縣里一個普普通通的干部，要是沒有劉建勛這雙識人的慧眼，沒有他那股子惜才的勁兒，焦裕祿也就是個默默無聞的好人罷了。

還有那個震驚世界的紅旗渠，現(xiàn)在看著是風光，當時修的時候那是真難啊。

又要錢又要人，工程還危險，多少人盯著想把這工程給停了。

關(guān)鍵時刻，又是劉建勛站了出來，給當時的林縣縣委書記楊貴撐腰。

要錢給錢，要政策給政策，就一句話：給我修！

可以說，沒有劉建勛這個后臺“大老板”在那兒頂雷，河南這塊土地上可能真就少了這么兩座精神豐碑。

可是吧，老天爺似乎就沒打算讓劉建勛過安生日子。

饑荒這關(guān)剛過，1975年8月，一場臺風帶來的特大暴雨又把河南給淹了。

那雨下得，簡直就像天漏了一樣，板橋、石漫灘兩座水庫直接崩了。

這可是世界水利史上都排得上號的慘劇。

當時的遂平火車站，那場面慘得沒法形容，幾十噸重的火車皮，被洪水像沖積木一樣沖出去五公里遠，鐵軌都被扭成了麻花。

面對那一望無際的汪洋大海，劉建勛這個硬漢子也破防了。

他在給中央打電話匯報的時候，眼淚嘩嘩地流。

他對準備進京匯報的副手陳惺說的那句話，后來成了很多河南老人的集體記憶：“你去吧！

代表我，代表河南！

我們只有一個請求——炸開阻水工程，解救河南人民！”

在那種電話打不通、路也走不了的絕境下，劉建勛展現(xiàn)出了一個老革命家的狠勁兒：啥物資都不要，就要炸壩泄洪。

所謂政治硬漢，其實就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過日子，只要能救人，規(guī)矩算個屁。

能練出這一身銅皮鐵骨，那也是被戰(zhàn)火給喂出來的。

劉建勛1913年出生，15歲就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那是真正的“童子功”。

上世紀30年代，他就在北平那種特務(wù)滿街跑的環(huán)境下搞地下團委重建，抗戰(zhàn)時期更是在太行山根據(jù)地摸爬滾打。

搞過學(xué)運，帶過兵，還管過后勤，這經(jīng)歷讓他既有知識分子的腦子，又有軍人的殺伐決斷。

解放戰(zhàn)爭挺進大別山，建國初再湖北剿匪、搞土改，后來又去廣西解決大饑荒。

這一路走來，他就是那個哪里有難就往哪里搬的“救火隊長”。

正是這種資歷，讓他在面對河南那種爛攤子的時候，敢拍板，敢負責，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去換老百姓的一口飯。

但歷史這玩意兒，有時候就是這么不講道理。

劉建勛在河南主政的這17年，剛好趕上中國政局最動蕩的時候。

這些事兒錯綜復(fù)雜，誰是誰非在當時那個環(huán)境下根本扯不清楚，但這最后都成了他被定性“犯有嚴重錯誤”的鐵證。

1978年那一紙調(diào)令，對于一個65歲的老人來說，那就是讓他把這輩子的心血都給否定了。

他雖然嘴上服從組織決定，但心里的那個坎兒始終過不去。

他想不通，自己明明是為了老百姓好，怎么就成了罪人？

那種委屈和迷茫，一直伴隨到了他生命的盡頭。

直到一九八三年4月，這位曾經(jīng)叱咤風云的人物因病去世，享年70歲。

臨走前，他留下遺愿，把骨灰安葬在河北涉縣的將軍嶺。

那是他年輕時戰(zhàn)斗過的太行山，是他夢開始的地方，也是他覺得最干凈、最踏實的地方。

現(xiàn)在回頭看劉建勛這一輩子，他真不是書本上那種高大全的紙片人，他是個有血有肉、有功有過的活人。

他在極左的環(huán)境里搞“借地”，在洪水滔天的時候敢炸壩，他成就了別人，最后卻沒能成全自己。

對于河南的老一輩人來說，評價劉建勛用不著那些復(fù)雜的政治術(shù)語，那個讓大家在饑荒年吃上土豆、在洪水面前哭著下令救人的省委書記，就是最真實的劉建勛。

歷史從不給好人發(fā)好人卡，但老百姓心里的那桿秤，從來沒偏過。

一九八三年那個春天，將軍嶺上的風挺大，劉建勛終于回家了，這回他不用再操心誰家沒飯吃了。

參考資料：

陳惺，《治水記：1975年河南特大洪水紀實》，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