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用三十年給中國上了一課！中國需要足夠冷靜

“30年沒崩，卻也沒活過來。”

說的不是哪個戰亂國家，是日本。這個曾經GDP世界第二的島國，用三十年把自己從繁華跌入集體沉默，卻又不曾徹底倒下，給所有后發經濟體上了一堂最冷靜、最沉痛、也最現實的一課。

今天的我們站在經濟增速放緩、人口紅利趨盡、資產定價重構的節點上，回望日本，不是為了嘲諷過去，而是在看一面鏡子，照見可能的未來路徑張力。

日本泡沫破裂后不是立馬崩塌，而是選擇“熬”，壓低失業率、延遲出清、保護既得利益。表面看，90年代失業率始終控制在5%以下，看起來社會“穩如老狗”。

1993年開始，十年內大學生就業率從85%一路下滑至55%，幾乎每兩人中就有一個找不到正職。這還不是最殘酷的。

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被“巧妙”安置進非正式雇傭體系，作臨時工、派遣工。從90年代起，日本臨時工占比從不到20%飆升至超過30%，這些人十年內轉正率僅47%。

這不只是“暫時的過渡”，而是系統性的定位。一代人被視為邊角料，徹底甩出了職業階梯。日本寧可保老員工、保銀行體系、保企業資產負債表正常，也不敢冒著社會動蕩的風險大砍舊機構，于是出清延遲、改革被擱淺，年輕人成了第一批“被犧牲”的人群。

年輕人去不了大城市，謀求“返鄉”與“下沉”，聽起來很合理，成本低、競爭小、家人支持，是不是？日本當年也這么想。

從90年代開始，每年約有70萬人從都市圈流向地方城市，建筑業和公共工程成了他們的主要去處。可這一切背后，靠的是政府財政投入撐起來的“虛假繁榮”。地方產業結構單一，創造不了長期崗位。

一旦扶持撤掉，地方財政吃緊，大量年輕人再被“返城”，卻發現城市通道已關，只能淪為沒有職業成長、沒有社會保障的“漂流族”。

這就是今天我們在上一堂類似的課。“新一線”城市正在接受年輕人，但“機會總量”也在消減，落地不等于生根。

醫生、公務員、教師，是很多人眼中“最后的安全區”。日本也曾這么以為，直到“控費”“降薪”“壓編制”接連襲來。醫生加班爆炸、收入天花板被鎖，年輕公務員升職難上加難，大批官員在初級崗位打轉，連穩定都慢慢失去了“上升”的感覺。

終身雇傭制沒有消失，而是變成了“只對老員工開放”的最后一道門。越是在增長放緩時代，系統越本能地保護“既有”，年輕人成了風險分散的“水塘”。回頭看咱們這邊，早就上了“控編”“限薪”的車，是巧合嗎？未必。

中日雖有本質不同，比如我國行政動員能力強，地方政府可快速再分配，體制彈性足。但增長放緩是結構性現實，結構性壓力是所有后發國家共同要過的坎。

不久前中國也進入“存量博弈”階段，年輕人就業難，“考公熱”“考研熱”持續升溫，研究生招生大擴張，縣城買房、返鄉創業開始流行，和日本90年代前期如出一轍。

日本的迷失，就迷失在每個節點做了最“理性”的選擇：GDP負增長了那就不讓企業破產、年輕人沒工作，擴招教育、推臨時工頂上。城市沒崗位返鄉，地方項目兜底。

第一個是“把不確定性轉嫁給最弱的群體”。表面上誰也沒裁員，誰也沒下崗，其實是讓年輕人背鍋，從非正式就業到買房無望，一步步被剝奪。

第二個是“對復蘇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明知結構轉變已開始，還是企圖再靠基建、房地產、貨幣刺激托一波增長，結果崩得更深。

第三個是“公共系統開始內部傳導風險”，連醫生、教師都不想干了，公務員也盯著副業搞錢。這種心態一旦蔓延，社會信任體系就開始虛化。

我們正站在這樣一個轉彎處，路向左是舊邏輯繼續，路向右是結構重建與風險主動識別。日本已經為我們預演了所有結局，看不看，就看我們有沒有認知勇氣。

別再盯著“日本失敗了”找安慰。

他們沒崩，而我們也未必能扛得比他好。他們的三十年，未必是我們注定要走的路，但假如我們不能更快地去理解、預判、調整，那同樣的故事，只會換個包裝重演而已。

今天我們還擁有選擇，關鍵是別一次次站在“理性”的岔路口，卻總是選了最“溫和”的沉沒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