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藏天下——龐萊臣虛齋名畫合璧展”在南京博物院開幕。聚光燈下,一位名叫徐鶯的女士被介紹給媒體:“龐萊臣收藏研究者、龐家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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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記者或許不知道,這位“龐家后人”三個月前,才剛剛以委培生身份進入中國美院美術史系讀博。更令人困惑的是她的學術背景——本科生物專業(yè),碩士論文研究的是“建蘭花葉病毒和齒蘭環(huán)斑病毒的細胞分子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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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病毒研究到書畫鑒定,從實驗室到博物院,徐鶯完成了一次令人瞠目的跨界。而將她推向前臺的介紹人,正是南博研究員龐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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蹊蹺的“龐家后人”:從病毒研究到書畫鑒定的奇幻轉身
徐鶯的學術軌跡,本身就構成了一道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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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9月之前,她的世界里充斥著病毒序列、分子生物學和免疫學研究。直到那個秋天,她突然出現在了美術史的殿堂里,研究課題恰好是“20世紀書畫收藏——以龐萊臣為例”。
三個月能學會什么?三個月連中國繪畫史的脈絡都理不清。然而就在這三個月后,徐鶯已經能以“龐萊臣收藏研究者”的身份,站在國家一級博物館的展覽現場,接受媒體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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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得不讓人追問:她的導師是誰?哪位美術史專家愿意接收這樣背景的學生?又是誰在背后推動這次不可思議的身份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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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微妙的是,她姓徐。南京博物院前院長名叫徐湖平。當記者詢問二人關系時,得到的只有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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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書的魔幻現實:一份被撤銷的身份證明
徐鶯與龐家的關系,在法律文件中上演了一出反轉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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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一審法院明確否定了“龐贊臣是徐鶯曾外祖父”的說法。事情本該就此結束。但三個月后,徐鶯父親徐安華向杭州市國立公證處提交申請,以查詢龐贊臣在美國的大學檔案為由,取得了一份公證書——證明自己是龐贊臣的外孫。
憑借這份公證書,二審法院在2016年12月改判,認可了徐鶯的“龐家后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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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魔幻的一幕發(fā)生了:2017年4月,那份關鍵的公證被撤銷了。公證處收回了自己的印章。按理說,徐鶯的身份認定應該回到原點,但龐叔令據此提起的再審申請,在2018年11月被駁回。法院認為,徐鶯是不是龐家后人,“與名譽權糾紛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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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費解的是,2018年7月,就在再審裁定下達前,徐鶯又通過杭州市之江公證處,拿到了第二份身份公證書。這份新證據,在再審裁定中只字未提。
公證書可以撤銷,但法院的判決已經落下。一個人的家族身份,就在這一紙文書間變幻莫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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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郭先生”的憤怒:一篇暴露真相的情緒宣泄
當龐叔令將徐鶯告上法庭,這位“龐家后人”在社交媒體的回應,堪稱公關災難。
她自稱“東郭先生”,嘲諷龐家后人“已經敗落到賣畫為生的地步”,指責他們“恩將仇報、反咬數口”。她甚至“建議”龐家去告故宮、上博、蘇博,“因為這些文博單位太不像話了!得了一堆龐萊臣的藏畫,既不辦龐萊臣藏畫展,也不為‘龐家后人’解決住房問題、工作問題,更不給你們慰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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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篇情緒宣泄,不見任何實質辯駁。那種高高在上的嘲諷語氣,不像一位學者,更像掌握了某種特權的人在炫耀。
她特別提到“一百三十萬元的資金投入”,卻未說明這筆錢的去向。她憤怒于“換來的就是一紙訴狀”,卻回避了自己冒充他人后代的基本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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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回應最諷刺之處在于,它本意是反擊,卻成了最有力的證據——證明徐鶯與南博某些人之間,確實存在著不尋常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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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心積慮的布局:為何需要一位“冒牌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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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博為何要大費周章,推出一個徐鶯?
時間線提供了線索。2016年,正是龐家開始系統(tǒng)追查捐贈文物去向的關鍵時期。那5件“不知去向”的畫作,像一根刺扎在南博身上。其中,《江南春》即將在九年后以8800萬元現身拍場。
如果這時候,公眾認知中龐家后人已經“敗落到賣畫為生”,那么未來任何龐家舊藏出現在市場,都會被認為是“后代變賣家產”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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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猜測,而是有前科。早在1963年,南博就以借展名義從龐家拿走兩幅畫,再未歸還。當龐家索要時,對方稱借據遺失,最后竟將畫作登記在他人名下。法院只能按“出售”處理,判南博支付幾萬元了事。
當年,南博可能以為龐家連借據都找不到,捐贈清冊更不可能保存。但他們沒想到,龐增和當年親筆寫下的137件捐贈清單,字跡工整如印刷品,每一頁都有見證人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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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鶯的登場,是這個邏輯的延續(xù)。制造一個“龐家后人”的輿論形象——落魄、賣畫、不知感恩。這樣,未來從南博流失的龐家舊藏出現在市場,就有了完美的解釋:看,龐家后代果然在賣祖宗的東西。
而真正在追索文物的龐叔令,則被污名化為“貪得無厭”的后人。研究員龐鷗在媒體上公開嘲笑龐家,正是這出戲的一部分。
更大的黑洞:冒充后人背后是文物管理的系統(tǒng)性潰敗
徐鶯事件最可怕之處,在于它揭示了一個系統(tǒng)性漏洞。
如果一座國家一級博物館,可以為了某種目的,“制造”出一個文物捐贈者的后代;如果這個“后代”可以輕松獲得公證文書,盡管這些文書后來被撤銷;如果法院認為“是不是后人”無關緊要——那么,我們如何相信那些捐贈記錄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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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家因為保存了完整的捐贈清單,因為兩代人46年的堅持,才勉強揭開了黑箱的一角。那些沒有完整憑證的捐贈者呢?那些已經離世、后人不知情的捐贈者呢?
南博曾有一任院長叫姚遷。1984年他自縊身亡,紅學家馮其庸說他是因保護文物而遭迫害。但同一位置上的龐鷗,卻在媒體上嘲諷捐贈者后人。時代變了,有些東西卻沒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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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鶯從研究病毒轉向研究龐萊臣,或許不是偶然。在某種意義上,她確實在“研究”一種“病毒”——一種侵蝕文物管理體系的病毒。這種病毒讓真跡變贗品,讓捐贈變出售,讓守護者變侵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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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春》畫卷上,明代文人描繪著江南的山水田園。而今天,那些本該守護這片文化山水的人,卻在編織著另一幅圖景——一個真假難辨、身份錯位、文物可以悄然“消失”的灰色世界。
徐鶯是誰?她背后站著誰?這些問題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的文物管理體系,到底還有多少“徐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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