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北京西站站前廣場人潮洶涌。兩位頭發花白、腳穿解放鞋的老人拎著蛇皮口袋,茫然打量霓虹。路人以為他們是進城務工的農民,卻很少有人想到,這兩個人三十年前都是北大講臺上的明星教師。
向前推回十四個月。2020年8月,王青松正在山里修渠,突然聽見狗叫。他抬頭,看見一位挺著啤酒肚的中年男子沿著崎嶇土路上來。來人正是大學同窗唐師。唐師一句“老王,你還活著?”差點讓他手里的鋤頭掉進水溝。那一夜,灶膛里的松木噼啪作響,唐師問:“你真打算讓孩子一輩子在這片山溝里?”王青松沉默良久,只回了一句:“路是他自己的,可眼下他沒得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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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松出生于1960年,河南信陽的一個小山村。家里四壁露風,卻盛產苦力和耐性。1977年恢復高考,他白天在機要局背密碼,晚上鉆進被窩背書,第二年考進北京大學政治系。那時的北大校園里,十七八歲的少年占了絕大多數,二十歲的他顯得格外老練,也因此孤僻。
讀完本科,他轉入法律系讀研。1983年研究生畢業留校,被稱為“能把行政法講出評書味兒的年輕教授”。正當名氣水漲船高,1985年全國氣功熱興起,他憑著幼時認草藥的本事,把養生理論講得天花亂墜。三年下來,口袋里滾進三百五十萬元,那在當年是令人咋舌的數字。
財富和掌聲讓王青松生出新野心。他報考哲學系博士,連續兩次名列筆試榜首卻被刷在面試門外;轉投法律系,再敗。落差襲來,他對妻子張梅說:“讀書救過我一次,為什么這次不靈?”張梅同樣郁結。她無法適應計算機,也被職稱評審甩在身后。兩顆自尊心同時崩塌,便一拍即合——逃離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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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春,他們賣掉市區的兩套舊樓,帶著那三百五十萬在北京市門頭溝深處買下二千五百畝荒坡。筑梯田、引山泉、圈羊圈、種果樹,甚至連兒子小宇都是王青松親手接生。沒信號、沒電腦、沒社交,只有星空、犬吠和雞鳴。夫妻倆的日子簡單到極致:一顆白菜從播種到端上餐桌,就是生活的全部敘事。
時間一晃進入新世紀。外面的世界從BP機跨進移動互聯網,小宇卻連九九乘法表都只靠父母口述。等到孩子十二歲,他開始追問山外的模樣:“爸爸,城里的路真會自己發光嗎?”這一句天真的疑問像一根刺扎進王青松心口。回城的念頭第一次冒出,只是被他們硬生生壓下——錢花得差不多了,回去拿什么安家?
2010年前后,地里的果樹逐漸老化,肥料、人工都要花錢,可產量并未成正比。王青松辛苦一年,賣果子只夠買化肥。積蓄越來越薄,小宇的教育問題卻越來越迫切。王青松想過賣地,可山區交通依舊落后,根本沒人接盤。僵局一直拖到唐師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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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師勸說的那兩晚,王青松和張梅幾乎是被現實推著往前走的。要給孩子辦學籍,要在城里租房,還得給自己找點糊口的活計。幸運的是,唐師幫他們聯系了老同事,先讓小宇插班到一所民辦中學,再給王青松介紹了一份法學資料翻譯的兼職。
2021年10月,他們把僅剩的三十多只羊托付給山下的鄰居,帶著一床舊被和十來袋山貨走下崎嶇山路。第一次坐高鐵,小宇趴在車窗前看平原風景飛快倒退,驚嘆聲不斷。王青松壓低聲音對妻子說:“以前咱倆信命,如今得讓孩子信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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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城的第一周,王青松租住在昌平一間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合租房。白天,他給出版社翻譯案例,晚上跑去夜校旁聽最新的法學講座,想把腦子里的老黃歷翻新。張梅則在菜市場幫人理貨,用打工攢下的第一筆錢給小宇買了英語詞典。生活清苦,卻有了奔頭。
2022年初夏,小宇參加了中考,成績雖不拔尖但穩穩拿到普通高中的錄取通知書。得知結果那晚,王青松點起山里帶下來的松枝當柴,屋里彌漫獨特的樹脂香。他對兒子說:“老師講得不懂就問,不要怕。”小宇點點頭,用山里學會的羊倌口哨吹了幾聲,似乎在給自己壯膽。
至此,王青松夫婦花盡昔日積蓄,也錯過名利場的更迭。但他們終究為兒子打開了另一扇窗。棟梁與否無人可預判,重要的是那孩子終于能夠自己做選擇。時間沒有回頭路,他們也并未打算把山中歲月歸為浪費。對他們而言,隱居二十七年,證明的是“人能在極簡里活成自己”;重回城市,則是“父母終要為孩子留出更大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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