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書趙煒回憶：84年鄧穎超80歲生日時，宋美齡專門送來一只水晶兔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清晨，北京協和醫院外依舊寒風凜冽。周恩來的訃告剛剛貼出，一封自臺北輾轉而來的唁電隨即送到中南海。落款“宋美齡”。許多人愕然，這位身在海峽彼端的“蔣夫人”緣何如此掛念周總理？知情者卻說，電報寫給的不只是故人，更是寫給周恩來身旁那位相濡以沫的伴侶——鄧穎超。

兩位女性的名字多次同時出現：一個是以“蔣夫人”身份走遍歐美的外交明星，一個是黨內外都尊重的“鄧媽媽”。政治陣營壁壘分明，可情誼卻如江水暗流。到了一九八四年三月五日，這段緣分竟被一件小禮物重新點亮——一只溫潤剔透的水晶兔，從紐約漂洋過海抵京，靜靜躺在錦盒里，成為鄧穎超八十華誕那天最受關注的禮物。

這只兔子到底有何來歷？答案藏在四十六年前的烽火歲月。時間撥回一九三八年，當時的華中戰事吃緊，武漢成為“孤島”。南京失守后，長江上游涌來大批難民，其中不少孩子在炮火中失去父母。那一年深冬，一條押運三百名孤兒的船在江口被日機擊沉，慘叫聲與爆炸聲混雜。報紙上的黑白照片刺痛無數中國人的神經，也刺痛了宋美齡。

幾乎同一時間，留守武漢的《婦女生活》主編沈慈久向社會呼吁：“再不建保育院，下一代就要被戰爭吞掉！”缺錢、缺糧，更缺號召力；沈慈久旋即找到時任中共武漢辦事處負責婦女工作的鄧穎超。鄧穎超聽罷，只一句：“孩子不能等。”她立刻擬名單、邀各界簽名，定于一月二十四日在漢口召開籌備大會。

要拿到經費，需要突破國民政府的層層撥款關口；要突破關口，就得請出最有影響力的人。于是，鄧穎超把目光投向仍駐守重慶的宋美齡。很多同事擔心：“立場差太遠，靠得住嗎？”她搖頭：“救孩子，不分黨派。”

二月初，歌樂山腳下，蒙蒙細雨。宋美齡正和幾位美籍校友準備登船去第一保育院，途經周公館時恰逢鄧穎超步出大門。兩位夫人四目相對，只片刻猶豫，宋美齡主動招手：“一起去看看孩子？”一句邀請，把兩條人生軌跡暫時拉到同一條船上。

保育院是祠堂改的，泥地潮濕，木窗缺頁。孩子們圍上來，齊聲高呼“蔣媽媽、鄧媽媽”。宋美齡察覺這里遠比想象中艱苦；鄧穎超則發現，僅憑個人捐助遠遠不夠。當天傍晚，兩人在粗茶淡飯中敲定：共同組建“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宋美齡出面募款，鄧穎超負責戰區協調。蔣介石隨后同意保育會掛靠國府社會部，表面是支持，其實也便于監視中共人員活動。鄧穎超心知肚明，卻仍應允——孩子的安危更重要。

之后三年里，保育會先后在宜昌、萬縣、遵義等地設立分院，救護孤兒逾兩萬。臺兒莊會戰期間，曹孟君率隊轉運兒童，兩百余人被炮火沖散，最終僅八人隨她抵漢。宋美齡連夜向交通部“要車要船”，才讓他們安全過江。深夜里，她抱著渾身是血污的小姑娘，頭發被汗水打濕。此情此景，旁人目睹亦難抑唏噓。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共矛盾加劇。戰爭外的戰線出現裂痕，兩位“媽媽”再難公開并肩，但通信始終沒有中斷。書信里很少談政局，更多是詢問孤兒教育經費是否短缺，或互致平安。鄧穎超轉移延安后，宋美齡仍會托熟人帶去藥品與被服；而延河邊的布包里，也常夾著鄧穎超手寫的《救亡歌》歌詞。

一九四九年歲末，蔣介石攜宋氏家族赴臺，海峽成了新的阻隔。鄧穎超進入北京，投身新中國的婦女兒童事業，日夜奔波。書信往返日漸稀疏，卻從未中斷。偶有郵包漂洋過海，里面或是英語版《兒童心理學》、或是一束叮囑保重的干花。

一九八四年春，鄧穎超在大會堂低調設宴，本想只請老戰友喝杯清茶。下午三點，秘書趙煒抱來一個沉甸甸的方盒，說是美國來件。現場鴉雀無聲，所有目光落在那層層緞帶。絲帶拆開，一只掌心大小的無暇水晶兔閃著柔光，底座鐫著英文：“For Mrs.Deng—A friend across the sea， 1984.3.5”。還有一行中文：“我與夫人救國之途雖殊，愛國之心則同。”落款“美齡”。

知曉內情的老人們都記得，鄧穎超屬兔，這在公開資料里極少提及。宋美齡卻把這細節珍藏了近半個世紀。席間有人輕聲感嘆：“記性真好。”鄧穎超撫摸著水晶兔，只淡淡說：“她沒忘。”一句話，道出兩位女性的相知與惦念。

數日后，鄧穎超回書：“廬山初識，山城同舟，頃刻五十載。幸友情未渝，念國家大義，更念久別重逢之期。”她特意囑咐趙煒，將信稿寄往紐約上東區。那年她已八十，宋美齡也八十七，山高水遠，重逢幾成奢望，可心中那份對民族未來的牽掛依舊熾熱。

這只水晶兔，如同一段塵封往事的鑰匙，折射出戰火中結下的善意與信任。政治風云變幻，人情卻未必隨波。鄧穎超與宋美齡共同搭建的保育網，曾為無數孤兒點燃生機；而跨越海峽的一封封手寫信，亦在暗流涌動的年代提醒世人：在民族存亡的關頭，有些選擇超越了黨派，也扛住了歲月的沖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