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愿斷電也不用中國技術，越南重啟核電慘遭日本退單，臉面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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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曾信誓旦旦承諾，要在2030年前建成四臺核電機組，徹底解決全國電力短缺問題。然而，日本方面突然宣布撤出合作，這一變故讓越南政府不僅財政受損，國際信譽也遭受重創。

2025年12月8日，面對媒體鏡頭，日本駐越大使伊藤直樹未加掩飾地說出真相：“你們設定的時間表過于激進，我們無法實現。”這句話毫無外交辭令的緩沖，像一記重錘砸向越南雄心勃勃的能源藍圖。

此言一出，意味著越南寧順二號核電項目在日方層面已被實質叫停。越南設想在五年內通過兩座核電站、四臺機組扭轉能源困局的宏大計劃，在工程現實面前轟然崩塌。那盞原定于建黨百年點亮的“核電之光”，如今連火種都尚未點燃。

這次退出并非普通的技術分歧，而是對越南將政治目標凌駕于技術規律之上的明確否決。

回溯事件核心，關鍵在于一個字：時間。

為何越南如此迫切？因為2030年承載著雙重象征意義——既是越南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也是國家獨立85周年。為了在這兩個歷史性時刻獻上“核電強國”的賀禮，河內強行將原本需十余年完成的工程壓縮至五年。這種節奏，在全球核能領域堪稱荒誕。

熟悉核電建設的人都清楚，這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講究的是穩扎穩打，而非突擊沖刺。參考國際案例：芬蘭奧爾基洛托3號機組從開工到并網耗時17年；英國欣克利角C項目延期14年，預算超支達220億美元。即便是技術成熟的國家，也無法跳過安全驗證和質量管控的漫長周期。

日本內部評估報告亦指出，若嚴格遵循國際核安全標準，越南項目最早也要到2036年才可能投產，甚至可能推遲至2040年。而越南執意要求2030年投運，無異于逼迫承包商在沙地上建高樓。

在這種高壓下，本就因福島事故后遺癥而謹慎萬分的日立與東芝最終選擇退出。誰愿意為他國的政治儀式承擔不可控的風險？誰又愿為一場注定失敗的豪賭背負歷史罵名？

這份焦躁的背后，是越南制造業正面臨的生存危機。

這片曾被寄予“世界工廠接班人”厚望的土地，如今卻被頻繁停電掐住了發展的咽喉。這不是夸張，而是北部工業區無數企業主每日面對的現實——“做四休三”已成常態，部分廠區每周停電三天以上也不稀奇。

2024年春夏之際，一次大規模電網崩潰直接導致14億美元GDP蒸發。資本的反應迅速而冷酷：外商投資的關注點早已從稅收優惠轉向基礎保障。

過去外企代表落地首問“優惠政策有哪些？”如今開口便是：“貴國的供電穩定性如何？”一句簡單的提問，折射出信任的流失。

數據不會說謊。2025年7月，越南新簽外資合同金額環比驟降66.7%。這不是短期波動，而是趨勢性撤離的信號。耐克、阿迪達斯逐步轉移生產線，訂單流向印尼與馬來西亞；英特爾暫停胡志明市芯片廠擴建計劃；佳能、三星也在重新評估產能布局。

更令人警覺的是，原本屬于越南的數據中心訂單，正被馬來西亞接手。這不是單純的產業遷移，而是國家競爭力的結構性下滑。

而這一切困境，某種程度上正是越南自己親手釀成的。早在十余年前，它已握有核電發展的先機。2009年，越南便與俄羅斯、日本簽署合作協議，正式啟動寧順核電項目。

可到了2016年，決策層卻以“財政緊張”“電力尚可維持”為由，單方面叫停全部核電工程。

更致命的操作在于，他們不僅停工，還徹底摧毀了本國核能人才培養體系——國內高校核工程專業被撤銷，首批派往俄日深造的技術骨干歸國后無崗可就，被迫轉行從事房地產、IT或翻譯工作。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當今日能源危機迫在眉睫，越南想重啟核電時才發現，缺的不只是資金，更是整整一代專業人才。

要在幾年內培養出2400名合格的核工程師？在一個連核物理教授都寥寥無幾的國家，這簡直是空中樓閣。

基建能力的薄弱更讓這一愿景顯得虛幻。胡志明市地鐵一號線全長僅20公里，卻耗時18年才勉強通車；隆城國際機場的征地糾紛至今未能完全解決。

而原定用于寧順核電站的土地，如今已被民房與農田覆蓋。若要重啟項目，光是二次拆遷與賠償談判，就足以拖垮本屆政府的執行力。

在一個連常規基礎設施都難以高效推進的國家，強行上馬高精度、高安全等級的核電工程，無疑是一場危險的賭博。即便忽略技術和人力短板，資金缺口仍是無法逾越的障礙。

兩座核電站總投資起步價為220億美元，相當于越南全年GDP的5%。與此同時，還有耗資670億美元的南北高鐵項目爭奪財政資源。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早已發出警告：越南公共債務已接近危險閾值。但河內仍試圖在多個超級工程間騰挪閃轉，仿佛財政沒有天花板。

當國內財力難以為繼，只能尋求外部合作。但在合作伙伴的選擇上，越南表現出一種令人費解的戰略偏執。

在其北方，有一個現成且高效的解決方案：中國的“華龍一號”核電技術。該技術已在巴基斯坦卡拉奇項目中成功應用——不僅提前半年并網發電，造價也顯著低于歐美方案，融資條件更為靈活。

更重要的是，中越之間已有實際電力合作基礎。近年來，中國南方電網持續向越南北部輸送超過400億千瓦時的應急電力，成為維系其工業運轉的重要支撐。

可就在核電決策的關鍵時刻，河內似乎被地緣焦慮蒙蔽了判斷力。他們寧愿與財政吃緊、堅持控股要求的法國周旋；寧愿與要求主權擔保貸款的俄羅斯拉鋸；寧愿聽信韓國企業的遠景承諾，甚至研究美國尚在紙面階段的先進堆型，卻始終不愿正視身邊這位擁有成熟技術、合理報價與穩定供應能力的鄰居。

這種“寧可斷電，也不靠岸”的姿態，已非簡單不務實，近乎是對國家發展命脈的自我放逐。電價飆升傷害的是普通民眾的生活成本，訂單流失摧毀的是千萬工人的生計根基。

環境壓力也在不斷加劇。40攝氏度高溫日益常態化，空調負荷激增；而越南依賴的水電系統則因臺風頻發與干旱交替變得極不穩定。

燃煤發電雖占總裝機一半以上，但碳排放約束與環保成本使其難以為繼。風能與太陽能雖受推崇，但在缺乏穩定基荷電源的情況下，只能作為補充，無法擔當主力。

12月中旬，越南將正式公布核電項目的最終決策方向。這不僅是能源政策的表態，更是一場關乎國家治理理性的大考。

如果繼續沉溺于政治象征主義，在脫離現實的時間表中空轉，那么等待越南的，或許不只是外資撤離，更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淵。

日本的退出如同一面鏡子，照見了越南核電夢碎背后的急功近利與戰略迷失。在全球化競爭激烈的今天，電力從來不只是度數的問題，它是工業體系的生命線，是國家信用的試金石。

不知當河內的官員們在燈火通明的會議室里討論外資撤離時，是否會想起那些因停電而被迫停工返鄉的年輕人？那些本應晝夜轟鳴的機器聲，才是這個國家最真實、最珍貴的發展脈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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